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青年钢琴家 宋思衡 1981年出生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神奇。
比如，青年钢琴家宋思衡2002年第一次出国就去了法国。在踏上巴黎的瞬间，他一下子想到的，是自己的太公董健吾在1936年安排的一次特殊的旅法之行。
那次，董健吾送了三个孩子去法国，其中一个是董健吾的儿子、即宋思衡的外公董寿琪；还有两位，则是毛岸英、毛岸青。半年后，岸英、岸青转赴苏联，而董寿琪则回到上海。
这半年法国生活留给董寿琪的一个纪念品，是一支当地产的万花筒。童年时代，宋思衡经常在外公家把玩这支万花筒。那个时候，他从未奢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去法国。但冥冥之中，家族前辈的身影，却留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呼应。
北京西路：意想不到的秘密据点
董健吾(1891～1970)，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这位被称为“红色牧师”的中共秘密党员，脚印遍及上海各处。
董健吾
这位出生于青浦的年轻人，在考取圣约翰大学后，思想倾向进步。在他的带头下，位于今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由此一来，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离校后，他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成都北路交界处的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但牧师身份只是他的掩护，事实上，早在1928年，他就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在其子董云飞的一份口述回忆中，父亲董健吾把圣彼得教堂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
“本来教堂有一扇边门直通隔壁的教堂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增加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琢磨，父亲又设计出两处正门外的新出入口。一处在教堂东首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而造成的一扇门，可以直通外间的街道，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另一处在教堂西北面。教堂租下了墙外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它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民居小弄堂。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3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父亲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进出靠街间房门的钥匙。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地下党为教堂派来了‘佣人’、‘花匠’等工作人员。”
董健吾的这份缜密心思，和对上海复杂地形的谙熟于心，在1929年惩处叛徒白鑫时又一次发挥作用。根据要求，董健吾精心测算了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巡捕房至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家所在地（今淮海中路和合坊43号）的最短时间，详察周围地形、进退路线、隐蔽点，将所画地图交给了陈赓。
南昌路：隐蔽的大同幼稚园
1930年3月，上海戈登路武定路口（今江宁路441号）的石库门里，秘密开出了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收养的孩童，多是烈士遗孤或党的领导人子女。而幼稚园的负责人正是名为牧师、实为特工的董健吾。
解放日报资料图
当时，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大多和地下党有关。1931年初，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经过百般周折，被护送至此。后来，因为石库门过于狭小，且离当时的英国巡捕房太近，董健吾又将幼稚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即今天的南昌路48号。
这个新的幼稚园，是革命后代们的乐园。1931年4月，幼稚园的5个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草坪上拍了一张照。为保证安全，党组织于次年解散了大同幼稚园，将孩子们安全转移。
距此整整一个甲子后的1991年，宋思衡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师从李道韫。1994年考入上音附中，后直升上海音乐学院。先辈们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在和平年代长大求学的愿望，早已经实现了。
而当时，宋思衡去上海音乐学院学琴时，经过的正是南昌路。
练琴是枯燥甚至痛苦的。上音作曲系毕业，却未能完全施展音乐抱负的父亲，将对艺术的一腔热情，全部倾注在独子身上。对宋思衡来说，三岁就上琴凳后的日子像个噩梦。记忆里，父亲严苛，每晚要查他的功课，灯火初上，他坐在钢琴边一遍一遍地弹，饥肠辘辘，但通不过就不能吃晚饭；母亲心疼，却也无奈，只能把饭菜热了又热；直到父亲终于点头，一家人俱是精疲力尽。等到要去老师家交功课，那条南昌路就显得更加漫长可怕。
那个时候，宋思衡并未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梦想而一遍遍走在南昌路上的足迹，意外地和太公当年追求理想的脚步重叠。
宝庆路：送岸英岸青出国
1936年，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琪转移到宝建路(今宝庆路)李杜将军的住所。
资料记载：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身份通过多种渠道办理了出国护照，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一艘豪华的法国邮船前往法国马赛，在那里乘火车到达巴黎。当时，苏联对入境控制极严，在巴黎等了半年，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余均不准入境。于是其余人返回上海。
根据宋庆龄基金会的一篇文章显示，也就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把牧师身份的秘密党员董健吾请到家里，要他携带一封重要的信件，立刻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为了途中安全，她给董健吾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签名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入，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博古的接待。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释放政治犯；内政和经济上实行改革等。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报告。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就此接通了。
完成任务回上海后，董健吾向宋庆龄赠送了他赴陕北苏区途中，在西安逗留时得到的一块从石鱼沟出土的鱼骨化石。那块鱼骨化石，曾在去年的《她们·风华绝代——宋氏三姐妹特展》中展出。
因为有这样的先辈，因此在宋思衡的印象里，家里的长辈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响”。他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好像都能深深藏在肚子里不说出来。
宋思衡的一位姨婆、即董健吾的女儿，一直与宋庆龄通信。小时候在姨婆家里看到这些英文写就的信件，宋思衡曾经感到好奇。但是姨婆什么都没说。很少有人谈到太公做过的事，但太公的选择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后辈的前行方向。
宋思衡是在2002年前往法国的。他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跟随马利安-里比斯基教授学习钢琴，在第六十一届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大赛中摘取桂冠，成为七十年来摘取此奖的第一名中国人。此后，他也一直在法国深造。
2009年，太公董健吾塑像在沪落成之日，宋思衡在巴黎，遥想外公和毛主席的孩子们被送往欧洲大陆的那个时刻，感叹于命运的奇妙。
拿了大奖后的宋思衡，走上了钢琴多媒体创新的道路，也被业内人士称为离经叛道者。他自忖：自己渴望变革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太公的基因？就像他们在上海的脚步，隔着时光，重叠呼应。这是城市见证过的脉络，也是一个家庭的百年史。（文/沈轶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