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气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压倒性得票击败极右民粹派候选人勒庞（Marine LePen），成为法国史上最为年轻的总统。这也是2002年来，法国左右两派第二次团结起来抗衡极端势力以维护共和制。这种超党派的共识并非一朝一夕间从天而降。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让法国社会为一个小人物的罪与非罪争论了十二年。正义不仅还无辜者以清白，也让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被彻底确立，更在深层次的精神和灵魂上让法兰西民族的良心成功通过了朴素道德的考验。
作为一个受诬陷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直为自己讨公道；作为一个作家，左拉（Emile Zola）对共和国总统的吶喊划定了“知识分子”这一词彙的精神坐标；法国社会无数支持德雷福斯的普通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美风景。
悲剧：仇恨埋没公正与良心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领土予普鲁士。战败的结局导致民众对第二帝国政府的愤怒，他们彻底推翻了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的帝制政权，恢復了共和政体，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这是一个脆弱、在仇恨中建立的共和国，几近崩解的边缘。一方面，对外战争的失败让法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充满了恢復君主制的情绪。此外，由于被迫割让领土，法国社会上下对普鲁士（德国的前身）及德国充满仇恨。这种情绪的可怕之处在于：任何人只要被贴上“私通德国”的标籤，在法国便无法立足。更加棘手的社会经济环境令左翼民众起而反抗，引领了反对剥削者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一壮举。从此，如何对待巴黎公社，成为了区分左右两派的标誌。
在第三共和国这个经济不振、草根与精英极为对立的社会中，遍佈社会各个领域且颇有成就、特别善于营商的犹太人，在彼时的法国社会处境尴尬。虽然他们极力融入法国，也获得了公民权，但是法国社会却视他们的存在为“国中之国”。这种反犹主义的思潮在不少国家出现过，更在二战中的德国演变到了恐怖的极端。德雷福斯事件的出现说明，法国社会亦曾经歷这一思潮的冲击 。
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出生在1859年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个犹太人，其父是富裕的纺织製造商。德雷福斯毕业于一所军校，其后任职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人”似乎成为了他的原罪。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发现有人向德国提供陆军炮兵的讯息。身为炮兵军官的德雷福斯被怀疑并被逮捕。
1894年12月，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军阶也在1895年1月被拔除。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过程中，德雷福斯的律师在法庭的发言屡屡遭到法庭制止；更是鲜有重量级人士为德雷福斯作证。匆忙而缺乏程序正义的审判并没有引起当时舆论的反思，对外战争的失败让人们沉浸在“揪出卖国贼”的激动中。反犹的《自由言论报》以《叛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为题对事件大肆渲染；在1895年1月6日德雷福斯被拔除军阶的仪式上，围观的两万多民众高呼“犹太人该死”。显然，对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仇恨已让民众失去了是非正义的道德判断，也让公正和良心被彻底践踏。
喜剧：“我控诉”的道德重塑
当德雷福斯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时，法国社会似乎平静了，没有人再记得这位“卖国贼”，虽然卑微的小人物也根本无国可卖。不过另一个小人物的出现，让德雷福斯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1895年7月开始担任参谋部统计处处长的皮卡尔上校（Georges Picquart）在工作中发现当年洩露情报给德国人的内贼，可能另有其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皮卡尔是一个敬业、负责的军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私人偏好而扭曲事实、诬陷他人。很快，在秘密侦查中，皮卡尔发现洩露情报的真兇乃是步兵团军官的费迪南-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Esterhazy）。皮卡尔将事实向上峰报告。但是，法国陆军高层基于反犹主义的偏见以及为了维护所谓“法国和陆军的荣誉”，将皮卡尔调职。
丑化德雷福斯的画作
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妻子和哥哥一直在为他争取清白。颇有趣的是，反犹的报纸《闪电报》在1896年刊登有关德雷福斯的新闻时，虽然对其大加挞伐，但却提到军方向法庭提交的、足以定罪的重要证据未曾让德雷福斯的律师过目。这一明显的程序不公引起了法国社会的轩然大波。包括作家拉扎尔（Bernard Lazare）在内的人士开始推动为德雷福斯平反。拉扎尔本人则出版了《一宗司法错误》的小册子进行散发，力证德雷福斯清白。而发现出卖情报者另有人在的皮卡尔，渐渐感受到自己被军队内部的同僚所敌视和孤立。为了坚持真相，他留下了写给总通过的遗嘱，信中严厉斥责参谋部侦办案件的草率、压制真相，并指出真兇乃埃斯特哈齐。后来，颇感无助的皮卡尔将整个内情透露给一位律师。逐渐地，事件的真相开始被人们所知：德雷福斯案充满了谎言，司法审判完全不公，陆军高层隐瞒真相，无辜者入狱但有罪者脱逃。
自此，德雷福斯案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越来越多相信德雷福斯清白的人透过新闻舆论呼吁重审此案。而另一阵营的人士则在反犹、仇恨德国以及维护法国和军队荣誉的思维下，反对重审。构陷冤狱的法国军方显然利用了这一情绪来为自己开脱。但面对埃斯特哈齐证据确凿的犯行，军方组织了一个法庭对其进行审判以面对悠悠众口。坚信德雷福斯清白的人一度对这一审判燃起希望：如果真兇有罪，德雷福斯必然无罪。然而，1898年1月11日，法庭宣告埃斯特哈齐无罪。这彻底触怒了法国社会有良知的人们。
法国作家左拉
作家左拉在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帮助下，随即于1898年1月13日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克列孟梭任副主编的《曙光报》上。这是影响和改变了法国歷史的不朽之作。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兇埃斯特哈齐。左拉在文中激动表示：“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在前进......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左拉更深刻指出当时法国社会的心理弊病：“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逊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罪行。法国是人权自由的摇篮，若不消灭反犹主义，法国便会灭亡。以爱国为借口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
真理如洪流一般在前进。《我控诉》发表之后的数星期中，《曙光报》刊登了大量人士的签名，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在法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还小人物德雷福斯一个公道。在这些签名者中，有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有知名的印象派画家莫奈（Oscar Monet）等。他们的表态写下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以批判为己任；为公义而发声。
左拉发表在《曙光报》上的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
保守阵营的反扑也是可怕的。很快，左拉因“诽谤罪”而受审。皮卡尔因所谓“洩露军事秘密”而被捕。左拉受审期间，军队和保守派发动民族主义立场的民众包围法院，不断高喊“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等口号，民族主义阵营的报纸更将左拉等人描绘成为“卖国贼”张目的人。不堪忍受迫害的左拉逃往英国。
因为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社会分裂为主张德雷福斯清白的自由派和认定德雷福斯有罪的民族派。自由派坚持法国要走共和的道路，在每一个人哪怕是小人物身上都要落实自由、平等与博爱。但民族派中包含了天主教会、君主制分子、保守人士等，他们认为法国面临德国的威胁，应当以“爱国”思想去爱惜法国和军队的荣誉。这也就是为何即便是一些法国人明知德雷福斯无罪，但也反对为德雷福斯平反的原因。显然，这种思维不为左拉、法郎士、莫奈等人所接受。但那时的法国社会，同事、亲人、朋友、夫妻、同学之间，因为德雷福斯案的讨论而疏远或紧密，成为了一种常态。
荒诞剧：无罪者被特赦
荒谬的判决、民族主义分子的喧嚣、残酷的迫害已经无法让事实和真理的种子在人心中播撒。德雷福斯阵营和整个自由派的力量在不断扩大，这可以看作是喜剧。
1899年，在共和派的支持下，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卢贝（Emile Loubet）当选为总统。这一政局变化促进了事态发展。
1899年6月3日，最高法院宣佈1894年判处德雷福斯有罪的裁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审理。固然这一决定引发了右翼民族派的强烈反弹。在一场公开活动中，卢贝总统被数百位君主派和反犹分子包围攻击。然而，十多万支持共和制与总统的民众开始聚集于马赛；在巴黎，支持总统的工人们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以便抵御右派的攻击。而一直敌视德雷福斯阵营和自由派的军队，则出现了发动政变、推翻总统的倾向。至此，德雷福斯清白与否的争论，本质上是法国是否应当坚持共和制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斗争。
重审德雷福斯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回到了法国。1899年8月7日，军事法庭在巴黎重审德雷福斯案。一个月的审判以公开方式进行，庭审的过程让更多民众相信德雷福斯的清白。但9月的判决却再一次判处德雷福斯有罪。这显示出法国的军方当时已脱离文官政府的束缚至极端程度。不过，法官们也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在判决书中写下“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的字样。这再次触怒自由派。总统卢贝只得寻特赦让德雷福斯恢復自由。饱受牢狱煎熬的德雷福斯接受了特赦，但发表《清白宣言》，誓言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则发表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忘记过去、谋划未来。
终章：反省的永恒
忘记歷史等于背叛。特赦未有让事件结束。三次军事审判的荒谬景象让法国人意识到改造制度的重要性。1902年，左派的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组成的联盟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显示了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人心向背。左翼共和政府开始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确保法国社会和军队的世俗化；同时力图肃清君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观念上让共和制度更加稳固。
1902年10月左拉去世。尽管面对民族派分子的骚扰，两万多人的送葬队伍显示了自由派团结的决心，德雷福斯亦在其中。法郎士致悼辞时赞颂左拉“开启了无法终止的社会平等运动”。一年后，拉扎尔去世。灵魂引路者的离去让德雷福斯更加坚强。这一年，他再次提出重审请求。社会的变迁让平反之门被彻底打开。1906年，最高法院直接宣佈前次军事审判无效，恢復德雷福斯的名誉与军阶。德雷福斯被彻底平反。这时，已整整过去十二年。同年10月，曾遭到迫害的皮卡尔被任命为陆军部长。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隆重移至巴黎先贤祠安葬，以表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和贡献。
厚葬左拉是永恒的反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反省，当代法国才在极右派一次次的“爱国”攻势中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和品质。伟大的口号不能以小人物的清白为代价。构陷无辜者、隐匿真相，肆意践踏小人物的尊严并对其口诛笔伐，“爱国”显然成为了一些人手中的道具；让事实公开、让真理前行、让公义永存，自由与博爱成为了德雷福斯、左拉、拉扎尔、法郎士及千千万万人的常识和朴素信条。有时，对于诸多议题的讨论和价值判断，不需要玄妙而崇高的口号，也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叫嚣，需要的仅仅是最起码的是非观念与常识，这无关政治立场的光谱和取向，仅仅是身为一个理性之人的起码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龙的当选，与其说是左右两派民众的共识，不如说是法国人对常识的尊重。（文/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