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乘火车去天津。在同一个车厢里，有来自各个向中国派出远征军的国家的士兵。为了彼此能够聊天，大家通常讲一种中国式的萨比尔语。也就是说大家用每个士兵都能在中国学会的那些词来表达，配合用手比画，可以理解彼此的意思。不过，有时候也会产生误会，一个人想要烟，结果另一个人递过来的是盐。
——莱昂·西尔伯曼（Léon Silbermann），1908年
1900年，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万国路”上，参加万国博览会的世界各国在各自的展厅中展示当时最先进的建筑设计和技术。这个全世界的“理想国”是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理想城市，然而这个梦想在距离13000英里（8343公里）以外的一座叫天津的中国城市已经变成了现实。20世纪初，世界主要强国的侨民汇集到了这座“大都市”，在这里战斗、交流和共存。与巴黎的“万国路”不同，天津多样化的面貌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后来的历代政府都努力维护殖民时期留下的印记。事实上，天津堪称当代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座城市，居然有十个帝国主义强国通过一系列发生在东亚的战争在这里获得了租界，并一起在天津扎下根来。这些战争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英国、法国和美国获得殖民地）、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德国获得租界，1898年日本获得租界）和义和团运动（1900年俄国获得租界，1901年意大利获得租界，1902年奥匈帝国和比利时获得租界）。
19世纪90年代的天津风貌
为什么全世界都对天津感兴趣？因为这座城市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毗邻渤海湾，扼守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15世纪时，天津就已经成为一座巨大的军营，镇守着中国首都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天津发展成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同时也是通过大运河向北京运送物资的集散地。天津还是仅次于北京的中国第二大政治和知识中心，虽然它靠近清帝国宫廷，但毕竟还有140公里之遥，这个距离足够远，使天津能够享受到更加“自由的”环境，更有利于商业、艺术和政治活动的发展，从而吸引外国人来到这里。天津还是中国真正的外交首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华帝国两位强大的政治家——李鸿章和袁世凯——先后在这里生活和办公，他们是清廷内亲西方的“现代派”政治团体的领袖。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对外国帝国主义并没有逆来顺受：起初，中国政府向外国列强提供租界，目的是既与列强保持一定距离，又能维持中国对国土的主权；后来，中国现代派精英又主动将天津改造成与外国列强互动和交流的优先之地。
在现代西方人的认知中，天津不是耳熟能详的地方，但在20世纪初，天津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世界性大都市之一。除了天津，有哪座城市的大街上能够随处可见中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加拿大人、丹麦人、挪威人、澳大利亚人、越南人、蒙古人、泰米尔人、拉吉普特人、旁遮普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德籍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各种无国籍人士？义和团运动之后，天津逐渐变成了一个浓缩的小世界，大小列强在这里不断地互相影响，大部分时候友好合作，偶尔也针锋相对。天津在世纪之交构成了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特殊的观象台，因为列强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并在天津驻扎，彼此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除了列强之间的斗争，还时刻伴随着与当地人有关的各种对抗，既有中国精英之间的，也有平民和军人之间的。在天津，国际性的社会互动数不胜数，影响着列强之间的关系，有时使之改善，有时却使之恶化。
中华帝国与其他殖民帝国一样吗？
长时间以来，19世纪的中国在史学家眼里是一个衰老、封闭、颓败的帝国，在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打击后才被迫开放了国门。17世纪中期，在中国占多数的汉人遭到了少数民族满洲人的强权统治，世界列强在19世纪下半叶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清朝的皇帝，即天子，凭借庞大的行政体系以及文人精英阶层统治国家，22行省分别组成了省及特殊行政区。在每个行政区，行政长官大权独揽，统管司法、经济和宗教事务。清朝的帝国政策依靠的是现代的国家组织，其基础是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资源的统筹利用。清朝皇帝凭借强大的军队统治着帝国，与明朝的中国军队相比，清朝军队与奥斯曼土耳其、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更加相像，拥有着移动迅捷的骑兵、炮兵、火器和高效的后勤。依靠发达的灌溉系统和运输网络，中国在18世纪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扩张，清朝皇帝们因此胸怀世界大同的抱负：18世纪末，乾隆皇帝相信清朝的统治可以扩展到所有文明程度发展到了足以崇敬中国的民族。因此，拥有世界大同和扩张理想的并不仅仅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同样是在18世纪，中国几代皇帝委派欧洲设计师在夏宫修建了一些代表世界各地的园林，里面陈列着来自欧洲各国的旗帜和物件。世界大同的抱负推动着中国皇帝在18世纪末努力扩张，这些在边疆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成本高昂，而且过程曲折。这些军事行动掏空了19世纪初的清朝国库，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困难。
望海楼教堂
清朝统治的中华帝国在对外扩张的同时，按照以中国为中心的三圈政策来维持对外关系：第一圈是直接控制的民族，第二圈是经常向中国进贡的民族，第三圈则是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野蛮人”。在中国的东面和南面，是从朝鲜到尼泊尔等附庸国。在中国的北面和西面，中国与另一个强大的帝国——俄国维持着和平关系。另外，中国与更远的一些国家也保持着接触，但将这些自以为强大而且穿着“古怪”的部族视为与动物相近的“野人”。尽管有一些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皇帝身边担任顾问，在外交和科学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中国皇帝始终与大多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保持着距离，让他们居住在一些指定的地区。这种安排其实是后来出现的租界模式的源头。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当局采取“广州模式”，将与欧洲人之间的所有贸易集中到广州这座南方海港城市进行。中国皇帝允许大部分隶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国商人在澳门获得许可证后，于十月至三月间来到广州经商。欧洲商人和印度祆教商人的贸易活动必须通过中国中间人即“公行”，后者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金额巨大的关税。在英国对茶叶、丝绸和瓷器需求的推动下，广州的商业活动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实现了快速增长。为了平衡贸易赤字，英国将印度鸦片卖到了中国。1839年，中国基于经济和卫生原因禁止鸦片贸易，于是英国人出兵攻打了广州，还占领了上海。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英国人于19世纪40年代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外国租界。随后，更多英国模式的租界发展了起来，它们都有一个港湾、一座码头、一片外滩、一些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一座赛马场和一幢幢门前竖立着圆柱的大楼。在租界里，外国人可以享受法外治权。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构成了亚洲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既是中国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连接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还是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和文化接触及交流的窗口。由于中国独有的地域广度和人口密度，列强不得不改变殖民模式：租界与殖民地截然不同，它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是一种新颖的契约式的解决办法。19世纪末，中国赋予了世界列强各种特权，包括租界、租借地、铁路、矿山和国债。1899年，整个中国共有45个对外开放贸易的城市或港口。
天津外国租界参差不齐的发展
天津距离大海50公里，与其他中国城市相比是一座新兴城市。天津的命运与海河息息相关，海河因为冬季经常被白雪覆盖也被称为“白河”。虽然多次遭到海河泛滥的蹂躏，但天津也因为海河的航运贸易而拥有发达的经济。在这座被洪水和干旱反复蹂躏的城市，水的控制至关重要。10世纪时，天津仅仅是一座军营，随着蒙古人在北京建都，天津在1272年成了一个省的行政中心。15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将都城从南京迁移到了北京，以便更好地控制中华帝国的北方边境和资源，天津因此获得了长足发展。天津的使命是保护北京抵挡来自大海的危险，控制京杭大运河的运输，保障北京的粮食供应。天津还是中国北方的食盐存储和贸易中心。天津的商业活动主要得益于其交通枢纽地位，多条道路与海河和大运河在这里交汇。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天津已经是一座四海为家的人聚居的城市。在最早来到天津的欧洲外交官——荷兰人（1655）和英国人马戛尔尼爵士（Macartney，1793）与阿美士德爵士（Amherst，1816）——的描述中，天津是一座繁荣的经济中心，北方的自然资源和产自肥沃南方的产品都在这里转运。天津周围的地区即直隶1669年成为省，繁荣的经济使天津1726年成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1842年，天津的行政区域除了城垣里的内城，还有3座城镇和399个村庄，总计442282名居民。
英国人希望将天津变成对华扩张的基地，从而在整个中国北方站稳脚跟。在马戛尔尼爵士和阿美士德爵士率领的外交使团无功而返后，1860年，一支英国和法国联合派出的远征军通过武力逼迫清政府开放了天津口岸，对外通商。随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多个外国租界先后在天津建立了起来，此时距第一个租界在上海建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天津居住。中国政府将土地永久性地租给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天津城垣以南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叫紫竹林的村庄，中国人允许外国人在这里居住，于是海河右岸建立起了最早的三个租界。虽然欧洲人打了胜仗，但中国政府毫不客气地给他们安排了这片布满水沟和坟地的沼泽地。尽管如此，外国人对这里还挺满意，因为紫竹林毗邻海河，船舶在附近的河道里可以自如地操纵和停泊。
租界的划界由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英国军官联手完成，分别是兼任法国驻天津临时领事的法国海军上尉奥古斯坦·特莱福（Augustin Trève）和英国皇家工兵军团少校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后来成为英帝国最有名的几位“英雄”之一。外国军官需要和清政府的刑部侍郎谈判中国房地产业主的补偿方式。英租界占地面积31公顷，法租界24公顷，美租界9公顷。30年后，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殷森德（John Innocent）详细描述了租界的建立过程，他强调查理·乔治·戈登发挥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英租界位于一大片菜园之上，靠近西面即现在的维多利亚道有稀稀落落的几个肮脏的土屋，从维多利亚道至大沽路之间是一片高粱地和沼泽地，还散落着几座坟头。面对诸多不利条件，戈登规划了一块外滩、一条道路和多幢大楼，他还在地图上划分出众多小地块，于1861年8月根据事先设定的条件进行拍卖。
英国和法国领事将地块以99年期限租给欧洲人。租界的规则规定欧洲承租人需要支付年租金，年租金的一半缴纳给中国政府，另一半则用于租界的市政建设。1861年6月2日签订的《天津法租界土地租赁条款》第11条规定：法国人或法国人的被庇护人自愿租用土地时，需每年为每亩土地支付2000铜钱作为固定租金，一半缴给中国国库，另一半缴给法国领事，用于修路挖渠等市政工程。由于英租界距离城垣更远，租金相对便宜，每亩土地每年的租金只有1500铜钱。为了发展租界，外国居民自愿参与投资，主要用于排污、铺路、铺砖、修路、公共照明和娱乐场所的建设。法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一起缔造了一种新颖的合资方式来发展租界的市政建设：土地整治也是1861年中国与列强签订的协议的组成部分。一条主干道将各国租界连通，主干道在每个租界里的区段命名鲜明地反映出各国的身份：从南到北，法租界的大法国路连接着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到20世纪初又连接了德租界的威廉二世大街。租界内禁止建造中国式的房屋，即使在那些卖给当地人的土地上也不例外。选举出的市政委员会负责租界的管理和市政发展的规划。
最初20年，天津租界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除了联军士兵，1861年居住在天津租界的外国人只有13名。他们是一些商行或传教使团的代表，在租界里建造了最早的一批房屋。实际上，大多数外国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更喜欢居住在租界以外，也就是城垣以内，这样距离顾客或教徒更近。1860—1900年间，法租界与其说是“法国的”租界，还不如说是一个天主教的小王国，是各个传教会的避风港：1865年，遣使会、耶稣会、圣母圣心会几乎租用了整个区域。
两个俄国人和一个瑞士人在河边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尤其是俄国人，而没有一个法国人买地。于是法国领事请求遣使会和耶稣会帮助他为法国保留张家湾和八里桥胜利（1860）的记忆。理解法国领事的意图后，两个传教使团购买了天津法租界四分之三的土地。慢慢地，俄国人巴图也夫（Batouieff）、斯塔特泽夫（Startzef）和瑞士人卢（Loup）修建了一些房屋，神父们也进行了一些建设。
从一开始，法租界和英租界就有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法国和英国的侨民反而在各自租界的外国人当中占少数地位。1869年，传教使团在租界以外靠近城垣的地方建成了阿尔比教派新罗马风格的圣母得胜堂，用于纪念1860年的远征军，建造资金来自遣使会的资助和大主教区天主教徒的捐款。由此，法国履行了在中国保护天主教徒的使命。这个重要的天主教传教设施的建成并没有等来大量直隶省民众前来朝圣，19世纪末天津的两百万居民当中只有几万名天主教徒。后来，教会的一些极端行为和一些围绕着圣母得胜堂的谣言（尤其是有关租界的天主教育婴堂多名婴儿死亡的传闻）导致一部分当地居民和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1870年6月21日，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开枪射杀了一名中国官员，从而引发了著名的“天津大屠杀”，除几座教堂被焚毁，还有很多人被杀死，包括丰大业本人、3名教士、10名仁爱会修女、3名被误认为是法国人的俄国人和一些改信基督教的当地民众。惨案发生后，中国当局态度暧昧，企图利用民众的愤怒来对抗外国人，这使中法外交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法国要求中国支付赔偿金，中国派出以崇厚为特使的外交使团于1871年11月前往法国向阿道夫·梯也尔（Alphonse Thiers）正式道歉。1870年的屠杀使欧洲人大批地迁出天津城垣，转移到英国和法国控制的租界区域。1866年租界只有112名外国人，1879年变成262人，1890年增至612人。最有活力的英租界当时实际上是德裔英国商业巨头德璀琳（Gustav Detring）手里的小型殖民领地，因为他掌握了英租界超过90%的土地。美国人既没有为自己的租界定界标，也没有对土地进行整治，导致美国租界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区域：中国官府和美国当局都无法有效地予以控制，当地人和外国人都可以逃到这里，躲避不同的司法体系。1880年10月，美国将美租界归还给了中国，但保留了未来恢复租界的权利。一直到19世纪末，天津所有外国租界的发展都很有限，主要居民是宗教人士和外交官员。当时有人这样描述：
“外国城”面积很小，三十分钟就能兜一圈，而且人口很少，只有600—700名欧洲人和美洲人在这里居住。大约一半是传教使团的人，另一半则是领事和领事馆工作人员、银行职员、中国政府下属海关和铁路等机关的官员、航海和军事学校的教师、医生、船东和批发商人。
外交首都和现代中国的起源
在大多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书中，19世纪下半叶的天津似乎是一座被遗忘的城市，除了有两个小型外国租界，天津与其他中国城市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事实并非如此，天津在清末的自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始快速地发展，大清帝国政府将原来在保定的直隶省会迁移到了这里。中国北方的港口总署也落户到这里。根据大清帝国的礼制，直隶总督在所有总督中排名第一位，在1868年至1912年之间历任直隶总督的都是中国最强势的政治人物，即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
按照中国传统，外交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包括礼部、兵部和所有临海和边境地区的总督。1861年，为集中管理北京的外交事务，中国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5年里，中国政府总是借口皇帝年幼，阻止外国外交官进入皇宫觐见皇帝。这么做使中国不用暂缓强制外国人在中国“天子”面前磕头的规定，外国人也得以避免这种让他们感到侮辱的礼节。从1870年开始，天津这个没有得到研究中国外交的史学家足够关注的地方成为中国的代理外交首都。总理衙门事实上从北京迁到了天津，19世纪末中国外交政策的负责人李鸿章在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将天津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美国教育家丁家立（Charles Tenney）认为“李鸿章是真正的外交部部长”。
从1861年开始居住在北京的各国领事被要求迁移到天津，以便与总理衙门的首脑会面，李鸿章还在一些官方的仪式上在天津接待一些外国的君主，比如1881年到访的夏威夷国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战争之间的这段时间，超过一半的国际条约，确切地说23个国际条约中有12个是在天津签署的，与中国缔约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858）、英国（1858）、法国（1858）、葡萄牙（1862）、丹麦（1863）、荷兰（1863）、西班牙（1864）、日本（1871）、秘鲁（1874）、巴西（1881）、法国（1884，简约）和法国（1885，新约）。
条约的谈判和签署通常都在英租界的利顺德大饭店（Astor Hotel）进行，这是中国第一家豪华大酒店，由卫理公会传教士殷森德（John Innocent）于1863年建成。酒店的营业利润首先用于资助传教活动。利顺德大饭店的名字显示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结合，外国来访者看到的英文名是一个在英国和美国著名的贵族家族的姓氏Astor，而中文译名则源自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利顺以德。后来，一群与李鸿章走得很近的欧洲人收购了利顺德大饭店的股权，牵头的人是德裔英国人德璀琳。作为英租界市政委员会主席，德璀琳同时还是利顺德大饭店的大股东（1878）、天津海关税务司（1877）和李鸿章的首席外交顾问。1884—1885年中法战争后，德璀琳受权与法国人进行了和平谈判，还代表中国皇帝与日本政府交涉。中国人使用外国人进行外交谈判，目的是在面对胜利的强国法国和日本时不至于丢面子和受屈辱。1881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准确地描述了德璀琳在西方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德璀琳比任何人都对李鸿章有影响力，李鸿章则是中国最敢想敢干的人……李鸿章是左右局势的人，而德璀琳是他的左膀右臂。”就像是一个和平的港湾，利顺德大饭店构成了代表中国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绝佳地点：它可以被视为天津这个微型世界中的小宇宙，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拥有租界的几个强国的代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如葡萄牙、丹麦、荷兰和西班牙的外交官先后或同时在这里忙碌着。1900年，22个国家的领事居住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一度是某些外交代表团的驻地，首先是日本、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尽管理论上有自己的租界，但美国领事在1929年之前一直在这里办公。利顺德大饭店构成了一个中立的空间，向客人提供所有最现代化的通讯设施：由于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中国最早的电话机之一，甚至有可能就是中国第一部电话机1879年安装在了这里。1886年，利顺德大饭店改建成了三层楼房，拥有四十余间客房和四间套房，作为租界最雄伟豪华的建筑物，成为天津在世纪之交的城市象征。在天津开展外交事务，可以使谈判更加自由地进行，而且外国人还可以更好地享受租界内治外法权的保护，而居住在北京的中国皇帝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其尊严：1885—1900年间在北京签订的条约只有4个。毫无疑问，天津租界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中国皇帝得以与列强保持距离，又将外国人限定在了特定的区域。
在李鸿章及其外国顾问的管理下，天津在1870—1900年期间变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孵化实验室和窗口。1878年，李鸿章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帮助下，为天津引入了第一套公共邮政系统，由天津海关发行了著名的中国第一张邮票——大龙邮票。还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天津成为中国电报网络的中心。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是福建巡抚丁日昌1877年前后在台湾建立的，李鸿章在意识到这种新的通讯工具对于外交和军事事务的重要性后，规划了一个真正的电报发展计划。出于战略考虑，他首先于1879年建立了天津和大沽之间的电报连接。他还说服中国皇帝在全中国发展电报系统，并使天津成为全国电报网络的中心城市：1880年，中国电报总局和专门用来培训中国学生运营电报网络的电报学堂在天津建立。1881年，连接天津和上海之间长达1537公里的电报线路开始建设，8个月后建成。1882年，天津和通州之间的电报线建成。随后电报线路在全中国境内出现爆炸式的增加。李鸿章将电报的运营权交给了天津官府监控的私人公司。从天津向上海发电报每个字需支付鹰洋15分，因此只有社会精英阶层才能承担得起，但电报显然促进了天津和上海新闻业的快速发展。李鸿章还使天津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先驱，他对1884年美国公使田夏礼（Charles Denby）在天津展示的一列火车感到震惊，计划首先在天津和大沽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再修建连接天津和北京的铁路。随着1878年开平煤矿的开采，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线于1888年在天津和唐山之间建成，随后由英国的中国北方皇家铁路公司于1890年延长至大沽，1898年延长至北京：
中国第一台火车机车是在开平组装的，从开平修建铁路以最短的距离抵达大运河……将煤炭运至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军营。由于河道结冰，从水路运输煤炭一到冬季就必须暂停，李鸿章说服中国皇帝同意将原本仅限于煤矿使用的铁路线延伸至天津。金达（C.W.Kinder）暗地里推出了只有几节车厢的客运列车，逐渐克服了传统观念的抵制，最终获得正式的快速客运许可。
中国第一座真正的火车站建于天津，后移至海河边。天津火车站最初是联军与义和团对抗的战场，后来又成为列强之间争斗的舞台。
1860—1890年间，天津在“自强运动”的变革框架内成为大清帝国的军事试验场。李鸿章有可能说过：“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超过了西方国家，只有武器装备例外”，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管辖的城市改造成中国的军事中心。于是天津成为中国第一批引进现代工业的地方：1866年，福州建成了福建船政局，专门建造轮船；与此同时，天津建成了生产现代武器的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建于1867年，经过1875年的改组包括东西两部分：东机器局负责生产火药和弹药，西机器局则专门生产枪炮。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同年10月，天津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从而名声大噪。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军事学校——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其同僚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建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在这些军事学校里，德国教官负责向中国学生教授西方的战争知识，包括数学、地理、天文学、战略战术和德语，使用的是从德语翻译成中文的教材。
与此同时，西方模式的高等教育在天津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881年，李鸿章和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Kenneth Mackenzie）联合创办了一家医院，在此基础上，次年又创立中国第一家医学院。1895年，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遇耻辱性失败的中国拥有了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是美国牧师、教育家丁家立根据美国大学的模式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最早的一批教师都是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不过使用的是德国教材。在北京和上海的外国传教士的要求下，基督教青年会将来会理（David William Lyon）派到中国担任干事，他选择定居天津，因为西方模式的教育机构在天津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随后，基督教青年会以天津为中心逐渐分散到了中国其他地区，从1896年开始对中国年轻人开展以田径为基础的体育教学。1891年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发明了篮球，在这项运动还没有传到欧洲之前的1895年，来会理就将其引入了天津，后来篮球逐渐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标志。1896年，来会理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篮球比赛。与美国教育同行相比，英国人早在1884年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一家足球俱乐部，三年之后又在上海成立了另一家足球俱乐部。这些体育活动被视为“肌肉基督教”的传播载体，很快就被非基督教的中国人接受。作为现代体育进入中国的门户，天津成了大清帝国的“体育之都”。
乒乓球运动是1901年引入中国的。当这项运动在天津的外国人圈子中流行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几乎对其一无所知：
在天津，所有欧洲家庭都热衷一种桌上网球运动，非常好玩。这种游戏需要在大桌子的中央安装一张网，还需要有两只粘上鼓皮的球拍和用赛璐珞做的球。就像打网球一样，桌面就是击球的界线，两个人分别站在桌子的两端打球。这项运动在这里火爆，应该把它推广到布鲁塞尔的玩具店里。
天津的现代化发展显著加强了李鸿章的政治地位，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削弱了他的地位，随后义和团的失败又使他重新得势。摄影师詹姆士·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认为李鸿章是“东方的俾斯麦”，他不无夸张地称赞说：“李鸿章是中国最著名的人，是亚洲最有技巧的政治家，是全世界第二富有的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大人物之一。”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关于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为代表的历史文献都将19世纪视为大清帝国漫长的垂死挣扎，中国政府已经难以应付国内的反叛和国际的战争，李鸿章的政治历程反映出中国一部分精英已经懂得了如何面对国际化的挑战。
本文选自《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法]皮埃尔?辛加拉维鲁/著，郭可/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