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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作家必须要反复地谈论自己关于写作和文学的理解吗？是的，沉思良久，仍然如此。不得不承认，这在今天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个作家能够进入真正写作的前提。或者说，谈论写作和文学本身，也变成了文学的一部分。时常听到，小说家就应该具有匠人精神，需要埋头像木工那样老老实实做活。这自然是没错的，但在做活之前，小说家是否也应该像一个好的木匠那样，对他所要打造的物件在心中有个蓝图呢？要不然那些复杂的榫卯结构该怎样对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存在？因此我一方面觉得“小说家”这个称号特别专业，在很多时候也特别乐意别人这样称呼自己，但另一方面，我心底还是觉得，有一种超越小说的大文学视野，对于小说创造是更加重要的。也许从本源意义上来说，小说或非小说、虚构或非虚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本身。文学何曾有过清晰和坚硬的边界？即便是在审美标准比较稳定的古代，我们都能看到一代代的创作者对于前代文学形式的某种反叛，比如宋词对唐诗的反叛，元曲对唐诗宋词的反叛，明清小说显然是在诗词艺术到达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的一种大创造，其中都包蕴着这种文学不断跨出自我内部、向新的历史存在敞开怀抱并汲取艺术能量的汹涌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生命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细胞组织，而是聚焦于生命的本质——那种具有可阐述性、可生长性以及向可能性敞开的欲望冲动，我们都会心甘情愿地承认：文学是有生命的。
平心而论，目前也许是中国文学创作量最为巨大的时代，借助于无限的网络平台以及各种官方或民间乃至个人的纸媒刊物，每一天都有难以计数的作品被生产出来。然而，不得不说，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大量近似甚至雷同的话语模式，最为致命的是，很多故事类型与我们真实的内心感受相去甚远，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迅速变化着的时代没有带来新的洞见。如果作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理解世界的崭新的“取景器”，只是在故事的机巧方面花心思，那么就算做到极致，也只会成为影视娱乐产业的底端。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岂能安于这样的悲惨状况？作家这个古老的职业应该为人类的文明转型提供一种真正宽阔与复杂的视野。
更何况，拟象已经统治了一切。从本质上说，拟象就是一种表象符号，及其相互之间复杂的勾连与组装。文学，尤其是小说，可以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拟象创造。没有纯粹抽象的精神，精神本身就是拟象化的。因此，今天所有的文化及其拟象表征都带着文学的基因，尤其是小说的基因。人们通过研究最原始的单细胞，可以发现生命的很多奥妙，但是文学可不是一个单细胞式的存在，文学本身已然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拟象系统了。只不过，这套拟象系统所借助的是语言的想象力，而非视觉的直接经验。视觉经验固然好，直截了当，可不经过语言的转化，它便不可能融入人类生存经验的内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正因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载体，人类的存在与动物的生存便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在我看来，人类对于科技带来的隐秘风险是相当忽视的。人类曾经只是关注到了高科技制造的疯狂武器，比如足以将地球毁灭多次的核武器，但这种疯狂反而让人类获取了一种生存的理性，使得这种毁灭性战争的发生概率极低；可另外一方面，科技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对语言生活不断进行渗透，日复一日，从未停歇。其实，这才是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危险所在，因为这可能会抽空人类精神所依附的语言拟象的精神实质。那种让个人主体得以凝聚的孤独感将被社交软件和虚拟陪伴机器不断稀释，人将变成这场游戏中的演员，从而变成自身的陌生人。
马克斯·舍勒认为人类自我理解的观念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的基础。的确，我们正是由自我的理解去要求着历史的兑现。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获得一种自我理解呢？我们还是得依赖想象力，一种事关存在的想象力。想象力是对存在的超越。只有获得超越的目光，才能有所观照。我们必须要通过一种文化符号的镜像结构，才能够去观照和理解自我。这便是文学的写作。影视作品当然也是对某种内在经验的外在表达，视觉形式的拼接、虚拟以及叙事的开展，也在表达着人类的某种精神内核。不过，这还远远不够，终究是那看不见的部分、幽暗的部分、沉潜的部分，构成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深渊。这深渊必须由文学来接近、来表达、来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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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人看来，如何理解当代的文化现实，是在今天进行人文实践活动（写作和阐释）面对的首要问题。二十一世纪以前的作家和批评家不需要刻意去理解现实，因为彼时人类还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改造现实，人类的文化现实与自然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如今，人类已经获得了大规模改造现实的能力，尤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赛博文化的出现，作为根本性的节点，虚拟的现实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VR、AR技术让影像摆脱了平面的囚禁，产生了对人类大脑而言无法分辨真假的人造现实。此外，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机器可以精准识别事物，包括识别人类的脸部以及其他物理特征。甚至科学家也并不知道机器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只知道对机器这样“训练”便可以做到，就像我们对孩子和宠物所做的。无论如何，这已经有点儿接近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了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这点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言，但有一点无可置疑：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统治一切，更加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无条件许可。换句话说，技术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义话语，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
《黑客帝国》剧照
从传统的人文学范畴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令人惊悚的事情，因为人类灵魂的崇高存在是一切人文学的前提与假定。技术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灵魂的领域？电影《黑客帝国》里展现了这样的悲壮场面：人类完全被一种虚拟的假象所统治而又全然无知，人类的真实不仅被重新诠释，而且变得不可接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黑客帝国》中的科幻思想并没有随着这二十年的科技发展而过时，这是跟以往的科幻作品有所不同的。曾经的科幻作品，尤其是所谓的“硬科幻”，预言了潜艇、登月、视频通话等等事物和技术，后来的科技发展实现了它们，人的生存现实并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以《黑客帝国》为坐标，我们发现，人类的生存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的科技产品被预言出来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甚至，预言某种科技产品的出现已经不属于科幻作品的核心价值。科幻作品对于人类的影响开始增大，是因为它“发明”了未来，那种关于未来的意识与文化开始前来影响乃至支配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未来”之中，至少，我们处在一种“准未来”的状态之中。
有人也许会说，哪个时代不是过去时代的未来呢？但很显然，情况要复杂得多。建构关于未来的想象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文化想象，唐代人可以想象明代人的生活，而明代人却可能无法想象今天的生活。这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关于未来想象的文化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和行动愈成功，未来就愈被证明为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李敬泽先生说：“我们的现实不仅包含和沉淀着过去—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好像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的现实同时经受着未来的侵袭，未来不再是时间之线的另一端，未来就是现在。”面对未来的维度，我们意识到未来不再停留在幻想的层面，而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对未来做出了各种设想，这种设想不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大多是基于当前的科学认知。而且，随着电影、VR等技术的发展，“未来”会非常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时常已经忘记了那个真实的自我，而把投射情感的那个虚拟对象当成了自我。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那些怒吼着的庞大机器让我们望而生畏，而如今，小巧玲珑的手机、电脑随着手指的轻抚变换着纷繁的页面，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惊讶地追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这种技术就这么默默无闻地构成了我们的现实本身。对于这种文化现实的拷问与思辨，恐怕是每位人文学者和艺术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对小说家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小说文体必须表达这样的新发现。
小说的写作和阐释都应该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同时却饱含着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现实与未来既然已经扭结成了一体，那么涉及现实便必然会涉及未来，涉及未来便必然会涉及现实，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的“科技”或“科幻”只是一种步入“意义深度”的路径统称，而“深度”则意味着心灵的自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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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导向意义的目的与终点。没有对现实的叙事，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便会失去清晰的判断。技术时代阐述自身的方式，与历史其他阶段的一样，都依赖叙事。我们总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故事系统，隐喻性地描述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核心问题。二十一世纪，技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迷失掉，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我们得更加重视小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小说自成熟起，便大规模参与到文化的建构中，而小说意识的觉醒便意味着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通或者说互相支撑的关系。用文化诗学的视野来看，小说本身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同时代文化的物质元素的某种文本容器或文化镜像。“话语”层面则涉及“如何说”的问题，在此背后又无法避免地关乎价值、立场、情感、心理等等深层的文化意识。因此，小说文体与文化之间有一种血肉同构的深切联系。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的：
在文学表现中发现的变化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家是社会的先锋，他们的独特感受使他们能够察觉到置身其中的广阔社会生活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加以表现，否则就没有读者理解他们、欣赏他们。显然，这些文学形式是在许多社会都能看到的新的意识高度缓慢出现的证明。我们现在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有关新阶段的自我意识和人的形象的描绘，这一新高度正缓慢地在地平线上升起，与之相伴的还有人们对他们作为个体、社会和自然构造的新发现。
小说要表达出人类文明中新的意识高度，还要表达出人类文明中各个层面的新发现，这就意味着小说必须具备灵敏的文化感受性，并承担起创造性的文化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更新颖的艺术形式也沿着小说所开拓出来的沉浸体验道路向前探索和建构。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游戏、VR游戏，都是在不断强化这一点。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那么小说则构成了现代到后现代一系列深刻影响大众的艺术形式的母体。“沉浸式体验”只是一种笼统的表达，这当中所容纳的叙事技艺涉及文化和现实的方方面面，这种思辨关乎以小说为母体的一系列大众文化艺术作品，进而关乎文化的价值建构以及人内在的文化心理。小说以自由的创造力获得了比直接的“知识生产”更多的真实。建构小说的文化诗学，并不是拒绝那些直接的“知识生产”，而是要以小说的虚构空间和叙事思想超越那些“知识生产”的画地为牢，重新将自然、人生、社会、世界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熔铸在一起。从对文化的深描中洞见未来，又从对未来的想象中理解文化的变迁，一种“深度现实”便可以被有效地建构起来了。
毋庸讳言，当代小说创作深受文化诗学思潮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皆是如此。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那些已经相对经典化的小说作品，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地方性的文化世界。当然，小说家对于文化诗学的理解自然是有差异的，但多多少少都离不开文化对于小说空间的生成意义。自文化诗学诞生的那天起，它便是一个敞开的理论场域，而不是一个封闭型的自圆其说的僵硬模型，它在召唤具体的文本实践、具体的批评实践，以及更加精微的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当代小说的写作与阐述则越来越具有文化诗学的自觉性—这并非偶然，而是与文化诗学理论的诞生具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主体诉求，因此，小说文体需要更进一步地在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中得到清晰的路径和敏锐的灵感。我们持续凝视“当代”这个时空之内的文化变迁与作家作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置身于这个时空当中，因而具备对它的直观感受，更重要的是这个“当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和可能性的时代，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相似的文明急速转型的经验给予人类以参照。
《马桥词典》
我们知道文化一方面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它是稳定的、缓慢的、近乎凝滞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看到文化在科技力量的干预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经历了从神学话语到人文话语的漫长发展，科技在今天重新塑造出了一种新的神话力量。相较而言，这种新力量本质的不同在于它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科技曾经是人类的祛魅力量，现在却成了人类的新神话。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只要是神话，就必须得祛魅，方能让人类与万物相处得和谐安然。在我看来，一种具备未来维度的深度现实主义写作便是最好的祛魅艺术，作家要在这个“未来已来”的历史阶段写出生命的真实体验。说出来很容易，但要做到实际上非常困难，有太多的因素会干扰写作中生命的真实体验。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史的惯性、现实的复杂性以及目眩神迷的科技神话，都是对生命真实体验的遮蔽。以生命的本能去直面世界的同时，还得具备一种清醒的思想能力，分辨出哪些体验是出自生命的，哪些经验是来自建构的。只有这样，才能发出堪称属于“自己”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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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开始，我正式将科幻元素纳入我的小说写作当中，这给了我新的艺术动力。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作为一个怀有科学家梦想的理科生，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尽管我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但无疑，某种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气质沉淀在了我的心底，让我尝试着用文学的方式来激活它。事实上，科技元素对人类生存的影响一直是我写作探索的母题之一，只是没有那么正式和系统。早在2010年，我于某天上班时突然遭遇了指纹打卡的管理，就此灵感迸发，写下了《没有指纹的人》这篇小说，探讨科技接管人们的身份识别之后，人类可能面对的困境。仅仅数年后，人脸识别技术已经成熟，这样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某种预言或者寓言，而是我们每一天必须面对的血与肉一般真实的现实。2019年4月，“北大学子弑母案”的最终破获，就是依靠机场的“天眼”扫描辨认出了那个高智商的嫌疑犯，而在这之前，他已经销声匿迹多年，我们以为他真的会在罪孽中度过余生。我们必须深入到类似的科技主题当中，才有可能理解现实所蕴藏的这种巨变究竟意味着什么。科技的发展已经让“科幻小说”变成“科技现实”，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当代真实。而科技的局限性也是如此之大，并非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美国大选搅动全球政治，某种历史的拐点显然已经可以窥见。小说家怎能对这样重大变化背后的内在精神动机视而不见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重塑文化和融合文学的时代，无论是科幻文学，还是纯文学，抑或是什么别的文学类型，它们都将在今天迎来一个重新铸造的“合金时代”。
在这里我想对关心我创作的朋友们说，“野未来”系列小说的创作，是我这个阶段的重要收获。通过《野未来》《城市海蜇》《地图里的祖父》《退化日》《草原蓝鲸》《幽蓝》《潜居》《分离》《后生命》《行星与记忆》，我试图关注和想象人类未来某些阶段的变化与困惑。比如说，我想象了可以充分变性的人，想象了因为无人驾驶技术普及而下岗的出租车司机，想象了可以真正闯入未来世界的底层人，想象了外星人对于地球人类的隐秘劫持，想象了人类对于情感记忆的完美剥离，想象了人类个体生命意识之间的转移，想象了另一个星球上人类的生存与灭亡……那迷雾中的未来自然难以看清，但是想象力的立足点和升华点依然是当下的现实。这一系列小说的发表获得了不少肯定，我想，这不一定表明它们有多好，而是表明它们也许触及了很多师友、读者心目中的焦虑以及思考。他们对我肯定不会全然认同，我也期待着他们的批评。事实上，连我自己都无法清晰地总结这些小说的景观与结论，我所确信的，只是我在其中真实投射了自己在历史轰鸣声中想象未来之际所具有的惶惑与不安、乏力与疲惫，以及希望与绝望的反复交织。我意念中的“野未来”究竟会不会出现呢？未来也许并不是小说里描绘的那个样子，也许更好，也许更糟；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想象未来本身是在加深和拓宽着我们与现实之间的总体性联系。
托卡尔丘克
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获得了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说她如一名短跑运动员，越过由社会和文化制造的边界。她自己也说，许多故事都需要在新的科学理论的启发下，在新的知识环境中重写。我对此极为认同。也许，一个重写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因为生存的根基发生了改变，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生活世界也在不断地遭受侵蚀。那个生机勃勃、鱼龙混杂的民间世界，今天也几乎难觅踪影，人类的实体世界正在向网络的虚拟世界进行转移，并且与之同时存在。它们就像扭曲的莫比乌斯圈一样，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整体，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
因此，未来诗学依然是以人为主体的叙事话语，只是需要辨析的迷雾与确证的难度愈来愈大。面对这个技术化的时代，我们得越来越重视主体的思辨能力在文化和小说艺术当中所能生成的能量。“以往的小说家若称思辨家，那多半是潜在的，他们的心理分析、社会研究和艺术形象，只有延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辨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层面上，小说和思辨是分不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开辟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自他之后，自觉的思辨已经成为小说艺术的有机构成。
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那些方方面面当中变与不变的元素需要我们更精密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辨，才能做到对时代和未来的真正理解。在这个让我们惶恐迷茫的技术化时代，我相信文学叙事依然是最难被技术驯服的，我相信小说的精神能量和艺术形态还远未耗尽，我相信在当代小说的文化诗学之中，蕴含着一种未来文化的可能性。
本文为王威廉小说集《野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7月）的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