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新视野的发现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美]王敖著，王治田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260页，42.00元

在BBS、博客、论坛的时代，王敖是一位高度活跃的青年诗人，天然具备强韧、持续的独特风格。他给自己贴的标签是诗人、教师、吉他手，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译者，翻译的诗论合集《读诗的艺术》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案头书，译笔很值得信任。

王敖的诗集

王敖译《读诗的艺术》

两年前，当我得知王敖正在写一部与唐代文学地理有关的专著时，当即表示了浓厚兴趣和强烈期待。

因手头正在写“诗人传三部曲”的第一部——杜甫夔州题材的《征旅》，当这册《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寄来后，我马上翻检目录，找到与杜甫相关的章节——“杜甫与阅图经验的诗学化”。细读过后，决定在小说中加入杜甫在成都幕府与严武等人展阅地图这个细节。事实上，杜甫的地图（地理）意识是极强的，在他那些牵涉到当时军政时局的诗篇中，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写痕迹。王敖在导言“地理学发展与空间想象之多重互动”中，特别勾勒了作为分水岭事件的“安史之乱”对文学书写方式的重要影响，揭示了从盛唐文学过渡到中唐文学的重要心理动力：

因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复兴大业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其业已改变的疆域和那些未开发的蛮荒之地更加深刻的了解。由于受到地理学和文学的双重强化作用，这一思想之滤镜，使得文人们得以勾勒出唐帝国那瞬息万变的疆域图。这张堪舆图包罗万象，又妙尽幽微，细及毫厘，让人目眩神迷。当时文人们的空间想象，正反映了他们迫切想要成为帝国大厦之梁柱的壮志雄心。

安史之乱的祸乱根源，简略而言，可以归因于唐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施政昏聩、刚愎自用，将朝事行政一味交托李林甫，而边镇军务则一味信用番将而不加节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总趋势是民族大融合，随着南北政权的统一，渐渐汇于共同的华夏认同。我们常说李唐王朝是融合了汉族与胡族（主要是鲜卑）血统和文化的一个杂糅型政权。但这个进程被安史之乱打破了。它造成的动荡和毁坏，比之西晋“永嘉之乱”更为严重。

从李唐立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前后已承平一百四十年，正因猝不及防，安史之乱对时人造成的心理震动尤为剧烈，对此后国族心理意识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主要特征即政治上强调“尊王攘夷”，强化儒学为唯一合法的道统，在文化上也相应地出现保守倾向。王敖在第一章“中唐时期的地理学发展”中所讨论的“高涨的地理学意识”，以及后两章谈到的中唐时图经、地志撰集的发达，都可以视为这一转型时段思潮的自然延伸。

第一章“中唐时期的地理学发展”中，“中唐时期高涨的地理学意识”一节即揭示了安史之乱与中唐地理意识强化的关联：

局势的动荡，侵蚀着唐人的文化自信和自命为天朝上国的优越辞令。为了恢复中央对这些骚乱地带的军事和行政控制，并且在象征层面重建王朝的统一局面，地理学对于朝廷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时任宰相的制图学家李吉甫（758-814）所声称的：“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

王敖在此作了清晰有力的勾勒，在现实地缘环境和政治压力的多向驱动下，贾耽、李吉甫、韩愈、元稹、柳宗元、刘禹锡和李德裕等朝臣纷纷投身于地志与图经的编集和撰著，与初唐时帝王身边众多的“文学侍从之臣”相比，他们更强调自己的辅弼者身份，勘定、拱卫国土已是他们自命的职分。此外，自初唐开始就很兴盛的类书编纂经验在此也获得了功能的转化：文人学士的兴趣从文学性类书，转移到了更具实际施政辅助功效的地志与图经的编撰。

这一转向，实与安史之乱中平定乱局的军事需要直接相关，王敖在第二章“杜甫与阅图经验的诗学化”这一节披露，杜甫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宝应元年（762年），杜甫好友严武第一次镇蜀，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充剑南节度使，到任不久，即在使府厅堂邀集官员观览地图，过后众人同咏《蜀道图》，分韵赋诗。杜甫参与了这次很具象征意义的集会，有作《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

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

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

这次由地方首脑召集的观览地图的活动具有实际的施政功能，文人诗会雅集的性质是次要的。事实上，这一年安史之乱还未彻底评定，要到一年后的宝应二年春天，史朝义才北逃范阳，于林中自缢而死，麾下叛将纷纷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就杜甫而言，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的阅图活动，在战争胶着阶段的乾元元年（758年）七月还有更早的一次经验，那是他还在华州任职司功参军任上的时候。王敖在此作了清晰的阐述：

这首诗虽然只是一首关于地方舆图的即兴之作，却展示了诗人对于帝国疆域的宏阔视野，以及他对战火绵延的唐帝国的地理空间结构的明锐意识。事实上，这首诗并不是杜甫叙述其安史之乱间阅读地图经历的唯一作品。……当杜甫于758年任华州司功参军之时，他曾替州郡军事长官草表，进呈叛军形势图。

杜甫代华州刺史所写的表状名目为《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状文末尾的“谨进前件图如状，伏听进止”说明，当时随同表状上呈肃宗的还有另一幅军事形势图。

此外，王敖还提示说，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的第三首就是他利用当时地图的实例：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

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

由此看来，杜甫很可能抄录摹写了他所接触的图经。乾元二年（759年）秋他弃官赴秦州，之后由秦州赴同州、由同州再入蜀的途中，实际都借助了地图的导引。王敖将杜甫的阅图经验一节放置在例证诸篇之首，正说明了他的眼光与手段。有了清晰的方法理路，才会有对材料的敏锐捕捉。

李白和杜甫是这个分水岭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书写者。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可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分为前后期，这是时代大事件对文学创作造成的直接影响。无论是因罪流放还是为了躲避战乱饥荒，他们各自来到南方边地后的书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在李杜这一代“安史之乱”亲历者过后，中唐文学的地理书写得到了大扩展。其中，北地住民向大规模的迁徙就是一个长久以来未被充分揭示的历史面向，李白与杜甫都可以视作这个数百万迁徙群体中的一员，由此也才能理解他们后期诗作中强烈的“北归”意识和“归阙”意识。葛兆光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短评中，即提示了这一点：

安史之乱导致的族群、人口和生活的大变动，在中唐时期引发了有关“中国”地理空间的再发现和再定义，在这个变动时代，诗人如何呈现他们对这种地理空间变化的惊讶、喜悦或困惑？通过对中唐地理学、地图学与文学的综合考察，王敖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唐诗的一个新途径。

本书第四章“深入南荒：创造新地标的美学”的两节“深入南荒的移民与徙居潮”“元结和苍梧的变形”，叙述与所引论据都非常精彩，对我们理解由盛唐文学到中唐文学的过渡转型很有启发。

地理意识传递到文学的生成与转化，经历了前后数代诗人的累续之功，在我看来，王敖以下这段表述，差不多可以成为理解中唐文学的一个重要指引：

伴随着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大规模移民南迁，包括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和元稹在内的文化领袖们，很多都因谴谪，而被派遣到南方任职。……在这个意义上，文人的迁居成为更为广泛的帝国地理变迁的一部分，他们以官员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了这些变迁。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英文版

本书的其他章节内容，如讨论李贺《梦天》诗的部分、讨论柳宗元山水诗文的部分，以及元白唱和诗中的地理因素等部分，都是以前文学研究论著中较少涉及的内容。作为学者的王敖“独具只眼”，所以才能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和入手角度。

细读完这部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著，深感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本身都需要不断地“破格”。我们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不能停留在各种既有框架上，而需要做纵向与横向的多维度的打通，跨越学科的阈限，从问题意识出发，作交叉反复的更深层思考。学术研究不应是“定格”式的，面对诸多不同性质的材料，借助文学的直觉和想象力，或许才能打开眼目，开拓出新的视野。《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正是诗人王敖勇于“破格”、展开探索后的一个有力成果。

最后提一下本书的结构。通读过后，感觉各篇章的次序或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小调整。如葛先生所提示的那样，本书撰写的内容实是以“安史之乱”这个大事件为基轴展开的，“安史之乱”对唐人地理意识的塑造与影响大可以作为全书篇章的发引（结合书中已讲到的北方向南方移民的内容）。后续篇章，其实都是在这个大事件直接影响下文学地理意识在不同时段的表现。

文学书写是一端。李杜两人的文学书写中，杜甫的地理书写非常丰富，可以展开得更多一些，李白这方面的特征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流放夜郎及放回途中的诗文。此外，由盛唐至中唐这个时段，还有其他名声稍弱一些的诗人，他们的诗文创作同样也体现了鲜明的地理书写的特征，可以适当加以补充：比如第四章“深入南荒：创造新地标美学”中提到的元结就是李杜的同时代人，而在大历诗人群体中，就有很多位同样也有战乱宦旅的人生经历。图经撰集的发达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另一端，第一、二、三章的主题可以更为聚焦，集中加以处理。如此，或可以更有效地揭明本书的论述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