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回首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悠悠76载。殷鉴不远，警钟长鸣。该如何去铭记那段历史？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知名军事研究学者沈克尼的新作《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不失为供世人冷静思考历史得失的一部佳作。
《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
所谓“兵要”，即用兵之要，“地志”，即地方志、地理志，而“兵要地志”则特指用于作战的军事地理志，即部队拟定对敌作战计划时所需要的各方面战场资料，包括天气、地形地貌、道路、后勤补给等多种要素，并延伸到经济、政治、民族、宗教和人土风情等多个方面，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战场调查，既是军事地形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军事情报学的一部分。
《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一书中所指的兵要地志，主要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针对中国战场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基础上编撰、绘制的图文并茂的军事资料，是当年日军对华作战的绝密文件。由于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这些兵要地志绝大部分被日军焚毁，或被盟军缴获，少数幸存的也尘封于相关的馆藏里鲜为人知。
看过电影《虎!虎!虎!》或《珍珠港》的观众八成还记得，在日军突然发动对美太平洋舰队的袭击前，早就安排间谍以夏威夷日侨的身份测探港湾水文信息，并观察纪录美舰在港的泊位和进出状况。而在我们更早的黑白记忆中，电影《地雷战》里“鬼子”工兵小队长乔装成“老太婆”偷地雷、摸情报的桥段则恐怕更为深刻——艺术的表现固然令人可发一笑。事实上，日军对中国的觊觎远在“二战”前就早已开始，持续百年既久。
相较于偷袭珍珠港的“战争赌博”，日本对华的战略野心则可谓“徐图远略”。早在“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占京畿门户天津一役，不少欧美新闻记者就发现，“日本最低级别的士官也都持有天津地图，而不少联军将官则经常要找他们查阅。” 诚如乔良将军在本书序言《沈克尼：奇人与奇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远在我全体军民奋身而起、浴血抗战十四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这个觊觎华夏大好河山已久的近邻，就已把其攫取的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份份地搜集情报，一张张地绘制地图，及至‘九·一八’后侵占东北、‘七七’后侵华战争全面打响时，日军对中国兵要地理的了解，常常在中国军队的战地指挥官之上。这是何等让人痛切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中期与日军大打小打、会战决战、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沈克尼 受访者供图
翻开这部《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除了恰如乔良将军所说的，“日军对中国兵要地理的了解，常常在中国军队的战地指挥官之上”，以及由此罗列呈现的地图比例之精确、数据之翔实令人触目惊心外。日军在掌握地理、守备、器物层面之上，早已开展对中国全境国民性的调研分析，则更令人不寒而栗。比如提到江南地区汉民族的特性时，“个人主义。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提到广东人，“教育较普及。统治指导层面应比其他无知蒙昧中国人要深虑”。除了大而化之，在写到湖北人的性格分析时，除了汉口篇幅较长，其他诸如麻城孝感天门荆门宜昌等地，全有细化罗列。这些“感性”的文字，当然不值得我们今人去“对号入座”，但足见其目的明确、用心之深。在对待汉奸一项甚至写明，“若他们表面有清廉的君子名誉心，当用隐秘的办法收买”。
书中一位日本情报官员在1939年写就的报告中还曾提到，“中国人这种‘（要）面子’和‘没法子’贯穿整个上流和中流社会，他们的爱国精神接受的全是‘排日、抗日’的教育和训练。现在，即便是加入了盟国的新中国，‘面子和没法子’依然如故，并且还在延续。”这话，但愿是他做春秋大梦的一厢情愿。而吾辈自当闻者足戒，引为镜鉴。
沈克尼 受访者供图
迟浩田将军为《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一书题签，“历史不能忘记”。该书作者沈克尼，祖籍浙江崇德（今属桐乡），1952年4月生，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做过建筑工人、出版社编辑。从政后，历任宁夏民政厅副厅长、巡视员，宁夏政协常委，曾获记公务员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工作之余，钻研军事理论和野战生存训练。1997年获全国十大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2015—2017年为国防大学兼职教授。2021年入选陆军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前沿课题组特邀专家。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中校、上校和大校军衔，著有畅销书军民两用版《野外生存》。
而在广大军迷乃至军事、军史专家中，沈克尼更是声名远播。微观战史作家余戈就曾说过，“研究敌人对我们的研究，用意自然在于警世，但这首先基于内心如猫头鹰般的惕厉与自警，此君正是当世之曹刿、魏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匹夫’二字标准其实高得很，‘老百姓沈克尼预备役大校’这个名号，可以诠释其中玄机。”
近日，沈克尼在内蒙腾格里沙漠瀚海远足途中，分多次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邮件和微信专访。他特为点出，书中配有200多幅图片，包括军用地图、书影和部分老照片，“这些图片绝大部分属国内首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以下笔谈以对话形式呈现。
沈克尼在腾格里沙漠远足图中发来的实时照片
【对话】
《野外生存》、《生存手册》同年出版
澎湃新闻：据说你在上世纪80年代写出《野外生存》一书。1996年总参将野战生存纳入新的《陆军训练大纲》，此时重新出版的《野外生存》一书被下发全军连队。
沈克尼：我的《野外生存》一书于1986年出版，当时我军这方面的书是空白！后来才知道，这本书与世界著名特种部队英国皇家特别空勤团教官约翰·怀斯曼的《生存手册》是在同一年出版。怀斯曼是英国探险、求生专家贝尔的师爷。
澎湃新闻：同样是面对一片未知的地域，民间驴友的视度和职业军人的视角会有何不同？能否结合你最近的一次探险经历聊一聊？
沈克尼：民间人士野外遇险想到的是脱困，活下来。而军人除脱困之外，还多一项完成任务。我向以军人自诩。八十年代初我在宁夏贺兰山中野游，设想自己如果是深入敌后的侦察兵，或是飞机失事的空勤人员，在食宿无着，且有敌情顾虑的条件下如何活下来？在这样的思考指引下，产生了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野外生存》。
澎湃新闻：一般而言，你在野外出行前会做哪些准备，会做哪些调查研究，以及一般会随身携带哪些装备，结合个人的野外生存故事讲一讲。
沈克尼：首先肯定读当地历史地理的书，了解当地民俗。出发前，我会带上多用途小刀、指北针和地图。另外就是要多带衣服，哪怕不穿带回来。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方块雨布用途很大。我进腾格里沙漠，中午用方块雨布利用棱坎（意为“田野中的土坎”，记者注）搭遮棚遮阳休息，晚上裹在身上还能防寒。方块雨布可架帐篷、包裹干草或棉衣、棉被捆扎可以当作渡河时的浮包。在越战期间，美军还把方块雨布系绳作为降落伞空投武器装具。
现代战争，突显战场人文调查的重要
澎湃新闻：我首先看了这本书的“附录部分”，介绍了“兵要”与“地志”的源流。既然是应用于军事目的，人类的战争史起码经过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转变，相应的，在你看来“兵要地志”的内涵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沈克尼：地志，即地方志、地理志，古己有之。中国古代，特别是边疆省区的地方志，冷兵器时代由于戍边屯垦的需要，记录较详细的山川地理、人文、物产，包括兵防战史的史料，这是近代军队用于拟制作战计划的“兵要地志”雏形。现代战争，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形的障碍减低，地形资料的获取相对方便，这就突显战场人文调查的重要。
澎湃新闻：在当代打赢“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归旨下，“兵要地志”应该涵盖近哪些新的内容？
沈克尼：《孙子兵法》有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随着战争样态的演化，我在书中《日军的航空兵要地志》中已经叙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对德国宣战后，陆军飞行大队首次参战，对中国青岛的德军要塞进行突袭。而在1928年，日军出兵山东，派出飞行队侦测胶济铁路沿线，并迅速制成二点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战用图”，这是日本航空摄影在实战中的首次应用。可以说日本航空兵作战和航测的首次实战应用，都是在中国山东完成的。航空兵要地志属于特种兵要地志，自飞机座位飞行器应用于军事之后，航空侦察也成为战场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关注飞机场、民间航空、防空设施和轰炸目标等。今天尽管空袭成为战争的重要手段，而无人机也早已运用于实战，但万变不离其宗，兵要地志的主要调研要素是不变的，当然，随着高科技装备的出现，各要素更加细化、如气象等。
日军陆军和海军航空兵照相机 受访者收藏、供图
日军陆军和海军航空兵照相机 受访者收藏、供图
兵要地志，无外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军事评判
澎湃新闻：我很想知道通过你的研究，东西方间关于《兵要地志》的调查和编写，背后有哪些关注点上的异同？同时，国民党军和共产党人的军队在编写《兵要地志》，背后有哪些关注点和差异？由这些异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上有哪些不同？
沈克尼：“兵要地志”一词源于日本，中国也用。俄国原来称之为“军事统计”，我们翻译成“兵要地志”。美军称之为“战场情报准备”。名称不同，内容无外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军事评判。
国民党军的陆军大学有70多课时的《兵要地理》或《兵要地学》的课程，属于参谋业务，但流于“学术”。而保定、黄埔军校的培养初级军官的院校只教《地形学》。国民党军兵要调查依参谋本部下放的表册，逐项简要填写上报，未见实际用途。而我军从战争中发现兵要地志，即战场调查的重要，刘伯承、陈赓、皮定均等十分重视，并有具体的工作指示。
澎湃新闻：《兵要地志》开篇头两章，分别论及京畿和边疆。我注意到你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北京志》，能否谈谈书中提出的疑虑——到底是清廷内部泄密还是现地侦察获知？
沈克尼：日军百余年前编辑的《北京志》，参加编写的有日本军队、地方各行各业的人等，各司其职情况清楚。当然涉及军机的部分，也不乏有清廷的内鬼泄露。
澎湃新闻：新疆一章节，首先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探险家，在我过往的印象里，发现楼兰古国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最为出名。我想请问，一般意义上的探险家或以探险为名行军事侦察之实的伪探险家观察纪录的角度一般会有哪些不同？
书中配图：日军绘制的《北京城图》
沈克尼：百年前到中国西部“探险“的名人，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别夫佐夫、马达汉之辈，还有日本的日野強，都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他们主要任务是军事测绘，同时调查兵要地志。如我在百年前俄国总参谋部编的《新疆北部兵要地志》和《蒙古科布多兵要地志》都见到由普尔热瓦尔斯基提供的资料。他们因此由尉官升到将军。由于他们搂草打兔子的地理和考古发现博得的巨大名声，掩盖了他们的军事目的。在我看来，斯文·赫定是个规矩的探险家，但斯坦因就不同了，旧陆军大学的《兵要地理》的教材中就提到斯坦因的“探险”有军事目的。
澎湃新闻：在“日军首脑机关对中国各战场的观察视角”一章节，你提到石原莞尔，实际上他主张七七事变后，不要马上开辟淞沪战场，而是染指南洋，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进而“和美国进行最终的战争”。实际上，日军却用较短的时间拿下上海进而攻陷了南京。怎么看待日军参谋本部《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的成果？
百年前的日军兵要地志 受访者收藏、供图
沈克尼：战后日军曾将侵华战争的失利，乃至整个战争的失败归结为兵要地志调查的不足和错误。比如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就写道，“驻在中国的年轻情报武官的日常活动重点，大部分在探索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往往忽略了用兵时所需的地势调查工作。结果在第一次（1932，‘一·二八’事变）、第二次（1937，八·一三事变）上海附近作战中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而经历了一番苦战。”
冈村宁次这么说，自然是有所指。实际上，日军《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是1937年8月16日，日军下达总动员令并派遣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开赴上海的第三天匆忙印发的“急就章”。
澎湃新闻：《兵要地志》“卫生志”中谈到了731石井部队编写的卫生志，从中可以看出日军细菌部队的哪些罪行？
沈克尼：我见过731部队石井少佐的《兵要地志调查研究的着眼点》的文件。731部队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调查对苏作战的野战卫生，包括水源卫生等。除此之外，其任务还有《远东河流地志参考》、《伊尔库茨克——莫斯科间航线气象》等，涉及司令部工作的作业。广为人知的人体细菌实验是731部队罪恶的一部分，更大的战争阴谋被掩盖了。
日军窥视觊觎台湾的野心已久
澎湃新闻：我个人一直有个疑惑，甲午战争是在朝鲜和东北打的，为何在《马关条约》中，日本“北辙南辕”执意要清廷割让台湾？是否之前日本就对台湾的“兵要地志”有所侦察和了解？
沈克尼：日军窥视觊觎台湾的野心已久。较早登陆台湾进行军事侦察的是，1873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他对台湾苏澳港进行所谓的田野调查，因为不是兵要地志，我书中未提到此事。但他这个人不仅在甲午海战中参与指挥，1895年5月，还出任过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
日军“十三年”式望远镜 受访者收藏、供图
日本海军军官佩剑 受访者收藏、供图
澎湃新闻：日军《台湾兵要地志概说》编写完善了多年，在你看来相较于对中国其他内陆省份的调研，这本概说有哪些独具的特点？
沈克尼：台湾被日本占领长达50年之久，日本曾先后测绘了6套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不可谓不下“功夫”。但我看到日本“台湾军”在其兵要地志中对台湾山地“3000米以上高山有62座”的记述时，还是十分惊诧。熟悉台湾地理的人都知道，台湾是个海岛，相较于3.6万平方千米的面积来说，高山密度之高位居世界第一，仅中央山脉3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180座，全岛超过3000米以上的高山有200多座，这基本可以说是个“常识”。战后日本军方和史学家，如曾任陆上自卫队参谋长的山田一次，史学家藤原彰等就把战败责任推给兵要地志中的错误或调查的不够，这从反面说兵要地志的重要，同时也颠覆了我对日本人一贯精细的印象。
从参谋业务的角度看，日本兵要地志的调查方法既有值得参考的部分也有缺失。历史上，明治维新后师从德国军事教官和德军《操典》训练出来的日本军人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普鲁士军人的刻板教条，在兵要地志的编写上严格按照其调查规程的八个主要项目，颇有“八股”之风，一成不变。比如日军“五号作战”的战役目标是攻占西安和重庆，但其编写的川陕两省兵要地志，遵从其“八股”科目，并无作战目标西安、重庆、成都等主要城市的情报资料。不从实际作战出发，“教条”程度可见一斑。
书中配图：著者收集的“满铁”调查部图书馆部分藏书
澎湃新闻：书中写到台湾多高山，强调山地要慎防低温——联想到今年甘肃白银马拉松事故多人丧生，你又是野外生存专家，有何建言？
沈克尼：“白银事件”发生在甘肃，原甘肃省军区司令员陈知庶将军立即告诉我要起些作用。我立即在《今日头条》等网媒上转发了我的原载于《世界军事》杂志的《高原寒区野战生存》的文章，首要一条就讲到在高原山区要防失温。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在《兵要地志》一书中关于台湾的论述就有两章，关于海岛、岛国的论述加起来有五章，这样的安排显然关注到了现实——台湾、钓鱼岛、南海争端。谈谈你这样的安排对于加强普通民众国防教育的意义？
沈克尼：这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完。关于钓鱼岛我在书中提到：明治24年（1891年），田口源太郎、安藤纯著《新撰日本兵要地志》，书中对被日军侵占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有如下记载，“明治五年全岛属我国。首里旧琉球王居城，城内第六师团步兵队分屯。”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地图有宫古、石垣、与那国岛，独独没有钓鱼岛。由此可知，钓鱼岛并不属琉球，更不属于日本，这是铁证。
书中配图：明治二十年（1887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编撰的《兵要地志》
书中配图：日军《“中部支那“气象便览》
书中配图：著者收集的《伊犁纪行》
澎湃新闻：日军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一章节，能否举例日军的描述造成了哪些战略误判？对于我们而今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哪些镜鉴？
沈克尼：当年侵华日军把了解敌对国的民族特性，写进《作战纲要》，而日军《兵要地志》中对我国各省人的特点都有调查记述。如对湖南人没有一句坏话，对广西人没有一句好话。另外，我在书中列举日军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并非表达某种认可，仅仅是一种呈现。
日军兵要地志中对居住在台湾的福建人和江西人都用了“轻佻浮薄”的字句。我曾问过日本教授，在日语中“轻佻浮薄”是否就是中文里“轻佻”的意思，后来读到稻叶正夫编写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中对日本人有如下评价：“时逢艰危，人人仍在背后说三道四，专事批评，这也是日本人的通病。”看到这话，我心里释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