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千年一遇的旷世奇才，苏轼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政治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人格的伟大。九百多年来，苏轼在政界、学界和民间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林语堂先生在其享誉海内外的《苏东坡传》中将其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我们可亲可爱可敬的东坡形象可谓跃然纸上。
苏轼画像
然而，没有“乌台诗案”的重大转折以及后续一系列的人生磨难，苏轼的人生境界和文学艺术境界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轼的人生是从黄州开始的（东坡这个流传后世的名号也正是始于黄州时期），从这个著名的贬谪之地，真正成熟的苏轼开启了堪称辉煌的创作生涯（恰与其越来越艰难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101年），苏轼在经过真州（今江苏仪征）游览金山龙游寺时，看到李公麟所画苏轼像，回首命途多舛的一生，一时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苦涩苍凉的诗句背后，却透露出理解苏轼人生和艺术的关键，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的东坡没有被命运击垮，反而实现了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的双重升华，最终成为了那个至今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男神苏轼。
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王珪等朝中群小合力编织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可谓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尽管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有病中曹后“不须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的殷殷嘱咐，有王安石、张方平、范镇等一众老臣的上书营救，苏轼最终幸免于一死，但仍因莫须有的诗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弟苏辙、其书信往来之友王诜、王巩、张方平、司马光、黄庭坚等20多人均受牵连被贬被罚，曾经风光无限的苏轼可谓一落千丈。然而，正是“乌台诗案”及黄州的苦难经历，让这个天真的乐天派诗人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更加旷达豪迈的人生。
黄州是一座偏僻萧条的江边小镇，任何人走到这里都不免会产生一种被遗忘、被弃置的凄凉感。初到黄州的那些天，作为犯官的苏轼总是在白天睡上一整天，到晚上才敢一个人悄悄地出门，他以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来慢慢修复心灵的巨大创伤。一天夜里，他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远离寓所定惠院的长江之畔，所见的残月、梳桐、冷夜、孤鸿、沙洲等纷纷化作一个个诗的意象，尤其是那只孤独而高傲的鸿雁，在苏轼心中引发深深的共鸣，它仿佛就是自己的化身：他的悲恨无人领会，他的高致无人欣赏，他的孤独无人理解。于是，一首满纸孤寂的《卜算子》从心头奔涌而出：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以创作为生命第一义的苏轼，如今却不敢轻易写诗作文，即便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也往往再三叮嘱“不须示人”、“看讫，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更令人可悲的是，如雪花般纷纷寄出的信札，几乎都如泥牛入海一般，从此杳无音信。从前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如今已都作鸟兽散，除了黄庭坚、秦观等寥寥几位挚友外，谁愿意继续和一个差点被砍头的犯官为友呢！
然而，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拯救了苏轼。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围熏习的苏轼，开始真正亲近佛教，试着在静观默照中反思这场人生灾祸。他不怨天，不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以佛学的观念来看，遭馋致毁是因自己屡犯“绮语戒”，“口业”太盛，而又固执己见。他痛切地认识到，“才华外露”是自己做人的一大毛病。由此，他对自己做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书》）这份沉痛恳切的反思，去除的是根植于一己荣辱得失之上的“骄气”，却依然保留着忘躯为国的“锐气”，一种大格局、大气象在这座千年小镇上慢慢酝酿和生成。
林语堂《苏东坡传》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位熟识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打算买田置产）。这日天朗气清，大家一边赶路，一边欣赏沿途的景致，没想到倏忽之间风云突变，一阵大雨即将倾盆而下，同行的朋友都觉得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他仍旧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和着雨打梳林的沙沙响声，一边吟唱，一边行路。不一会儿，雨过天晴。这场倏然而至却又倏然而去的大雨，让苏轼联想到了自己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他将之高度艺术性地化作了这首传唱千古的不朽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窃以为，《定风波》一词正是苏轼在经历大风大浪之后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正如被放逐于海利根施塔特的贝多芬），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从此，正是这份成熟让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等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于是，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诞生了，一个迈向人生和艺术至境的坡神诞生了。
惠州：为谁合眼想平生
原以为黄州是苏轼的人生谷底，谁曾想到，更多的灾祸在等待着他。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意即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不久，吕大防、范纯仁罢职，章惇出任宰相大臣。这位重回庙堂的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苏轼兄弟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首要受害者。仿效“乌台诗案”的故技，朝中一帮小人网罗罪名，横加诬陷，苏轼再度开启贬谪生涯。即使在千里迢迢奔赴贬所的路上，小人们依然心有不甘，屡进谗言，朝廷竟五改谪命，最终将其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经过近半年的艰险跋涉，苏轼最终抵达了当时的南蛮之地——惠州。
两年多的岭南生涯在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时间并不长，但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只因为一个人——朝云。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的爱妾、一生的知己朝云病逝，年仅34岁。朝云的离去对于苏轼无疑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打击，这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楚之境。自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通判杭州时进入苏家，二十三年间朝云一直跟随苏轼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忠诚不二。随着苏轼的贬谪，曾经热闹的歌儿舞女们相继散去，只有朝云随他南迁，成为他悲惨的流放生涯中忠实的伴侣。即便到了瘴疠之地惠州，朝云毅然无怨无悔，泰然自若，精打细算地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闲暇时便读书念经，习字临帖，与苏轼谈禅论道。
据说，朝云的生病和苏轼填的一首词有关。某日，贬居惠州的苏轼和朝云闲坐，正是秋凉时节，苏轼放下手中书卷，见窗外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感，便请朝云演唱自己所填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苏轼惊而问之。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为之流泪。”自此，朝云常常若有所思，“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尤不释口。”显然，通晓禅理的朝云读出了词中的言外之意，“枝上”一句，乃无常之象，“天涯”一句，写普遍之意。两句形象地道出了人生无常——恰似苏轼一生的升降沉浮，忽北忽南。正所谓“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朝云不久后抱疾而终，苏轼也终身不再听这首作品。
难能可贵的是，朝云不只是同甘共苦的伴侣，更是精神相契的知己。想当年，苏轼故意捧着酒足饭饱的肚子问众人：“你们可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位婢女说“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说“都是学问”，直至朝云答道“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如今，形单影只的东坡先生只能在惠州西湖边徘徊游荡，夕阳斜射的树林间寒鸦盘旋，寺院的晚钟与佛塔的铃语、瑟瑟的松吟相互应和，构成了如此凄迷的意境。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令人想起朝云，于是便有了《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咏梅词，写岭外梅花玉骨冰姿，素面唇红。然而，晓云已散（喻朝云病故），苏轼不能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雪景）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句句咏梅，却又字字怀人，于朦胧中寓深情，于哀婉处见幽致。其间之一往情深，不让东坡千古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千载之下，令人动容。
张充和《仕女图》
朝云死后，苏轼遵照其遗言，将她安葬在丰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上的松树林间。据苏轼所撰的碑铭记载：“（朝云）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四句偈便是著名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有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之语，又名“六如偈”。后来，寺院僧人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取名“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轼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纵观苏轼曲折的一生，幸有几位于他有特殊意义的至亲女性：他的母亲程氏，他的两位夫人王弗、王闰之，朝云是身份更低但更为重要的一位。正所谓诗云：“四弦拔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张充和《仕女图》题诗）
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
本想在惠州了此残生的苏轼万万没想到，另一个更加悲惨的厄运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绍圣四年（1097年）又一个不祥的四月，惠州知州方子容怀着沉重的心情专程前来，并正式传达了朝廷的告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据说，朝中群小看了苏轼在惠州写的诗句，诸如“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认为他在惠州还是生活的太舒服，应该贬到更远更蛮荒的地方，于是直接发配天涯海角。要知道，在北宋一代，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
踏上海南岛，对长居大陆的苏轼而言，已没有过去那种“仿佛曾游”的神秘感觉。登高北望，视野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四顾茫然，一种异国他乡、永无归路的凄凉感袭上心头。海岛的生活相比黄州、惠州，可以说才是真正的艰难。这里地热海寒，林木阴翳，燥湿难耐，毒物遍布，被中原人士视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初来乍到的苏轼面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的艰难窘境，加之语言不通，简直是度日如年。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在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领，生生将“地狱”变为“天堂”。
《苏东坡全集》
随着苏轼继续发挥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随和宽容的人格魅力，他逐渐适应了黎民的风俗，也赢得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关怀。尔后，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育学人，以致许多人竟不远千里，追至儋州拜于苏门。北宋一百多年时间里，海南从无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后不久，儋州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曾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至今，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儋州文化的播种人和开拓者，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同时，这种返璞归真的散淡生活让苏轼迈向人生的更高境界，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陶渊明。对比其岭海前后的诗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超迈豪雄向淡雅高远的转变，正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艺术史所津津乐道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在苏轼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其最显著的例证便是他一百多首“和陶诗”。在惠州、儋州两地，苏轼几乎和遍了所有陶诗。最后，他得出了这个著名的结论：
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
在此，陶渊明成了苏轼晚年打量自己的一面镜子，他承认自己的诗“不甚愧渊明”，但在人生境界上则“深愧渊明”，并表示“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事实上，苏轼和陶渊明两位异代大诗人可谓是相互成全，在陶渊明诗文复兴的漫长之路上，苏轼晚年的极力推崇可谓居功至伟，而在苏轼晚年遭遇一贬再贬的人生困境中，陶诗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慰藉和美学滋养，对苏诗晚期风格的形成影响巨甚。
风烛残年之际，苏轼迎来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命运反转。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徽宗继位，政局大变。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垂帘听政，形势向着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迅速发展。二月，便大赦天下。待到六月，苏轼终于要离开谪居三年之久的儋州，当地的土著朋友纷纷携酒带菜前来饯行，执手泣涕。在渡海的当晚，苏轼一夜无眠，看着天容海色，他联想起自己多舛的一生，尽管谤诲交加，但高风亮节终将长留天地，一时间诗思泉涌，不禁脱口吟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此际，他终于领悟了庄子齐得失、等荣辱的哲理，看透翻云覆雨的政坛变幻，就像孔子所感叹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尽管他已下决心归隐江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将出将入相的消息已传遍全国。这时，章惇之子章援惊恐焦虑万分，因为他父亲当年正是迫害苏轼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只能厚着脸皮，专门给苏轼去信替父亲求情（其时章惇已被贬雷州），担心苏轼回到朝廷后，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迈过耳顺之年的坡翁早已跳出了是非恩怨的小圈子，而以了悟人生的智者眼光与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俯视一切人事。
收到章援来信时，苏轼已身染重病，却仍强支病体回书作答。他十分诚恳地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居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更说何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不仅如此，苏轼还将自作的《续养生论》一篇及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希望他能借此颐养天年，熬过这人生一大劫难。就这样，苏轼一笔勾销了往日的恩怨，其胸怀是何等开阔，境界是何等高远！据史书记载，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感人至深的回信，几十年之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章洽那里看到。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一时间，举国震悼，山河同悲。苏轼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罕见全才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包括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200多篇散文，以及无数书画艺术杰作，人们将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尊为“苏海”。更重要的是，苏轼巨大的人格魅力倾倒和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人们不仅欣羡他在事功世界中刚直不阿的风节、民胞物与的赤子之心，更景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笑看风云的超迈。这位将现实性与超越性完美交融的人生典范，永远令人追慕，惹人怀想，予人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