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近现代的思想家，除了明治时期的福泽谕吉和战后的丸山真男，好像被介绍到中国的不算多，有大影响力的就更少了。近来有左翼文评家柄谷行人登陆，面对中国听众强调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风谲云诡的时代重读马克思的重要性，让国人了解到了日本思想界的另一面。但总体来说日本思想对中国影响基本上不大，这跟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历史进路的巨大影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也难怪，毕竟中日两国都是在西潮的强烈冲击下打开国门大力吸收西学搞现代化的，自然眼光都投向西方，在各自国家影响力大的思想家也确实都是来自欧美。
事实如此，毋庸讳言。笔者六年前在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是如何阅读现代思想的？》一书中就说到过这个问题。近代以来双方原创性的思想都严重倚靠从西方输入，那么彼此之间就真的没有可以交流的东西了吗？笔者在多年的阅读中发现日本还是有不少很有意思的学者思想家，毕竟大家都曾面临西潮冲击的命运，类似的经验会让彼此有不少共同语言吧？看一下日本学者如何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各色各样的西方思潮，可能对我们不无启示。
别的不说，从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学界对西方学问的研究几乎没有中断过，大都走在中国学界前面，比如在熊伟先生去海德格尔那里听课之前，就有好些日本青年学者去接受现象学的熏陶了。天长日久的介绍和研究，至今已有非常深厚的积累。很多我们有过的困惑，他们也都经历过。如此经历相似的两个国家，大概在地球上不太容易找得到吧。
《中国是如何阅读现代思想的？》书影
初识林达夫(1896-1984)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笔者的日本老师，从神奈川县到上海赴任的茂木诚先生托他兄长从日本给我寄过来一大批书，其中有一套是著名的平凡社出版的六卷本《林达夫著作集》。当时虽然已研习日语多年，说老实话对日本思想界情况了解甚少，大致不出上述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的范围，而最主要的兴趣都在西方哲学上，茂木老师给我寄来的也大都是日译的西学名著。所以尽管老师说这套著作集肯定对我有用，我还是束之高阁，拿起康德海德格尔继续阅读：毕竟那是一个西学占据中国学界主流话题的时代，中国的读者对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思潮都显示了强烈的兴趣，不独我一个人也。
《林达夫著作集》书影
过了一些时候，到外国专家办公室聊天时茂木老师借了本新书给我，封面上写着《林达夫及其时代》，是跟鲁迅颇有渊源的日本另一家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的。我的这位老师虽然是教日语的，其实是日本思想史的专家，对西方哲学也很了解，那时我们刚开始阅读的福柯德里达什么他在年轻时早就读过了。这位与村上春树同世代的学者，喜欢村上的作品，我读村上的作品就是经他介绍并进而喜欢上的。所以林达夫的传记既然是他的介绍，我相信他的眼光。拿回家没过几天就读完了，发觉林达夫这位胡适之的同时代人很有意思，作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在战前就严厉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开战前不久，他还在写评论批评日本政治家的政治运作的不成熟，担忧因此而国民受到连累，言论尺度之大，令我读了有点后怕。而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伊始，他就知道日本打的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于是索性退隐到东京附近的湘南家中，养养鸡，侍弄侍弄花草，不再跟当道者费口舌了。
林达夫传记的作者文笔好，叙述极流畅，读完后令我对这位思想家忽然兴趣猛增，想知道他是如何准确预测时代走向的。要知道当时日本有很多大腕文人学者名流都参加什么什么报国会，包括著名的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们，都在批判西方没落腐朽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要用日本的“八纮一宇”(日本式天下主义)的皇国思想去“超克”西方的现代性。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的确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也在对外战争中打败了大清和沙俄，因而自信大增，可也因此有点忘乎所以，渐渐地以为西方列强不是自己的对手了。而林达夫的判断迥异于当道，也跟很多同时代知识人大相径庭，光这点就显得很异端。不过有意思的是，林达夫的这个判断跟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倒是很一致。熟知美国国情的这位日本海军首脑，据说曾讲过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看上去自由散漫，似乎没有日本那样高效率地统治的能力，可是一旦开动起来，则是拥有取之不竭的力量。到底山本五十六在哈佛镀过金，做过日本驻美大使馆的武官，对美国的实力有充分了解，比日本军部的那些陆军出身的高官对世界局势要清楚得多了。而在这点上，林达夫这位对西方的思想文化造诣极深的人文学者的判断也如出一辙，虽然他只是小时候跟当外交官的父亲一起在西雅图住过几年而已。
林达夫，摄于1966年
笔者后来到日本留学，正好专业也是思想史方向，跟林达夫学问的路径很相似，于是就抽空读起了他的著作集。六卷本在许多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中不算多，可读他的书颇有山荫道上目不暇接之感。文笔之好尚其余事，他的学问淹博，对西方文化的传统非常熟悉，除了西方古典和现代哲学外，他尤其重视中间一段，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就我的印象来说，跟钱钟书和金克木有很类似的地方。他在书信里赞美过的欧美思想家有美国大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和英国哲学家以撒亚·伯林。我想，他对政治的判断之所以胜过同时代人不知凡几，跟他对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是分不开的吧。当然日本有些学者也深研西方文化，最后却变成国家主义者，跟着政府一起唱起“八纮一宇”的高调，所以严格说来学问并不能保证政治取向，这不管在德国还是在日本，似乎哪个国家都一样。(卡尔·施密特学问之好一时无两，结果怎么样呢?) 而在林达夫，对西学的精深造诣的确让他对世界局势和日本的政局做出了非常精准的判断。
林达夫的著作集里有一篇至今读来很有意思的随笔《中国留学生》(原文是“支那留学生”，在此按照现在的习惯稍作修改)，标题里引用的那句话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这篇随笔写就于1946年，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吧。
林教授的第一节课
林达夫一生在大学和出版两个领域工作，跟通常的学者很不一样。除了教书育人外，他编辑过杂志和日本最有名的百科全书。岩波书店至今还在发行的思想评论杂志《思想》向来为学界推崇，早年著名编辑中就有林达夫。当代史学大家、英年早逝的托尼·朱特说过，如今知识人要对社会有影响力，光待在学院里写写普罗大众看不懂的论文早已无济于事，需要在媒体上面发表大家都读得懂的文章才行。林达夫似乎早就悟到这点，好像是朱特的先驱似的(他们在对二十世纪的看法也有很多相近之处，比如林达夫对“极端世纪”的判断跟朱特高度评价的法国大思想家阿隆几乎完全一致)。
《现代思想》“林达夫与现代日本思想”专辑
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达夫在很多中国名人读过书的著名私立大学法政大学兼课。他在《中国留学生》一文中说，中日战争爆发前，他教书的这所私立大学里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新学期开始后他到人文学系的教室一看，竟然约九成是中国留学生，而日本学生只有四五名！他和别的日本教授都很困惑，这个课该怎么上？究竟是应该以他的同胞为主呢，还是要考虑到这些占绝大多数的异国学子的要求，重新考虑授课大纲呢？的确，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打工的机会，干扰求学的诱惑也不多，从林达夫的记述里可以知道那些留日前辈读书都很认真。林达夫说，跟他的那些有气无力的年轻同胞比起来，中国来的留学生充满活力，也有对未来的期望，让他感动极了。林达夫当然不是不问世事的书呆子，他知道留学生里面也有个别人是混个文凭镀点金了事的，但总体上中国留学生那种积极向上，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好好学本领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林达夫。他说自己虽然不是藤野先生，也想为那些有理想的年轻人做点事情。
上第一节课时，看到眼前二三十位中国留学生，林达夫即兴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对了解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究竟上什么课很有价值，笔者就不嫌长把主要部分翻译一下：
各位中国的留学生，贵国的小说家里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物，他就是鲁迅。鲁迅有一篇幅不长的作品《风波》，想必大家都知道吧。不知大家发觉没有，那部作品里所描写的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小说里所没有描写的中国现状的基础之上的。我想说的事实是，至少在过去的中国，城市和乡村是各自独立的世界，几乎没有交流。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不是作为准确的新闻传播到乡村，而是像流言蜚语一样，像是被歪曲了的传言，并且传达的时间极其滞后，像片段一样传播到农村去。比如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在集市上，或是在哪家人家的后门等地方贴着耳朵小声地说，就是这样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把左右国家命运的消息、国家大事传播到农村去。《风波》正是如此，剪不剪头发，这就是农村里的人所知道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这样，不管是国家层面的事情还是农村层面的事情，都是在城市和农村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中国的宗教也显然是如此。中国的宗教分成性质迥异的国家宗教和农村宗教。法国的社会学家马尔塞·葛郎热——此人是非常杰出的中国专家，他写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收入《人类进化丛书》。葛郎热以此为主题，还写过《中国人的宗教》。我会在这门课上边介绍这部著作的大概，同时围绕我的宗教学讲义的中心题目，也就是关于规定宗教本质的内容讲课。会先讲法国社会学，主要是介绍杜尔凯姆学派的方法，然后批判地考察以普列汉诺夫为主的一系列历史唯物论者的主张。这些就是我想在这一年里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内容。
这样的教学大纲，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水准的吧？可见林达夫教授真的很想为邻国来的年轻学子做点事情。开始上课不久后的某一天，林达夫遇到了一个从上海教会学校来日本专攻艺术学的留学生。那位留学生要到林达夫教书的大学读研，但似乎日语还不怎么流利，两人就用唯一的共同语言英语聊了起来。那位青年告诉林达夫自己读过丹纳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书，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林达夫就告诉他要读哪些书，年轻人都一一做了笔记。有着一双苍白而漂亮的眼睛，殷勤有礼又不认生的年轻人给林达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林达夫开始认真学习关于中国的学问，要为来自异国的留学生助一臂之力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把他的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有四十张桌子的教室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了三四个日本学生。林达夫说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他没能当成藤野先生。
进入沉默的年代
时局一天天坏下去。没能为邻国培养那些热心向学的年轻学子的林达夫，在研究越来越不受当局欢迎的西洋人文学的同时，还继续写评论，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进入沉默期。他在停笔前不久写的那些评论，放在今天来看依旧很有力量，让人佩服他的勇气和远见：在那样日益黑暗的岁月里，他竟然能够那么尖锐地批评时局。比如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写的《新经院哲学时代》一文里说：“这几年里，我们看到了精神主义的高扬。可是这种精神主义通常就连接强制接种牛痘的效果都没有，好比是极度空虚的人工培养的东西而已。最糟糕的精神主义是形式主义……一想到后世的历史学家和喜剧家如何描写我们的时代我就会冒冷汗。就算拍马屁我都无法说出一个我们时代令人自豪的东西。”在这样的文章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秉着良知发言的日本知识人，看到他在一个逼迫知识人沉默的时代如何用他的智慧进行抵抗的。中国现代史上有位大人物说过，面对纷纭错杂的思潮和形势，要立定脚跟截断众流。虽然说这句话的人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做到，而东瀛的林达夫却真的基本做到了。
1971年的林达夫
两年前去世的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一样，也是林达夫的铁粉。鹤见在耄耋之年为平凡社编辑过三卷本《林达夫选集》(大小跟我们传统的巾箱本差不多)，很受新一代读者的欢迎。多年前他在给林达夫的著作集写解说词的时候就说过，林达夫是日本现代史上错得最少的一位大知识人。读者诸君可别小看这个评价哦。人生实难，大道多歧，要做到这点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不容易。林达夫之所以能够做到，那是因为他有强大的底气，他向启蒙时代的大师伏尔泰学习，哲学大师柏格森学习，向文豪瓦莱里学习，亲自动手翻译他们的代表作。还回溯到文艺复兴，向朝气蓬勃的伟大时代的大师巨匠们学习。连一般研究思想哲学的人不太关注的《昆虫记》那样的巨作，他也不顾高龄把它翻译成日文，至今还收在著名的岩波文库中，成为有数的长销书。总之他能博采西方思想的众长，在生活中也实践那些理念，最终都成了他的血肉，成了他真正的精神养料，让他在黑暗的岁月里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记得阿伦特有本书叫《黑暗时代的人们》，写了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她的同辈人本雅明等人，写出了在黑暗时代里人性的光辉，精神的力量。如果要选一个日本现代史上那样的人物，林达夫当之无愧肯定可以入选。模仿余英时先生写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说林达夫是西方文明和日本文化进行嫁接的最高结晶之一。林达夫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一年后写的“思想的命运”里有句话笔者一直很喜欢，在写论文时引用过，在这里再引一次与大家分享吧：
卓越的思想不会因为连根拔起就变得虚弱、枯萎，而是在新的土壤和环境里获得生机，茁壮成长，变得越发根深叶茂。
有很多植物在离开原产地、移植到遥远的外国的土壤后，水土反而变得更加适宜，生长得更加繁茂。在我看来，为数众多的外来思想也像树一样完全适于移植的土壤，并且还能在新的环境里熠熠生辉(译自《思想的命运》)。
日本近现代的历史，似乎已经为林达夫的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脚。（文/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