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不会质疑，虚假便有机可乘，随之登堂入室。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的《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是一本关于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不会质疑，因而让虚假大行其道的书。他关注的首先不是经济欺诈、身份盗用、不实广告或兜售假药这样的事情，而是虚假信息被人们在不加警觉和验证的情况下，轻易当成了可靠的知识。
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但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所提供的不一定是具有真实价值的知识。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时需要保持怀疑和警觉。许多人都太容易被近在手指尖下的信息所诱惑和迷惑。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和如何寻找真相。这种趋向对个人思考能力、公共生活品质和民主政治都可能造成长久的危害。
互联网是一个真相论争的战场
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可以通过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则来得到验证的可靠信息。林奇本人是一位哲学教授，但他并不把信息和知识的区别只是当作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他是从民主公共生活离不开真实可靠的知识这个角度，来讨论网络信息不可靠和不真实的问题。他要强调的是理性、真实和思想自主（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虚假成为对自由的威胁和侵害。当然，其他形式的公共传媒也存在虚假信息，这并不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才有的问题，但互联网让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变得更复杂，也更不容回避。
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传媒，如林奇所说，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寻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或科研机构来主导真相。……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但是，互联网也是世界上控制和扭曲真相最强大的工具。谁控制了信息或知识，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来加以扭曲，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互联网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自己可以变得更为警觉，更加努力地不上当受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盲从。为此，林奇特别提出了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回音室效应（echoing chamber）。回音室效应指的是意气相投者聚在一起，同声相求，相互反馈，不断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觉，轻易盲从。与回音室效应同时发生的是“信息流瀑”(或“信息流串”information cascade)，它指的是个人处在一群人当中，有意无意接受别人的影响。不管自己有没有想法，都跟着别人学样。所学之样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凭猜测来推断别人的意思。
这两种效应都能使不同的意见越来越有分歧，而且激烈和极端化。同声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门”的效果，在一个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里，人们听到的是那个嗓门最高的声音。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所有的人都会把嗓门拉高。情绪联网大大加剧了斗争和争吵时“比嗓门”的激烈程度。虽然现代群众社会一直就有回音室和信息流瀑效应，但便捷、快速的网络社交大大加剧了它们的冲击范围和强度。
丧失理性与社会碎片化互为因果
多元的民主社会，需要避免用暴力去处理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对立。这就要求不同观点立场的人遵守共同的认知规则，这些规则需体现民主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尊重他人的价值等理念。但是，互联网时代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障碍，即理性的碎片化。对此，林奇提出的问题是，“互联网使我们不那么理性了吗？”他忧虑的不只是个人理性，更是公共理性的丧失。在一个理性碎片化的时代，该如何锲而不舍地坚持理性和真相？他对网络信息的警示，也是从这个一贯的问题意识出发的。
公共理性的丧失与社会的碎片化是互为因果的。在碎片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处于与他人隔绝和脱离的状态之中，因而无法与他人进行有关公共事务的交流，并有所共同行动。林奇引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先表达过的忧虑：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对于社会中越来越加剧的隔离和碎片化，波普尔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从不打照面，办事的方式是孤独隔离的个人用文字信件或电报互相联系……这样的虚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个人化的社会。”
波普尔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林奇补充道，人并没有沦为彻底隔绝的孤独原子。见面说话也好，写信、电报、敲键盘也罢，无论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际交往总还是人际交往，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个体人，而是相互隔绝的部落。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伙，形成一个个隔绝的“部落”。信息传播的“部落化”，会对人们接受信息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让人们能够在自我限制的范围内，只选择与自己相同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别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这阻碍他们克服自己的轻信和盲从，使他们无法具备有效民主公民所需要的那种公共理性。
林奇把轻信或不加思考地接受互联网虚假信息视为“思想自主”（intellectual autonomy）的缺失。当我们接触互联网上的信息，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时，在相信它之前，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我有相信它的理由吗？这就要求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正因为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更加紧迫，所以今天美国的学校教育中更加强调批判性思维教育，这也是中国的学校开始重视的一种教育。
互联网时代的批判性思维
林奇指出，“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以及网络和媒体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政治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分裂开来。”批判性思维不只关乎个人的认知和思考能力，而且关乎维护公民社会的自由机制和防止社会分裂。
早在批判性思维成为今天通行说法之前，杜威就在《经验与教育》一书中说，提出“反省性思维”，即“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反省性思维要求训练和耐力，“（一个人）可能还没有细加思虑便匆促结论；可能疏忽或减缩了求问和求知的过程；可能因为思想懒惰、反应迟钝或没有耐心而一有‘答案’便以为解决了问题。一个人只有在愿意暂时不下结论，不怕麻烦继续研究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反省性思维。”
在《民主与教育》一书里，杜威还指出反省性思维在群体交流中的另一层含义：只是思考，但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为。我们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别人充分了解。这时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会显露出来。“一个孤独存在的人很难或不能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省，也不可能从中总结出清楚明了的意义来。”
这一层意思的反省性思维突出了思想的社会作用和公民行动意义。反省性的批判思维既是针对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也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轻信和盲从，以及在是非、真假问题上的沉默和袖手旁观。作为反省思维的批判性思考，它的“批判”不是吹毛求疵地挑错，也不是上纲上线的指责他人，更不是给别人戴帽子、打棍子。它是一种自觉严谨的慎思明辨，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一种怀疑精神，包括怀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们引向确实的真理，但能帮助我们抵制虚假信息、宣传、洗脑和自我欺骗。
在林奇那里，真实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批判性思维体现的是人的自主性，而欺骗和洗脑则是对个人自主权的侵犯。当我们说一个人具有自主性时，首先指的是他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他的行动能够有所归属；其次是要求免于外在约束的自由，一个自主的人不是被其他人操纵的人，或是被强迫去做符合其他人意志的事的人。
林奇对这本书的美国读者说，“政府在以各种方式削弱我们的自主权，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因此，独立和批判地思考，抵御虚假和欺骗，珍爱和保卫你被欺骗和误导所侵犯的自主性，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文/徐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