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可是，也不能一天到晚都“躺平”啊——没资本，也没实力。对于我来说，盛夏翻书，大约是最好的消遣了。读到几种佳作，胡乱涂抹几笔，公诸同好，聊博一哂。
张求会著，《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
著者研究江西义宁陈氏家族有年，成果丰硕。在阅读《陈寅恪家史》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就不时浮出一副耳熟能详的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可是真正要落到实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贯穿全书的密密麻麻的脚注，以及将每一个议题都当作单篇论文竭力经营的背后，无不倾注着著者的心血。
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的大名，学过一点近代中国史的人，也许都不会感到陌生。不过在读这部“家史”之前，我对陈寅恪父祖也就知道戊戌变法那点事儿，除此之外则不甚了了。著者穷年累月，不辞辛劳，旁搜博讨，对义宁陈门，尤其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仕宦生涯及相关史事，作了详尽的梳理和周到的考察。凭藉着深厚的文献工夫和敏锐的历史感，可以说本书让吴宓的那句评论愈显深切著明——“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陈寅恪虽然不是著者的直接研讨对象，却可以说是本书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因此通览全书，无疑有助于把握陈氏的学术趣味和思想取向。正如吴宓所说：“寅恪自谓少年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书中对陈寅恪的家学花费了不少笔墨，也是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即使著者围绕陈寅恪的话题蜻蜓点水般撩拨一下，也很值得品味。譬如，陈寅恪那句极其有名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书中直言“后世无数士子纷纷强作解人”，接着来了一句——“除却史学家的自谦抑或自嘲之外，也未尝不能将其视为隐藏于陈寅恪内心深处的‘述祖意识’之自然表露”——静心细思，深感此句解读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比起冗长的论文，这几十个字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效。类似的例子书中所在多有，读者自能识之。
王汎森著，《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本书原名《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初版于1985年，是作者早年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我久闻其名、一直想读却一直未读的思想史论著。
作者表示，当初“着手撰写此书时，一方面因当时关于太炎的系统研究不多，故可供参考的论述实在有限，另一方面是格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以致无缘得见不少相关论著，所以下笔之时，大多重头起造，从零碎的枝节中试着构建太炎的思想世界”。站在今天的立场反观往昔，可见作者史料驾驭之高超、史学表述之老到。
从目录看，“导论”“生平”“思想背景”“与清末今古文之争”“民族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对儒学传统之冲击影响”“结论”，顺次而下，脉络明晰。这样的叙述结构如今在其他学术思想史著作中也不难看到，甚至可以说司空见惯，但放在数十年前，对于思想变化“纷杂万状”且极具深度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既要将他的思想加以提炼（所谓“概念化”），又要避免板滞，对研究者确为艰难的考验。——作者善于抓大放小，分寸拿捏得当，其机敏睿智在本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者不仅对纷繁庞杂的历史有深入的把握，洞见迭出，而且能出之以优美的文字，引人入胜，所以在当今史坛大放异彩，一有发表即云集景从，亦在情理之中。“中国近代思想是一中、一西两辆对驶而过的火车，章太炎与许许多多的人正处在这两列火车对驶的交会区中。”“转动一个门把有时候需要上百年，可是一旦门把转开了，它就带来巨幅的改变。”这样生动活泼而耐咀嚼的句子可谓俯拾皆是。王先生的论著目次规整，却丝毫不令人生厌，上乘的文字无疑立了大功。所以，虽然历经四十年的淘洗，仍熠熠生辉。
高波著，《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作者姓高，又是罗志田教授在北大任教时的高足，本书开篇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开”——“每个人都联系于历史，又都以不止一种方式联系于历史。传主的人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仅仅等待显现的作品，而是一个在其独特的人生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多种解释可能的未完成的作品。”更具体地说，“作者并不是兰克意义上的历史客观主义者，不认为研究者必须通过不断地清除自我，将自己变成一面只反映史实的客观之镜，才能达到对历史的‘真理解’。在作者看来，研究者的自我并不是理解的障碍，倒是它真正可能的前提。”一般的传记作家都视传主的一生是“已经完成了的”，即所谓“盖棺论定”，所以立传只是尽描叙之义务，将起承转合勾联成篇。显而易见，本书的态度迥异时流，段位非凡。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对话”。
在我看来，本书“高开”而能“高走”，得力于作者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扫描”——在把握时代背景（而非局限于张东荪一人的言行）、寻究思想来源这两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为细腻地捕捉张东荪的心路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要说本书的优长，我想不妨抄录许纪霖教授的推荐语：“作者将张东荪放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和研究同时代的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张君劢、李达等思想者共同经历的思想历程，并以此作为背景来与张东荪比较，因而传主的思想是有着生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烘托的三维世界。而且，作者对19世纪西方思想家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以此来发掘张东荪思想的西学渊源和更广阔的国际背景，这种能够将中西思想打通来做的年青学者是不多的，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显然是佼佼者。”倘若读过此书，大致会同意笔者的判断：这段推荐不夸张，不浮泛，绝非溢美之词。
沈国威著，《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西学东渐是近代东亚史上影响至为深巨的一件大事。在“西潮·新潮”的猛烈冲击下，从政治制度、思想学术到伦常日用，几乎无一不变，切切实实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西方之间“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王国维语），风云际会，有过殊死搏斗，也有过海誓山盟，无数的戏码在东亚上演。《新语往还》就是从词汇的层面展示这具体而微的结构性变化。
书凡五编，“导论编”基本可以看作概念介绍和学术史梳理，后续的四编则是重头戏，章章出彩，幕幕可观。“新词创造编”第一章主要考察了日本兰学（侧重《解体新书》）的汉字新词创制，第二章对来华传教士各种英华字典的译词作了详细的辨析，第三章则“以严复为例，考察作为母语使用者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新词、译词创制上的贡献”。“语言接触编”分别讨论了近代中国人对日语的态度，“日本途径”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晚清士人面对东洋的“丑怪字眼”的不安和挣扎。“词汇交流编”由四章组成，分别以黄遵宪《日本国志》、《时务报》古城贞吉的“东文报译”、《辞源》、任职中国海关的德国人编的英华辞典为对象，戮力寻绎文献，深究译词的相关问题。“辞源考证编”对“热带”“陪审”“化学”三个译词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入微的考索，极见功力。
从上述未免大打折扣的简介中不难看出本书内容之丰富，作为语言交流史的外行，初读之下，耳目一新的地方几不可胜数，而又毫无饾饤之感。就印象而言，是书深挖史料的工夫和独到的见解，令笔者猛然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周振鹤与游汝杰两先生合作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优秀作品给人带来的新鲜刺激总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大概是刺激的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把日语当作一门外国语的？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许多东西是很耐人寻味的。再如，日本大学图书馆藏的词典、辞典之多，是我不曾想象的，联系书中的相关内容，似乎可以将现实和往昔无缝对接，徒增感慨。当然，近代词汇交涉辐射的内容极多，本书自不能面面俱到，一网打尽。比如，化学元素名基本上采用来华传教士的译制，医学术语则是日本译名更胜一筹，笑到最后，这中间的经过究竟如何，限于篇幅，本书并没有展开调查。有心的读者不妨顺藤摸瓜，更进一步，作深入而具体的探究。如此这般，一本书的启迪之功也就达到了，就像一粒种子偶落心底，说不定什么时候催生出一个奇思妙想——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收获更让人欣慰呢？
谢正光著，《清初遗民与贰臣》，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大约二十年前，笔者有幸在上大学期间听过谢正光先生的讲座，具体题目早已忘了——应该是跟明清遗民研究有关——但谢先生的大名从此永驻脑海。五年前，谢先生的《停云献疑录》纳入“六合丛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付梓。没想到，“六合丛书”换了出版机构，又推出了作者的新作，即《清初遗民与贰臣》，题旨更为显豁。如能两书并观，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近来越发觉得，优秀著作的一大功能就是“破执”——令人打破执念，感受历史的浩瀚和人心的诡谲。“遗民与贰臣”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是，迄今人们常常陷入这样的迷思——“忠明之遗民与仕清之贰臣之间，界线分明，水火不相容，汉贼不两立，自清初以来，此论调在朝在野，早有共识。史家为清初士人立传，忠明者得入《遗民》《殷顽》之录，仕清者则列《贰臣》《从周》之传。非黑即白，清楚明了。凡此皆世所熟知。”
而本书的一大着力点就是破除这种执念，当然采用了最见真章的文献考证方法，最直截了当的题目就是“遗民与贰臣交游考”——“遗民”和“贰臣”绝没有后人想象的那般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如《读万寿祺<野果山禽图轴>》一文结论所说，晚明“遗民”到了清初，投靠“贰臣”门下，其实际动机相当复杂，有的出于谋食，有的可能出于谋求政治掩护，有的出于情谊，有的出于问学，也有的出于治学的共同兴趣，或谋取行旅上的种种便利。无论如何，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共识，投身并不等于降清。
也就是说，本书的一个中心旨意是，努力跳出《贰臣传》设置的“阐释框架”，卸下“政治操守”这把紧箍咒，尽可能在实际的场景中考察史事，品评人物，不再局限于五伦中的“君臣”一义。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论世知人。为此，作者与黄晦闻、邓之诚、陈寅恪、钱宾四、王蘧常等一众硕学大儒“较量”，又对他们在历史上的遭际给予了解之同情，其用心良苦尤值揣摩。
是书收入了十篇论文，最早的写于1978年，最近的完成于2017年，跨越了四十个春秋，题旨并不限于“遗民与贰臣”。例如《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考论》一方面“考述《万年少先生年谱》成书之始末，举其得失”，一方面则揭发罗氏的明遗民研究，其实含有“利用治史为手段，以达取其现实政治中之目的”。再如，《从明遗民史家对崇祯帝的评价看清初对君权的态度》《钱牧斋之酒缘与仙佛缘》等文，光从题目看，即不限于“君臣”之义，而别有怀抱。
前些天偶然读到乔秀岩先生为《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而写的序言，文末说“我相信李霖这部书不会拥有大量读者，但应该会得到不少孤独的人们的支持”。乔先生的这番话，窃以为，也适用于此书——“孤独的人们”与之相遇，内心深处或许不免产生隐秘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