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复旦“村庄”的重新认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我在国年路270弄复旦第八宿舍安家，不经意间，就会在“村口”遇见老一辈学者大家，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举止温润儒雅，过目难忘。多年以后，我读到更多历史回忆，我确信，这一切足以一扫单调和平淡，让复旦“村庄”变得温暖、靓丽起来……
第一次听到复旦“村庄”这个词，大约在1979年。那时，我在复旦大学读书，一天，偶然问起一位任课老师的住址，老师用手往南一指：“就在对面，筑庄！”——“筑庄”？“筑庄”在哪儿？
国年路街景，后面老房子为淞庄（今复旦第六宿舍）
原来，“筑庄”就是指复旦第五宿舍（国年路160弄）。抗战期间，复旦校园遭受重创，抗战胜利后校园以南的日本房舍划归复旦，成为师生宿舍。宿舍分为七个区域，以复旦建校以来历年迁址的地名足迹命名，分别为庐山村、徐汇村、嘉陵村、德庄、筑庄、淞庄和渝庄——统称“三村四庄”（简称“村庄”），即今天复旦教工宿舍的前身。后来，我到“村庄”走过几次，日式老房子斑驳陆离，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倒是“村口”的国年路，坑坑洼洼，积水成潭，让我记忆深刻。
我对复旦“村庄”的重新认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我在国年路270弄复旦第八宿舍安家，不经意间，就会在“村口”遇见老一辈学者大家，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举止温润儒雅，过目难忘。多年以后，我读到更多历史回忆，我确信，这一切足以一扫单调和平淡，让复旦“村庄”变得温暖、靓丽起来……
名教授的“村舍”
复旦“村庄”的范围，包括今邯郸路、国顺路、政熙路及国权路两侧的区域，内有一二百幢日军占领时期遗留下来的平房、小楼和联排建筑，构成“村舍”。
在所有“村舍”中，庐山村（今第一宿舍）和徐汇村（今第二宿舍）房屋条件最好。庐山村原为日本军官和高级职员寓所，约有两层小楼20余幢，每幢楼单门独户，楼上有阁楼、晒台和储藏室，楼内设厨房、卫生间，有煤气和抽水马桶；徐汇村里大多是日式平房，内部条件与庐山村相同。嘉陵村（今第四宿舍）的建筑结构复杂一些，有平房、二层楼房和三层楼房，共分A、B、C、D四个区。德庄（今第三宿舍）、筑庄（今第五宿舍）、淞庄（今第六宿舍）和渝庄（今第七宿舍）原是日本兵营和普通职员宿舍，有平房，也有联排小楼，小楼分上下两层，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也有厨房和卫生间，面积比庐山村和徐汇村的房屋略小。
渝庄（今复旦第七宿舍）大门
1946年暑假以后，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返沪，师生纷纷入住“村庄”。当年，大部分教师都服从分配，“拎包即住”。外文系教授李振麟之子李北宏告诉我：“当年我父亲才三十出头，胆子大，与母亲一道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回家。飞机一降落江湾机场，他们就直奔学校。当天夜里，他们在校图书馆（今校史馆）临时打地铺捱了一晚，第二天就被分配住进了‘嘉陵村’。”
最先入住庐山村和徐汇村的，是复旦名教授，他们是“村庄”里的第一代“村民”。庐山村里，住过陈望道、伍蠡甫、张明养、洪深、全增嘏、章靳以、卢于道等教授；徐汇村则住进了汪东、周谷城、周予同、蒋天枢、漆琪生、萧乾、方令孺、张孟闻等教授。章益校长也住在徐汇村，他所居住的31、32号，是徐汇村里少有的两层楼房，被人称为“章公馆”。后来，有人把经常到“章公馆”串门的教授戏称为“公馆派”。李青崖、索天章、朱伯康、汪静之、曹诚英等教授，住在嘉陵村。德庄、筑庄、淞庄和渝庄当年主要为学生宿舍，后来改作教师宿舍，也住过不少名教授，谭其骧、吴斐丹、赵敏恒等教授就住过筑庄，哲学系教授严北溟先生因家里人多，入住筑庄24、25号两套房屋。
章公馆（今复旦第二宿舍31、32号），章益校长曾居住于此
“村舍”的住房式样各异，但几乎家家有书房。新闻系教授、作家萧乾回忆，他所住过的徐汇村22号，“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此外，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院子，可以种草养花。中文系教授、作家靳以喜欢在院子里种植蔬菜，他女儿章洁思记得，透过家里落地玻璃窗，“可以望见房前小院子中茂盛生长的各式蔬菜……”
好客的“村民”
从复旦名教授入住那一刻起，灰蒙蒙的复旦“村庄”就罩上了浪漫、绚丽的人文色彩。
诗人冀汸当年是复旦学生，1946年6月下旬随学校复员回沪，他在德庄住下后，曾特地到庐山村、徐汇村拜望老师。对于这里的生活细节和老师个性，冀汸有过精彩的描述。
庐山村（今复旦第一宿舍）10号，靳以曾居住于此
他写徐汇村18号的周谷城教授：“天气又热，还没有一台电风扇，仍像在夏坝一样，挥着蒲扇。周先生的得意之作是他偶然发现了隐蔽的煤气管道，自己用一根橡皮管接出来，连着煤气灶，便可烧饭、炒菜了。‘家家都能用煤气吗？’我问。‘不，有的找到了，有的还没找到，只好用煤油炉。’”
他写徐汇村23号的方令孺教授：“……也住着一幢平房。她倒简单，一个人雇一个年龄相若的保姆，既是照顾生活，也是作伴。”
他写庐山村10号的靳以教授：“走进大门，左首是厨房和卫生间，正面便是大厅。一张‘榻榻米’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上面随意堆放着许多书刊。靠近窗幔是一张大写字台，墙上钉着一幅尚未裱装的丰子恺画：岩石缝里长着一根绿色的小草……靳以先生站起来，拉开窗幔，再打开落地玻璃门，就是户外……靳以先生打算将‘榻榻米’拆掉，把这间变成书房兼客厅，让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
1946年夏，萧乾（前排右）、辛笛（前排中）和靳以（后排右一）等摄于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22号萧乾家门口
在庐山村，靳以是最好客的“村民”之一，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1946年9月，女作家凌叔华准备坐船从上海赴英国，与在伦敦的丈夫陈西滢会合。在等船期间，凌叔华携女儿小滢住在靳以家。凌叔华原本与靳以不熟，因编辑《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时，靳以为她异地做过编辑，从而拉近了距离；陈西滢是散文作家，因与鲁迅论战而闻名。靳以一生崇拜鲁迅先生，是鲁迅灵柩的抬棺人之一，但他却与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保持着终身的友谊。就在这年8月，靳以还为小滢写过题词：“不为一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凌叔华在庐山村等船近两个月，闲暇时便去邻家访问朋友，最先访问的是徐汇村的萧乾。萧乾和他的英国夫人格温刚从英国回来，夫妇俩都在复旦教书，格温在外文系教英国文学。萧乾与格温是牛津大学同学，他俩的相识，还是陈西滢介绍的。据说，格温对徐汇村的生活很满意，当年一家小报曾特地介绍过格温：“这位英国太太吃不惯校中厨役所烧出的小菜，特自起伙仓，所以，她也和其他教授的中国夫人一样，拿着竹篮天天到小菜场去买小菜，她做小菜的本领很不错，教授中吃过她的烹调品者都赞不绝口……”
1947年，萧乾与夫人格温在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平房，据说窗前的花是格温亲手栽种的
1947年，靳以在家中热情招待了作家刘白羽，刘白羽来自解放区，对复旦“村庄”充满好奇。据有关记述，就在那一次，刘白羽亲眼看见萧乾“左手挎着‘洋太太’，右手牵条洋狗，西装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其实，那条所谓的“洋狗”名叫“阿福”，是诗人辛笛送给萧乾的杂种狗。晚年的萧乾忆起“阿福”，依然充满爱怜之情：“每逢我骑车去校本部讲课，阿福必跟在后面。临过马路时，我总得下车硬把它赶回去。那时美军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开学那天，一名一年级新生就被轧死在校门前。但阿福总是嗷嗷叫个不停，不甘心回去。”
庐山村另一位好客的“村民”，是戏剧家、中文系教授洪深。1946年末，戏剧家田汉来到洪深所住的庐山村19号。其时，田汉的个人婚姻正陷入低谷。据田汉自述，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回到上海，居无定所，先后在戏剧家于伶、高百岁家借住过，因分居多年的妻子林维中的“骚扰”，他被迫多次搬离，最后住到远离市区的洪深家里，“我借居他家的三楼，一者图静，二者也是避林女士的无理取闹……”（《田汉自述罗曼史》）
永远定格的一幕
1946年中秋节后的一天，曾在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青年诗人芦甸、李嘉陵夫妇突然出现在德庄门口。芦甸告诉冀汸，“这次到上海来，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觅路’——回解放区之路。”原来，两个月前芦甸随部队在宣化店突围后，一直没有打通去延安的道路，辗转到达上海。冀汸安排他俩在德庄住下，混在学生食堂用膳，并带他俩去市区看望了老师、曾任复旦兼职教授的作家胡风，通过胡风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
这一年底，诗人牛汉也来到复旦，挤住在德庄。据牛汉回忆，“1946年12月，国民党又开始抓人。我很危险，便只身逃到上海，在复旦（郗潭封在那里）混饭吃，混住在学生宿舍里，在这里见到了诗人冀汸。”郗潭封也是复旦学生，在复旦编辑刊物《诗垦地》，“牛汉有时候给我寄来诗稿，请我转给胡风……我感觉到他是地下党，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郗潭封《牛汉：我的亲兄弟一般的朋友》）冀汸回忆，牛汉睡郗潭封的床铺，“自然也是在学生食堂混吃，牛汉个子高，近两米……大家站着吃饭，他的头便浮在众头之上。谁要是找牛汉，在食堂门口扫一眼就可发现。从安全角度说，颇为不利。”最后，牛汉在地下党帮助下，通过开封抵达解放区。
1946年12月起，“反对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复旦校园也兴起波澜。此后，国民党军警就经常出现在复旦“村庄”，大肆搜捕爱国师生，洪深、漆琪生和陈望道等进步教授的家都被一一搜查，萧乾记述道：“一天凌晨，我正在徐汇村宿舍里，蓦地传来砰砰砸门的声音。我爬起来去开门。那位在英国牛津长大的格温吓得以为来了明伙强盗。进来的却是持枪的大兵。他们冲进卧室，翻完了书架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掀起丢开，一面用枪托子在榻榻米上使劲顿。最后毫无所获，气哼哼地走了。”
庐山村（今复旦第一宿舍）19号，洪深曾居住于此
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军警闯进洪深的家，逮捕了躲在洪深家的进步学生。据一位劫后余生的学生回忆，这次搜捕后，“校区各宿舍还笼罩着劫后的气氛，当我走进庐山村洪老的家，却格外地感到宁静、温暖。洪老照例还在看报，小妹妹小弟弟们都准备睡觉了，我没敢更多惊动他们，告诉了他们我即将远行。这天夜晚，我就睡在最高层的田汉同志住过的阁楼房中，第二天天刚亮，就从江湾辗转乘车到轮船码头。”此后不久，洪深被迫辞去复旦教职，搬离了庐山村。
1949年4月26日清晨，国年路上枪声大作，国民党军警对复旦进行最后一次大搜捕。枪响以后，周谷城教授翻身起床，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只见两辆红色警车停在徐汇村门口，许多枪口瞄准寓所。早已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的周谷城明白：国民党军警来抓人了！此刻，周谷城神色自若，对着镜子，洗脸，梳头，穿好西装，打好领带……他对夫人说：“要是我衣服也没穿，蓬头垢面，那多难看。”周谷城之子周骏羽当年只有8岁，他清楚地记得：“有人‘砰砰砰’来敲我们的门：‘周谷城、周谷城住在这里吗？’……那个人硬要进来，爸爸就迎上去说：‘我就是。’那个人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爸爸就出去了，我和妈妈也就跟了出去……”走到徐汇村门口，章益校长闻讯赶到，周谷城拉着章益的手，大声说：“友三（章益字），你要为我作证！”然后，跨上警车。警车载着几十名被捕师生，闪着警灯，呼啸远去——多少年过去了，周谷城洗脸、梳头、穿西装、打领带的一幕，却在复旦“村庄”永远定格。
1950年9月1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决定，将“村庄”名称以中文序数代替（即改为第一宿舍、第二宿舍等），从此，复旦“村庄”的故事告一段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带仍是一片田园风光……“村庄”之名，更贴近风景和口碑。（文/读史老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