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贡向移民发起冲锋？
不久前，电影《指环王》中阿拉贡的扮演者维果·莫滕森（Viggo Mortensen）接受线上访谈，聊到了在欧美日盛的排外主义。他说，诸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和西班牙的新纳粹政党Vox，都借用了电影《指环王3：王者归来》中人皇阿拉贡率军向敌人英勇冲锋的剧照，在背景上写着“杀死小偷叛徒”之类反移民、反犹太人的宣传语。他说，这完全歪曲了《指环王》的主旨，更不可能是阿拉贡的作为，后者一直在与各个种族合作缔结“同盟”（Fellowship）。维果说，托尔金最反感的就是总有人试图从《指环王》中找出影射现实的“隐喻”，这种标签化很危险，却一直有人这么做。
最终，他们聊到，托尔金曾给第三帝国写过一封著名的信件，直陈自己反对纳粹行径的立场。
托尔金给第三帝国写信这件事有趣，让人不禁联想：一个在牛津书斋中成天构想架空世界的小说家，是怎么与现实政治挂上钩的？一个对日耳曼文化情有独钟的教授，为何对同样崇尚古日耳曼的第三帝国反应如此激烈？
时间倒回至八十多年前。
“看这神经病法律，让《霍比特人》德文版搁置下去吧！”
1937年9月21日，托尔金的小说《霍比特人》正式出版。这本来只是他给孩子们讲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也只是作为青少年读物刊印出来。但当时第三帝国势力甚嚣尘上，欧洲政治局势风雨欲来，托尔金就像《霍比特人》中的比尔博一样，原本只想安坐家中享受生活，却被迫裹挟进了诡谲危险的世界——出版不到一年，吕滕和洛宁出版社（Rütten&Loening），一家第三帝国的出版社，找上了门。他们联系上了托尔金的英国出版商艾伦与昂温（Allen&Unwin），商量能否出版《霍比特人》的德文版，而且附加了一个奇怪的条件，询问托尔金是否有“雅利安”血统。
托尔金第一时间就发火了。他以自己略带毒舌的“托尔金式”口吻，在给出版商的信里（第29号信件）大加嘲讽：“他们的神经病法律，是要求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雅利安’血统吗？……如果让人误会我赞同这种极其恶毒和反科学的种族学说，我深表遗憾。”所以，“让德文版就这么搁置下去吧！”
他带着英国绅士的作风和幽默感，给出版商提供了两封回信任选其一：一封完全回避了“雅利安”问题，一封很正式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讽刺的是，出版商把前者寄了出去，却在战火中遗失了，我们能看到的恰是辛辣的后者（第30号信件）。
这封回信中，托尔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雅利安”不过是个词源学术语，而且和你们的理解大相径庭；二、犹太人很有才华；三、你们的做法完全不正当。
而深究根源，托尔金的回复远非意气之辞，他对这些问题其实熟虑已久。
“若这将是你们的文艺政策，我可对自己的德国姓骄傲不起来了。”
首先要解答一个问题，德国出版社为何会很冒昧地询问一个外国作家的血统？这个要求由来有自，即第三帝国的“雅利安化”（Aryanization/Arisierung）政策，一言以蔽之，要彻底驱除德国经济和文化中的“犹太成分”，实现所谓日耳曼的种族净化。
早在1900年，德国人类学家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 Woltmann）就提出，雅利安或日耳曼人种代表了人类进化的高度，优于其他一切种族，是“命定要统治地球的”。雅利安人要拓展生存空间，并非德国真已经人满为患，而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中，他们注定会夺得种族间统治权之争的胜利，驱逐犹太人、斯拉夫人等“劣等种族”。这一理念早在一战前即已在德国精英阶层中流行，1933年纳粹上台后更成为德国上下共谋的国策。希特勒极力宣扬，“政府将发起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运动，以恢复国民的身心健康”，就是把教育、文艺、报刊、广播统统管起来，服务于永久保留雅利安人的种族天性。
但托尔金的回信一开头就指出，这种理念根本站不住脚。
托尔金说，“我没有什么雅利安出身，而雅利安这个词不过是指印度伊朗语系罢了，我不知道自己有说印地语、波斯语、吉卜赛语等语言的先祖”。事实上，十九世纪时雅利安就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专指原始印欧语系（Proto-Indo-European），同时语言学界的共识是，雅利安这个词在现实中只适用于印度伊朗语系，少数学者认为诸如Eiru（爱尔兰）等其他印欧语系的名字与之有关。说到底，所谓“雅利安”是语言文化层面的术语，从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以前有哪个民族/种族自认为“雅利安人”，遑论什么“雅利安血统”了。而且不知道是否有意为之，托尔金还特别提到了吉卜赛人，1930年代德国生活着大约两万六千名吉卜赛人，被纳粹视为和犹太人一样的威胁和低等——托尔金仿佛在质疑，你们鄙夷的吉卜赛人等东方民族，他们的“雅利安”含金量可比你们高多了。
作为热爱古日耳曼文化的语文学家，托尔金早就注意到了“雅利安”这个词。早在1914年，他在笔记本上煞费苦心地追溯日耳曼部落入侵不列颠诸岛、导致民族融合的历史。1915年，他创作了诗歌“A Song of Aryador”，歌咏在阴影之地Aryador的失落的精灵。Aryador（雅利阿多）是托尔金发明的精灵语中的词，“-dor”代表“某某之地”的意思，而“Arya-”这个词根，虽然在《昆雅词典》（Quenya Lexicon）中给出了复杂的词源学解释，却很难忽略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词——雅利安。即使到1941年，日耳曼精神已被希特勒利用为宣传口号，他仍然认为“日耳曼精神是种高贵的北方精神，对欧洲有重要的贡献”。但因此，他更痛恨纳粹“拉大旗作虎皮”的行径，“我比多数人都清楚（纳粹宣扬的）日耳曼种族谬论，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第45号信件）。他知道，原本充满争论和灰色地带的学术议题，被偏见扭曲、被政治操弄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且对此深恶痛绝。
《昆雅词典》
不惟如此，作为一名审慎的学者，托尔金清楚地知道，自己对日耳曼文化的热爱，边界在哪里。1914年11月，欧洲已经被民族主义推入了一战的泥沼，托尔金还在牛津埃克塞特学院的辩论中为民族主义辩护。但托尔金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欺凌其他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他写给朋友怀斯曼的信中说：“我并不是要为‘德意志高于一切辩护’，但我一定会为挪威人的‘一切为了挪威’辩护。”
归根结底，德国出版社之所以会问托尔金是否有“雅利安”血统，很可能与他的德国名字有关。对此，托尔金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第165号信件），他解释自己的名字是源于萨克逊人的日耳曼名字，是Tollkiehn/Tollkühn的盎格鲁化，这不过是有助于拼写罢了，还容易引起误会，其实他本人和德国人完全无关。在给第三帝国出版社的回信中，托尔金更是直接而戏谑地说，“我一直为自己的德国名字感到骄傲，……但如果这种无礼又无关的要求（即询问别人的雅利安血统），将成为你们的文艺政策，那德国名字就再也无法让人觉得骄傲了”。
但这种文艺政策，已经在全面执行中了。
“我很遗憾祖上没犹太血统，他们都才华横溢。”
1933年纳粹上台后，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也好，德国的青年人也罢，共同成为贯彻“雅利安化”政策的急先锋。1933年5月10日，德国学生在全国十九座大学城组织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根据自己编制的“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这些书从图书馆里搜罗出来，堆在公共广场上点火焚烧。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德语书，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司各特的《艾凡赫》等外国作品也被查禁。到1933年12月，超过一千种出版物被查禁。
当然，第三帝国不会一刀切拒绝所有出版物，事实上，戈培尔清楚知道娱乐对人们的重要性，政治意味不太浓厚的流行小说在1936年后占据了图书畅销榜。比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就是第三帝国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出版后头四年足足有三十万德国人购买。而托尔金的《霍比特人》既是人畜无害的青少年读物，又是畅销书，被第三帝国的出版社看中毫不意外。但硬币的另一面，作为“雅利安化”政策的核心，犹太人及其作品遭到全面封堵。纳粹上台仅两年，犹太作家的作品就已从全德国的公共书架上彻底消失了。
但托尔金在回信中，非常直白地表示：“我明白你在问我是否有犹太祖先。我只能回答，我很遗憾我祖上和这个才华出众的群体攀不上亲戚关系。”
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后见之明，认为托尔金理所当然会支持犹太人、反对纳粹，这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很容易。不，反犹主义在欧洲历史中根深蒂固，进入十九世纪，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助长了“犹太人是低等民族”的看法。托尔金所在的当时的英国（其实如今又死灰复燃），正是一个反犹主义的风暴中心。
英国有着悠久的反犹传统（要知道，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纳粹非常喜欢的文学作品），也不乏反犹主义的理论吹鼓手，正是英国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早在1900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把日耳曼人种与犹太人种争夺主宰权，作为讲述历史的脉络，把反犹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一本反犹著作。而一战以来，东欧犹太难民一波波袭来，劳动力市场遭受巨大冲击，犹太人成了英国人尤其是中下层的眼中钉和替罪羊。英国政府出台《义务征兵制》免除了东欧犹太移民服兵役的义务，反而激起民间的排犹暴动。托尔金1920年来到利兹当大学教授，这里作为东欧移民聚居区，三年前刚发生过严重的排犹暴力活动，一千多名当地居民出动，毁坏犹太房屋，威胁犹太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没有一家犹太商铺幸免于难。整个三十年代，零星的反犹行动都时有发生。托尔金对此不可能不有所了解。
张伯伦
但他还是为犹太人说话了，原因如他对昂温出版社所说，“我有很多犹太朋友”。其中，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就是最杰出的一位。
塞西尔是托尔金的牛津校友和同事，也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学者，所著《简明犹太民族史》是犹太历史的奠基之作。他一直致力于在恶劣的舆论环境中，为犹太民族在英国历史、人类历史上的贡献正名，最后也定居并落葬于耶路撒冷。他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等几种罗曼语系的语言，就和托尔金有了更多共同语言。两人何时认识已很难确知，但他们的确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比如托尔金曾和塞西尔讨论过中世纪犹太人的通用语言问题）。而后来塞西尔所做的一件小事，也给托尔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塞西尔·罗斯漫画像
二战后期，托尔金这样的牛津教授必须在防空警报岗哨里按时执勤，托尔金所在的岗哨C33是个又冷又潮湿的小房间。那是在1944年1月，他和他不幸的伙伴塞西尔一起在这里值班，两人促膝长谈直到午夜。托尔金发现塞西尔非常有魅力，各方面来说都极具绅士风度。塞西尔看到房间里没有挂钟，就把自己的手表借给了托尔金。他甚至贴心地考虑到托尔金在早上七点多要参加圣餐礼，于是在六点五十分时主动进来叫他起床。托尔金大受感动，说自己“刹那间仿佛回到了那个还未堕落的（战前）世界”（第55号信件）。
对托尔金来说，“反犹主义”如同他笔下那个奇幻世界里的魔咒，让人咬牙痛恨一群自己可能不了解甚至都从未谋面的群体。但真的活生生的群体里的个人出现在你面前，让你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个魔咒瞬间烟消云散。
“你们的要求，不能在我的国家是不正当的。”
这句话来自托尔金回信的最后一段。这也是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托尔金是如何看待现实政治问题的？他心中的“不正当”（improper）是怎样的？
可能有一点，托尔金作为一个保守的老派绅士，天生就对那些宏大叙事抱持警惕和怀疑，而更关注身边的个体。正如他构思中洲世界，喜欢从钻研一个个细节入手一样；他看待问题，也更习惯从个体视角出发。
而一战的从军经历，更加深了他这一理念。
1915年，托尔金正式向部队报到参加集训。他对军旅生涯基本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全是对部队里官僚主义的极端厌恶。多年后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Tolkien）在二战中也应征入伍，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军营生活似乎从没变过，让人愤慨的事实是，军营所有那些糟糕的特质，都是毫无必要的，在‘组织’（Organization）中，人类的愚蠢会无限放大！”（第66号信件）
次年，他作为一名信号兵，一到法国战场，就遭遇了索姆河战役这场一战中最惨烈的阵地战。他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目睹了坦克这个工业文明的造物有多大的破坏力，对这些依然充满厌恶。组织、武器、工业造物，乃至传布全球的种族主义，在他眼里都是一类事物——“Machine”（机械）。托尔金说，世界大战后“人人都是受害者，成千上万人死去或是残废，只有一样东西获胜了：‘Machine’”。
不少人把“Machine”简单理解为工业文明及其成就，从而有了《指环王》中的萨茹曼代表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之类的解读。托尔金虽然古板守旧，但并不全盘排斥工业文明。他脑海中的“Machine”，如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后来指出的：
我父亲不止一次提到，《指环王》的一个潜在主题就是“Machine”。但这里想表达的不是这个词的直观含义，不是火车、汽车或飞机，而是代指一些取代了人类自身天赋才能发展的手段。“Machine”就是一种错误的手段，它意味着威压、支配，尤其对我父亲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对不同想法、意志的威压。他发现，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
的确，《指环王》中没有直接隐喻任何具体的事物，但的确在描绘“Machine”的恐怖，它是黑暗魔君索伦试图统治他人思想、驾驭世界的野心，是堕落的巫师萨茹曼对权力的渴望，是精美的城市和建筑被毁灭改造后留下的荒芜和不堪。
还有什么能抵抗这些来势汹汹的“Machine”怪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希望又在哪里？可能同样是在一战的经历中，在身边人的身上，托尔金自己找到了答案。
身边人，应该不是那些高级军官。他向妻子吐槽，“高级军官中不存在绅士风度，照我看，起码的人性也很难得”。反倒是那些下级士兵，让他看到了人类身上最闪光的品质。他说，军旅经历让自己对汤米（Tommy，英国兵），尤其是来自农村的朴实士兵，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和感情。
——他们仰望星空。托尔金回忆，某节无聊的军事课上，大家挤在肮脏的大帐篷里，传来一阵阵羊尿味，此时他身边一个士兵小声嘀咕了一句：“没错，我想我该用前缀表示宾格！”托尔金很想跟这位士兵聊聊他自创的语法结构，却羞于开口。
——他们有勇有谋。尤其是勤务兵，托尔金对他们由衷地敬佩。勤务兵必须处理军官的各项琐事，但同时也要完成军事任务。就算是为军官跑腿这件看似简单的任务，他们也必须既尽忠职守，又灵活应变，才能充分领会军官意图、确保执行到位。当然，勤务兵的伤亡也是非常巨大的。A连的一位勤务兵，托马斯·加斯金，本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人，后来死于奥维勒斯战役。他母亲来信询问儿子的下落，写得令人肝肠寸断，托尔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件。
身着军装的托尔金
不得不说，《指环王》中陪伴在主角身边，关键时刻展现出坚毅勇敢品质的霍比特人山姆怀斯·甘姆吉，他的原型就是托尔金身边的那些勤务兵。这也正是《指环王》的主旨：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才是抵御黑暗、推动历史的主角。托尔金借助水神乌欧牟之口，称赞他们的勇敢：“年湮世远，精灵当永念伊甸人（即人类）之英勇，惊叹其世间寿数何其短促，舍命却何其慨然。”
这就是托尔金对现实政治的观念，这就是他对第三帝国、对“Machine”的回答。汉娜·阿伦特在痛陈反犹主义的起源后，给出了同样的药方：“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托尔金，透过战争的迷雾，看到的不是国家复仇、种族净化这样的宏大又极端的话语，他看到的，是每一个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