仝相卿评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数据库时代的勘误与辨伪

《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2193页，228.00元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当时和后世曾长期遭人污谤，然作为文学家的他却受到相当一致的赞誉。欧阳脩曾赠诗称赞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脩撰，李逸安点校：《欧阳脩全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中华书局，2001年，813页）司马光致信吕公著，也称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司马光集》卷六十三《与吕晦叔简·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320页）。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强调：“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华书局，1986年，1077页）大可反映出时人对其文学修养的肯定，故《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年，10541页）当为中肯之总结。这样一位才华卓著的文学家的作品，在北宋末年已经由弟子薛昂奉诏整理集结（汤江浩：《薛昂奉旨编定〈王安石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三期，38-42页），南宋初年更是由詹大和、王珏等付梓刊印，明清之后翻刻不绝，流传至今。

王安石（1021-1086）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成国教授整理的《王安石文集》，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系列中。刘教授潜心王安石研究多年，先后出版了《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等作品，是当下研究王安石的权威学者，王安石文集由他作为点校者主持整理，当为不二人选。实际上，在此之前王安石作品曾由不同整理者进行了多次整理，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版本查阅更为方便，文献检索更为快捷，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更为精审的整理本，对于刘教授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2372页，290.00元

通览《王安石文集》，个人以为较之前的整理本，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突破，堪称一部宋人文集整理的典范之作。

正本清源，辨明优劣

王安石文集后世刊刻颇多，如何厘清其流传过程中版本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校勘工作的底本，至关重要。有关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情况，前辈学者一般认为有两大系统：一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舒州所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即“龙舒本”系统，此版本系统传承关系清晰，学界向无异词；一是南宋绍兴年间所刻《临川先生文集》，主流观点称南宋绍兴十年（1140）詹大和于抚州临川所刻《临川先生文集》（即“临川本”）为后世所有《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据之重刻于杭州，是为“杭州本”，此后各朝据“杭州本”递相刊印，直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据“临川本”覆刻，于是明代之后“临川本”与“杭州本”并行于世。仅少数学者认为“临川本”早已亡佚不存，后世《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为“杭州本”（刘成国：《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编撰、刊刻及流传再探——以“临川本”与“杭州本”关系为核心的考察》，《文史》待刊稿），此观点响应者极少。

“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

刘教授通过细致爬梳，对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源流做出了重要判断，他认为：北宋薛昂奉诏编撰王集，至迟宣和四年（1122）已经完成（《整理前言》，第9页），然因靖康之难致使流传不广。王珏刻成的“杭州本”，主要依据的是家藏王安石文，以及薛昂所编王安石文集的遗稿（《整理前言》，16页），为后世流行的《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临川本”是在两宋之交刊刻于闽、浙地区的王安石文集基础上刊印的，其卷数应为一百八十卷（《整理前言》，10-12页），与一百卷的“杭州本”属于两个独立的版本系统，具体篇目颇有差异（《整理前言》，17页）。而且，何迁本翻刻的并非南宋詹大和“临川本”，而是元明递修的“杭州本”（《整理前言》，22页），故可认为，明代以后“杭州本”处于一枝独秀状态。通过考证辨析，刘教授完整梳理出王安石文集近千年刊刻流传的历史脉络，以及诸多版本之间的因承关系，这是之前整理者并未厘清的重大问题，从而为文集整理奠定坚实基础。

在梳理出王安石文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刘教授使用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覆刻本作为底本，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龙舒本”为王安石文集现存最早刻本，然其收录作品两千两百八十一篇，与何迁覆刻本收录作品三千一百二十二篇相比（《整理前言》，25-26页），阙失过多。在古籍校勘底本选取时，学者总结了三个标准：“第一，版本刊刻时间较早；第二，版本一般应当是足本，内容较同一部古籍的其他版本为多；第三，精校精刻本。”（王瑞来：《古籍校勘方法论》，中华书局，2019年，第4页）何迁覆刻本无疑满足至少后两个条件，以它为底本，以“龙舒本”为主校本，对校以由宋到清所刊能够寓目的十一种王安石文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藏王珏刻、元明递修，黄廷鉴校的“递修本”中黄廷鉴校语是根据宋本而来，之前整理本从未得见，本次整理全面补入；再结合《皇朝文鉴》《古今绝句》《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十余种他校资料，以及部分石刻文献，为《王安石文集》整理的准确性提供了资料保证。

校正勘误，后出转精

古籍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讹脱倒衍等诸多舛误，这就要求整理者根据各种资料比勘校正，尽力恢复古籍定稿时的文本面貌。在数据库检索技术提供极大便利的当下，校勘需要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具备更高的文本解读能力、思辨能力和问题意识（刘成国：《机遇、挑战与回应——数据库时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以宋代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二期，131-137页），这在《王安石文集》中有很好的体现。

例如，王安石撰《贺庆州杜待制启》中有“眷内阁之近班，督帅臣之重柄”之语，校勘记云：“‘帅’原作‘师’，今据龙舒本、递修本改。按，杜待制为杜杞，时以天章阁待制出为环庆路经略安抚使，不得成为‘师臣’。师臣，谓居师保位之宰执。”（卷八十一，1404页）就是利用了宋代职官制度进行是非裁定，而其他整理本或无辨析，或称“师臣”不改（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845页；王安石撰，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55页；王安石撰，聂安福等整理：《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425页）。又如：王安石在为弟王安国撰写墓志时，其他整理本皆云王安国“以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947页；《王文公文集》卷八十八，938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1585页），刘教授以出土北宋张庚墓志为线索加以考证，已经辨明王安国卒于熙宁十年（刘成国：《新出土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与王安国卒年新证》，《历史文献研究》2017年第二期，127-130页），故本次整理予以删除并作校勘记：“‘八’上，原有‘以熙宁七年’五字，据递修本、嘉靖五年本删。龙舒本亦有此五字。黄校曰：‘四十七’下，明刊本多‘以熙宁七年’五字，则黄所见宋本并无此五字。”（卷九十一，1579页）这是基于对宋代人物生平了解所下的结论。又如：王安石在陈之祥墓志记载，他“业进士，其中等以皇祐元年”，校勘记称：“‘元’，原作‘二’。按，《正德姑苏志》卷五：‘皇祐元年’冯京榜，陈之祥，质子。今据改。皇祐二年（1050），无贡举。”（卷九十五，第1649页）检其他整理本，此处皆为“皇祐二年”（《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986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1648页），这是利用宋代科举制度做出的正确判断。再如：王安石撰写的宗室赵世仍墓志，记载了他熙宁元年（1068）去世之后，“用二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永安县”。校勘记称：“‘十七日’，原为‘十九日’。据递修本黄校改。以上诸宗室皆同日葬于熙宁二年二月十七。”（卷九十八，1701页）检之前整理本，皆做“十九日”（《临川先生文集》，1017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1697页）。实质上，这是基于对北宋宗室丧葬制度深入了解基础上的改动。北宋宗室的下葬有固定的程序和制度性规定，宋太祖和宋太宗子孙，去世之后一般权厝京师开封佛寺当中，遇宗室重要成员下葬时，一起从葬永安县（今河南巩义），其下葬时间也是固定的。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这次宗室安葬，主葬人物不详，计有十二位宗室同时从葬，分别由王安石和郑獬撰写墓志铭（华明星：《北宋宗室丧葬研究——以“权厝”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71页），故此处“九”当为“七”之误。以上数例，皆属于刘教授以深厚的宋代文史知识为基础，对王安石文集中出现的讹误做出的准确裁断。类似精彩校勘在《王安石文集》中颇多见之，向读者呈现出一种更为准确的《王安石文集》文本。

此外，对曾巩母亲吴氏墓志的校勘，则显示出刘教授慎改原文的原则。与部分整理者以石刻文献为依据径改传世文献不同，刘教授根据所得吴氏墓志拓本对校集本，计有九处不同皆出注不改原文（卷一百，1723-1724页）。笔者曾对北宋出土墓志中与传世文献吻合者加以对校，发现文字不同之处除了部分为传世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外，还有部分不同源自丧家对文本的润饰，其中体现了丧家与墓志撰写者的不同理念，传世墓志的定稿权在撰者，石刻墓志的定稿权在丧家（仝相卿：《北宋碑志文形成中的丧家因素——以石本、集本对比为重心》，《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五期）。此处慎改传世文献的做法，笔者颇为赞同。

《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仝相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51页，78.00元

存疑辨伪，扎实可信

对王安石诗文的辑佚，自南宋李壁开始，迄今不绝。随着各种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出版，辑佚拾遗更是屡见不鲜，然其中往往真伪混杂。刘教授在文集正文后，还有部分底本未收录的诗词八十一首、文八十七篇，其中诗词文十七篇为前人所未辑，一篇前人已辑所拟标题为“与吴正宪公书”，刘教授以《紫薇诗话》为底本，根据内容判断，受书人当为吕公著，故予以纠正为《紫薇诗话》中的标题“与吕晦叔书”（1808页），为《王安石文集》完整性的提高提供了资料基础。

而且，刘教授对前辈学者辑佚诗词文中的五十一篇进行存疑辨伪，大体排除了非王安石所作而误收的作品。对于王安石诗词的辨伪，学界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积累（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77-327页），而王安石文的辨伪，《王安石文集》中此次的工作具有首创之功。一方面，刘教授利用王安石生平经历作为遗文辨伪的重要根据。如《论邕管事宜》一文，很多学者利用它来讨论广西壮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李富强：《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0页；玉时阶等：《南丹土司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86页；何先龙：《土司制度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237-238页；黄家信主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信仰与土兵》，民族出版社，2016年，240页；等等），经刘教授指出，是文乃宋神宗元丰年间的作品，此时王安石已经退居江宁，不应再上此等奏疏措置边事（1867页），当可信之。同样的方法还辨析了《上蒋侍郎书》（1871-1872页）《回皇亲谢及第启》（1878页）及《除辞掖谢杨舍人启》（1879页）等。

另一方面，刘教授以王安石的职官信息作为遗文辨伪的判断标准。如《乞废玄武湖为田疏》一文，后世影响亦大，不少学者以之为据写入论著当中（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水利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396页；杨植、王燕文主编：《南京历代风华》，南京出版社，2004年，327页；张立汉主编：《中国山河全书[下]》，青岛出版社，2005年，3102页；等等），刘教授强调，是文撰于熙宁八年，当时王安石已经复相，绝不可能撰此文（1867页）。与之类似的还有《除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1868页）、代人撰《贺降皇太子表》（1869页）、《上龚舍人书》（1874页）、《再上龚舍人书》、俞仁寿女俞氏（1880-1881页）和吕惠卿父吕璹（1881-1883页）墓志两方等。

误收之作的掺入很容易误导读者，若以之为据，会导致对王安石的研究平添错误，贻误学林（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对北宋沈遘文的辑佚与辨伪，见林阳华：《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三期，91-95页；周小山：《〈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质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二期，59-60页）。刘教授这次对自南宋以来王安石诗文辑佚做了系统辨伪，剔除诸多似是而非的诗词文章，功不可没。

阅读疑惑，斟酌处理

阅读所及，部分疑惑之处胪列以下，以求教刘教授。

首先，诗词文章写好之后，作者自己反复修改以达到精益求精，应是文人雅士作文之常态，故有学者强调，作者的“真迹”属于文本生成过程中的“草稿”阶段，其后完全有为了完善而改动的可能，使用所谓的真迹作为校勘依据时需慎重（[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李贵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227-310页）。这或可体现在《独归》诗的改定上。诗中云：“陂农心知水未足，看云倚木车不停。悲哉作劳亦已久，暮歌如哭难为听。”整理者曰：“‘陂’原作‘疲’，今据朝鲜本改。按：李壁注曰：诸本皆作‘疲农’。余于临川见公真迹，乃知是‘陂’字。”（卷三，44页）此处刘教授以李壁见到真迹为依据，改“疲”为“陂”。然结合诗文本身含义，农民劳作甚久已有力竭之势，看云等雨望眼欲穿，田间庄稼水仍不足，如暮歌如哭，生动描绘了一幅疲民晚归图。而且，与下文所云“而我官闲幸无事”的“闲”，形成鲜明对比，故个人以为用“疲”文意更胜，有无可能是王安石之后所做的修改，或需斟酌。

其次，在叙述苏安世子嗣时，王安石称：“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庙斋郎；炳文，试将作监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二人：适进士会稽江崧、单州鱼台县尉江山赵扬；三人尚幼。”整理者在注释中强调：“‘二’原作‘五’，據递修本、永乐大典卷二四〇四所收此文改。”（卷九十二，1595页）此处前有“子四人”，后对应“女五人”或者“女二人”，应都属于总说，王安石所撰墓志皆如此，其后分别说明儿子和女儿的现在情况。若改为女二人，后面三人尚幼，既无法照应男四人，也无法兼顾女二人，或需再考虑。

最后，刘教授他校使用萧定基神道碑、曾巩母亲吴氏墓志等拓本时，拓本上定有碑志撰者、书丹者和篆盖者等的结衔，类似内容或可在注释首题不同时一并添加，更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

综合以上，刘教授在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底本选定，在前辈学者整理基础上的校正勘误、辑佚辨伪，都付出大量心血，为学界呈现出尽可能准确的《王安石文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教授以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对待文集的整理，其微信朋友圈或抛出疑问朋友之间各抒己见，或称小憩梦中辨识异文，还曾专门召开小型学术沙龙，邀请数位学者就点校完成稿内容质疑“批判”，正是这种态度和毅力，成就了这部整理精审的宋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