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学术》，罗志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昨天的与世界的》是我到北大教书后辑成的第一本面向非学院读者的书，这些文字大多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因写作机缘不同，虽不免时泛迂远之气，毕竟说话相对随意。而原序中所说的一些题外话，如今回看，颇有些感触。
我是2003年初“非典”起而不宣的时候到北京的，当时如果公布了，我就会延迟赴京，甚或就不会去了，因为导致我离开川大的“契机”，就在那期间改变了——
2002年我们历史系通过的两位博士生导师被学校否决了，我是分委员会的主席，不能不引咎辞职。学校当然挽留，先是一向很少过问他事的刘应明院士（时任副校长）拨冗给我这个后辈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说及两位中的一位别处已有大用，可以不必坚持了。随后分管校领导来寒舍晤谈，说得很坦诚，曰学校也不能没有面子，可否各退一步，两中上一？于是我们达成妥协。但这建议“上会”后却未能形成决议，无疾而终，于是我也就践诺北上了。
稍后川大更换了校领导，新校长是外来的院士，在“非典”警报解除后，带了八位部处院系领导专程到京请我吃饭，命回校服务。这样的阵仗，至少我是头一回遇到。对于校长的礼贤下士，不能说不感动！但我也只能诚实告诉校长，我已不是小青年，不能言而无信，既已正式入职北大，恐怕一时很难离开，唯有期以后来。事后想想，若“非典”提前公布，我的北上时间就要延迟数月。在此期间，很可能就被新校长挽留，便又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了。
因感恩北大对我的收留，并予以超高的待遇，所以到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闭门读书教书写作，不在北京演讲（北大校内除外）。这个规矩基本遵循，在京十多年，只有极个别的时候以不公开发布的方式在校外有过几场演讲。这样的心态在初版序言中隐约可见，其中引了两段话，一是张彭春说“在他地教授者，多喜来京”。而“至京则懒惰优游，毫无出息，不如前之勤奋”。一是傅斯年说陈寅恪在清华能“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我是心里带着这两段话进京的，常以自勉。学问做不到前辈那样高的境界，至少在勤奋上可以跟进。
由于重看书中关于“非典”的命题作文，回忆起昔年的情状，不免心动，乃说些题外话。言归正传，本书的新版在两年前已经与三联书店签约，同时签约的还有最近刚出的《风雨鸡鸣》。因为两书同时编，所以内容有调整。其中本书“影响历史的人物”一编悉数移出，放到《风雨鸡鸣》中了。而新增的文字也不少，整体从原来的六编改为现在的七编，各编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小的调节。因为人物的移出，书名的副标题也改为“从文化到学术”。
虽然签约已较长时间了，因我长期未交出新版序言，书的编辑也一再推迟。适谭徐锋工作室想要出此书，承三联书店高谊，同意转让。出版社惦记的背后，大约是读者的不弃，对此个人铭记在心，既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既又签新约，新序的撰写也不能不加快了。
看稿时对比新增的文字和昔年的文字，颇觉那些年的心态比现在更积极，参与意识也更强，对学界的一些自以为不顺眼的现象，颇欲贡献意见。其实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社会，包括常被诟病的大学管理层，虽总有让人不满的一面，却也有着不少温馨的人和事。这样的两面性，从上述我辞职的经历就很可看出。然而当年的建言，还是偏于批评的多，而赞扬的少。后来新增的篇目，就要恬淡平静许多。可能是因为马齿渐增，锐气日减。不过最后一文里无意中提到了将无同和苍茫等人眼中闪烁的火花，或许那时的人就是比现在更理想化，亦未可知。
那是一篇为徐芳的《中国新诗史》所写的书评，尽管出以非学术的形式，探讨的却是一个大问题——诗歌何以离我们而远去？中国本是一个诗的国度，读诗写诗曾经相当普及。这个数千年持续的传统，一直延展到二十世纪，却在世纪之交寂然淡出。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不声不响地消解一个长期延续的传统，窃以为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重大题目。
再插一段题外话，我自己少年时曾在前辈指点下学过旧诗，不过尚未入门（连韵都没来得及认真背就忽然可以考大学了），仅略知好坏，属于眼高手低的一类。大学虽然读的历史系，仍带点文学青年的遗风。进大学的第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出了陈寅恪的文集，七册中我仅买了三册，就是《柳如是别传》。在陈先生的著作中，这是一般史学中人最不看重的一种。而且我们那时真没什么钱，买这三册书是要少吃很多份肉菜的。就因以前读过柳如是的诗，那句“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感觉能以如此疏淡的文字抒写深情，必是高手。惭愧的是，或因随后心思逐渐转入史学，那书买来也没认真看，然而对诗的感情是持续的。
要知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个没有诗的文化，一群没有诗意的人，是不是缺了点什么？那篇书评的题目是“历史的不完全”，所本的是徐志摩的看法——历史如果“没有一部分想象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而本书的题目出自闻一多那句“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当我们心怀如此理念时，却要面对一个逐渐无诗的中国，能不有深深的“不完全”感？
今天是冬至，昔以为阴极阳起之日。记得某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是为盼。
2019年12月22日于青城山鹤鸣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