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建国后，对唐末五代以后失衡的文武关系进行调整，奠定了“文治”的政策导向，至太宗继位，“兴文教、抑武事”，终于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后人谈及宋朝，往往把它作为读书人的天堂，但矫枉过正的兴文抑武策略，也的确给国家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武功不竞的根源之一也就在于此。仁宗朝是兴文抑武方针落于实处的重要时期，透过名将狄青的境遇，我们尝试观察在一个由文臣主导的社会中，武将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况究竟如何。
建功西夏与无辜受责
（一）投身西北，声名鹊起
狄青，字汉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生于汾州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市）。当地民风犷悍，狄青自幼就崇侠尚武，王珪说他“生而风骨奇伟，善骑射，少好将帅之节，里闾侠少多从之”。宋人笔记中记载狄青从军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狄青十六岁时，兄长狄素与里中恶霸打斗，将之推入水中淹死。狄青挺身而出，代兄顶罪，被逮捕黥面。宋朝军队常从罪犯中招募军士，狄青便通过这一渠道入伍从军，并因为武艺出众被抽调至中央禁军。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西夏元昊称帝建国，入侵宋朝西北边境，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宋廷为应付战事，选拔人才出征，狄青以低级军官的身份来到西北战场。这次战争给狄青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他在战场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焚烧西夏积聚数万，庐舍数千，俘虏丁壮五千余人，又在战略要地修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寨。《宋史》记载，狄青与西夏军前后大小共二十五战，八次被流矢射中。他出征前总是在脸上戴一副铜面具，出入敌阵所向披靡，骁勇善战之名威震边塞，西夏军称之为“狄天使”。
狄青为人缜密慎重，武勇却不鲁莽。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狄青在泾原与西夏军作战，乘胜追击数里，西夏军忽然壅遏不前，宋军推测前方必是天险，正要奋起直击，狄青却忽然鸣钲收兵。事后宋军前去查验，果然发现前面是一个深涧。将佐们都后悔没有把握机会，狄青却道，敌军逃亡途中突然掉头与我军对抗，怎知不是他们的阴谋呢？我军已经大胜，区区残兵不足为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中了敌人计谋，则我军存亡不可预料。沈括评价说：“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狄青的优异表现得到了被称为“河南先生”尹洙的欣赏，尹洙将他推荐给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韩、范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勉励他要文武兼备、博古通今。狄青由于屡立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部署、经略招讨副使，加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等。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听闻狄青之名，想要亲自召见他，一睹风采，但因战事紧张，只好命人给狄青画像送到京城，由此狄青声名更盛。
（二）殃及池鱼：水洛城事件
狄青声名鹊起，得益于文臣群体如尹洙、韩琦、范仲淹等人的推荐，但也恰恰是在西北期间，他第一次与文臣群体发生了摩擦。庆历三年（1043），德顺军（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生户王氏家族献水洛城，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上奏，请求在当地筑城，集聚蕃兵捍御西夏，朝廷从之。郑戬令刘沪兴工，又派著作佐郎董士廉带兵相助。然而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却上书要求罢修水洛城，也得到朝廷的认可。这样，围绕是否修城就存在相互矛盾的两道旨令，郑戬和韩琦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庆历四年（1044）初，韩琦还朝为枢密副使，改郑戬知永兴军，就是为了将之调离。但郑戬坚持己见，仍令刘沪、董士廉二人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和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都站在韩琦一边，认为修城有害无利。尹洙数次召刘沪、董士廉还城，都被二人拒绝，尹洙大怒，命狄青带兵收捕二人送至德顺军监狱，欲以违抗军令的罪名斩之。已经投靠宋朝的蕃部受到惊扰，烧积聚、杀吏民作乱。朝廷派盐铁副使鱼周询前来调查，鱼周询了解情况后，支持郑戬修城的主张，朝廷于是下诏释放刘沪和董士廉，迁尹洙知庆州，水洛城继续修筑。
在此期间，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但争论的焦点却不是是否应该修城，也不是针锋相对的韩、郑等人，而是奉命行事的狄青。参知政事范仲淹认为，刘沪在边境多有战功，董士廉是京官，不能任由狄青斩杀，批评狄青是粗人，不知朝廷事理。大臣孙抗弹劾狄青不应当阻止刘沪修水洛城。谏官余靖也抨击狄青公报私仇，囚禁大臣，如果刘、董二人因冒犯大将而受罚，朝廷又不能保全，则今后边臣谁肯效力？他建议朝廷诫敕狄青，如果狄、刘两人中必须调离一人，则宁可调离狄青，不可调离刘沪。
事件发展到最后，已经完全偏离了最初引发争议的主题，韩琦、郑戬、尹洙等人毫发无伤，罪责完全被推到奉命而行的狄青身上。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狄青与其他诸人身份不同，韩、郑、尹都属文臣集团，虽有过错，也只能由狄青这个“粗人”来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文官集团对武将的排斥。尽管如此，由于朝廷确实有停止修城的命令，狄青也只是奉命而行，加之刘、董二人确有抗命之实，因此并未继续深究狄青的责任。
（三）“奖用太过，群心未服”：以文驭武统兵体制的反弹与弊端
水洛城事件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且狄青只是被殃及，接下来围绕狄青知渭州所产生的争议，才真正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庆历四年（1044）六月，宋廷任命狄青为渭州知州，引起朝中文臣的群起反对。时任右正言的余靖连上四章，述及泾原一路在整个陕西边防中的重要性，必须选才望卓著之人守御，而狄青拔自行伍，是一个粗率武人，性格“率暴鄙吝”，令其与统领西北军政的庞籍等人为伍，等于是对庞籍等人的侮辱。余靖甚至否定狄青此前的战功，公然称狄青“名为拳勇，从未逢大敌，未立奇功，朝廷奖用太过，群心未服”，“必致败事”，乃至以“匹夫”称之。
余靖与狄青此前从未谋面，也不存在利益冲突，他对狄青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纯粹是为了维护刚刚确立下来的“以文驭武”的统兵制度。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般由武臣承担统军征战或驻守地方的职责，都部署、部署、都钤辖、钤辖等统军官职由各级武将出任，文臣对驻军和军事行动无干预权，在军事行动中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如供应粮饷、安抚百姓等。在“以文驭武”国策的背景下，真宗朝开始出现文臣参与指挥军队的端倪。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一些文官对高级武官以都部署之职统领大军的旧制提出异议，孙何建议由文臣取代武臣统军，表明武将的军队指挥权受到执掌国政的文臣集团抵制。“澶渊之盟”以后，随着战事的平息，武将都部署的职权开始下降，文臣以地方长吏身份兼任都部署而管辖本地驻军的现象增加，但总体来看，高级将领仍在各地统军系统中居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河北、河东和陕西缘边地区。到仁宗朝，特别是对西夏大规模作战后，北宋地方统兵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确定了以文臣为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以武将为副职的基本原则，文臣控制了前线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武将则沦为文臣主帅的部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四人分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主持对西夏战事，狄青投身西北战线时就处于这种体制之下。
新的地方统兵体制以确保文臣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为核心，这也是狄青出任渭州知州的任命遭到文臣群体抵制的原因，事件背后反映出狄青个人官职的提升与国家体制之间爆发的冲突。宋仁宗时代出任方面统帅的文臣，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既没有沙场经历，也不熟悉兵法。宋夏战争开始前夕，通晓兵略的武将王德用主动请战，却被排挤出朝廷，正是由于文臣对他的猜忌：王德用长相酷似宋太祖，“状貌雄毅，面黑而颈以下白晳，人皆异之”；同时王氏宅第位于皇宫北角外的泰宁坊，正枕在都城乾纲线上，显然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以文驭武”的统兵体制，将不知兵机的文臣推上军队统帅的位置，而富于战争经验的武将们却只能听命行事。文官王素知渭州兼本路经略安抚使时，武将蒋偕因遭西夏军攻击前来请罪，王素“责偕使毕力自效”。部署狄青认为不妥，王素冷言回答：“偕败则总管（部署）行。总管败，素即行矣。”狄青遂“不敢复言”。
代替武将出征的文臣们大多表现无能，导致宋军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夏竦作为最初对西夏用兵的宋方主帅，畏缩自守，“但阅簿书、行文移而已”。宋人范雍守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被西夏元昊用计玩弄于股掌之上，盲目调动军队疲于奔命，结果宋军在三川口遭西夏军埋伏，全军覆没。受命统辖陕西四路的韩琦、范仲淹等“儒帅”，也“久而未有成功”。韩琦自称“素昧兵机，不经边任”，“既不能亲冒矢石，应机制变，而但激励将卒，申明赏罚，以昼继夜，实忘寝食”。所谓“激励将卒，申明赏罚”，究竟有何作为呢？宋人笔记载，狄青调任定州路总管时，旧部焦用押兵路过，狄青留其叙旧。焦用手下的士兵借机向韩琦状告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便下令斩杀焦用。狄青为焦用求情道：“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嗤之以鼻，答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杀了焦用。只凭一名士卒越级上告，就不经核实、不顾军情武断地斩杀立有军功的大将，名义上是“申明赏罚”，却给军队带来长久的不利影响。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宋夏好水川之战，正是由于韩琦指挥失误，倡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导致宋军大败。面对“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范仲淹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
在这些“儒将”的指挥下，西夏元昊“叛扰累年”而宋军频频失败，“一战不及一战”。徒知高论的士大夫们，既不能直面现实中的无能与失败，又不能正视体制的弊端而有所救补，只能编造谎言自我吹嘘、自我麻痹。范仲淹继范雍守延州后，传言西夏军不敢再侵犯延州，因为“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宋人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大惧，遂称臣”。而事实上，西夏人在好水川之战后作诗讽唱：“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对宋军的轻蔑溢于言表。
体制上的弊端长久得不到救治，致使积弊越来越深。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西夏在边境修筑堡垒，庆州知州、文臣李复圭授予本路钤辖李信及刘甫、种咏等武将“阵图、方略”，命令出征。李信等根据李复圭的指示与西夏军作战，大败而归。李复圭急忙收回此前交付的阵图、方略，将李信等逮捕。最终，李信、刘甫以“违节制”之罪被杀，种咏死于狱中。北宋末年，文臣张孝纯以主帅身份守卫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面对金军手足无措，试图投降，守城职责只能由将官王禀承担。增援太原的军事行动中，坐镇京师的知枢密院事许翰既不了解前线军情，又随意督战，“数遣使督（种）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大将种师中被逼无奈，贸然出战，结果被金人袭击，兵败战死。文质彬彬的宋朝，在盲目自信的士大夫们的指挥下节节败退，终于在“靖康之难”中轰然倒塌。
狄青
名将的陨落：兴文抑武国策下狄青的命运
（一）“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平定侬智高之战
“庆历和议”后，宋夏战事告一段落。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北宋中前期，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执掌文、武大政。枢密院长官原本文臣、武将参用，但从宋太宗开始采用更多措施打压武将后，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至仁宗朝，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完全处于被压制的局面，其人数和任职时间都远远低于文臣，行使职权时更是碌碌无为。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再次招致文臣集团的反对，御史中丞王举正言狄青出身兵伍，恐怕引起四方轻视朝廷。左司谏贾黯甚至提出“五不可”：如此，四裔将有轻中国之心；小人闻风倾动，翕然向之，撼摇人心；朝廷大臣耻与为伍；不守祖宗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狄青未闻有破敌功，失驾御之术、乖劝赏之法。但宋仁宗已对只知夸夸其谈、在宋夏战争中表现拙劣的文臣们失望至极，仍坚持己见。宋仁宗召见狄青，准许狄青用药除去脸上黥文，狄青回答：“陛下擢臣以功，不问门地阀阅。臣所以有今日，由涅尔，愿留此以劝军中，不敢奉诏。”然而狄青没有想到的是，他越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出身与身份，越是为文臣士大夫所不容。
皇祐四年（1052）五月，广南西路广源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反宋，建立大南国，攻城略地，连破横、贵、浔、龚、藤、梧、封、康、端诸州，又兵围广州，两广几乎为其所有。宋朝命广西经略安抚使余靖和广南安抚使孙沔率军阻击，但二人不懂军事，宋军战事不利，侬智高势力日益坐大。宋仁宗向宰臣征询意见，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上表请行：“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文臣刘敞不甘心让狄青单独统兵，建议派文臣从军监督。庞籍进言：“向者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办贼。”“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无如也，青之号令复不可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宋仁宗听从庞籍的规劝，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岭南诸军皆由狄青节制。
狄青统军奔赴广南，行军途中就清楚地显出与文臣的不同。他并没有驱策军队倍道而行，而是规定每天行军不超过一驿，每到一州就休息一日。立军纪、明约束，行止皆成行列，挑运粮草、设岗守备都分工明确，有专人负责。住宿不准大声喧哗，行军不得交谈打闹。每到一地，四面派兵戒备，每门皆设司使二人，不许随便出入。狄青所居四周更是陈兵数重，所将精锐列布左右。
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会合孙沔和余靖，到达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狄青在行军途中听到前线宋军失利的消息，下令诸将不得擅自出战。广西钤辖陈曙受余靖驱使，在狄青到达前率军与侬智高战于昆仑关，结果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临阵脱逃，军士伤亡惨重。狄青到宾州后第三天早晨，召集诸将到帅府，命陈曙等立于庭下，历数其违抗号令招致失败之罪，将陈曙与袁用等三十二名将校皆推出军门斩首。孙沔、余靖大惊失色，不敢仰视。余靖离席下拜道：“曙失律，亦靖节制之罪。”狄青回答：“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其余诸将皆股栗，提刑祖无择回到住所后“便溺俱下”。从此以后，军中纪律明肃，再无人敢违抗狄青军令。
侬智高反宋后，交趾王李德政几次表示愿出兵入宋，联合宋军讨伐侬智高。余靖信以为真，以为交趾是善意，请求接受李德政的提议。宋廷于是下诏给缗钱两万助兵费，等侬智高平定后再赏三万，余靖也备好了粮草。然而狄青深谋远虑，看出李德政目的并不单纯，上奏道：“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骑一千赴援，此非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蛮人兵。蛮人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且檄靖无通交趾使。”事实上，正如狄青所言，交趾出兵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宋朝平叛，而是“欲因此乘势以邀利”，既可除掉侬智高，又可乘势掠夺宋朝领土。如果依余靖之言准许交趾军入宋，等于引狼入室。
狄青在广南再次展现出超人的军事才能，他到达前线后并未急于与侬智高交战，而是施展缓兵之计。这时已近正月十五元宵节，狄青令军营中大张灯烛，设宴款待从军将士。第一天欢饮至天明，第二天到夜里二鼓时，狄青忽然称身体不适返回营寝，令手下代其劝酒。可是一直到天色放亮，狄青都没有出来，正当众人疑惑的时候，忽然有人传报：是夜三鼓，狄青已率军夺下天险昆仑关。
夺下昆仑关后，狄青军直取邕州城东北的归仁铺，与侬智高的“标牌军”正面对峙。早在出军之前，狄青就已经对前线军情了如指掌，制订了完备的作战计划。曾公亮曾问狄青，侬智高的标牌军勇不可当，应如何应对。狄青回答，标牌军是步兵，以骑兵来冲击，其标牌的威力就难以施展。为此，他特意调遣陕西缘边精锐骑兵五千人，一同赴广南作战。归仁铺地势平坦，正好为骑兵往来冲突提供了条件。布阵时，狄青令步兵居前，将骑兵藏匿于后；而引诱侬智高将骁勇的标牌军置于前阵，羸弱者殿后。双方交战，狄青手执五色旗站在高处，指挥骑兵从左右两翼冲击，来回奔突，标牌军阵脚大乱。同时，宋军先锋张玉、左将贾逵、后军孙沔、余靖也率军围攻，侬智高军大败。狄青令骑兵乘胜追击，生擒五百余人，死者以万计，一举歼灭了侬智高的主力，收复了邕州城。宋军入城后，发现城内有尸体身着金龙衣，众人都以为是侬智高，要上报朝廷。狄青阻止道：“安知非诈耶？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事后果然传来消息，侬智高乘乱逃到了云南，后为南诏所杀。
广南之战中，狄青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巩后来称赞他说：“青先为（曾）公亮言立军制，明赏罚，贼不可得见，标牌不能当骑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户上，以论数千里之处，辞约而虑明，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岂特一时武人崛起者乎？”这次胜利从头到尾由狄青全权指挥，作为一个案例，它清楚地反衬出“以文驭武”统兵制度的荒谬，宋代史家王称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盖有智矣，必俟乎权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权可以奋其威。观狄青之讨智高也，可谓能施其智而奋其威，以取胜于当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专任而责成之也。”正如王称所言，没有了不通兵机的文臣牵制，狄青才得以自由地发挥其军事天才，取得最后的大胜。作为文臣代表的余靖，近距离观察到狄青表现出来的职业将领的素质与才略，真切地感受到文人纸上谈兵与优秀的职业军人之间的巨大差距，感慨地说：“智高之谋，十余年间招纳亡叛，共图举事。十余月间连破十二郡，所向无前。夫岂自知，破碎奔走在于顷刻之间。乃知名将攻取，真自有体哉！”战争结束后，余靖撰《大宋平蛮碑》，为狄青歌功颂德，狄青去世后，又应其子狄谘请求撰写墓志铭，对狄青倍加推崇。
（二）“朝廷疑尔”：狄青的罢任
平定侬智高之战，将狄青的功业推到顶点，也使他与兴文抑武的传统国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狄青获胜的消息传至京城，宋仁宗对宰相说：“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狄青出征前已经官至枢密副使，宋仁宗想要再擢升他为枢密使，这又招致了文官群体的集体反对。庞籍提出，太祖时大将慕容延钊、曹彬立下大功，但都没有得到枢密使的官位，狄青的功劳不及二人，若用为枢密使，则“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欲何官赏之”？他同时指出，狄青出身行伍，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已经招来很多人议论纷纷，现在狄青立了大功，刚刚平息了众人的非议，如果再提升为枢密使，又会招致人言，不如破格提拔狄青诸子作为补偿。宋仁宗对庞籍的建议赞赏有加，称其“深合事宜，可为深远矣”。然而不久，参知政事梁适为了排挤政敌枢密使高若讷，向仁宗密奏狄青功高赏薄，“无以劝后”，又暗结内侍制造舆论，抱怨南征将帅奖赏太薄。宋仁宗听闻这些传言，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又召庞籍说，“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仍要以狄青为枢密使，乃至“声色俱厉”。庞籍提出要“退至中书商议”，宋仁宗道：“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最终，在众议纷纷的舆论环境下，狄青被擢升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前后共四年时间，但史书中几乎没有留下其任何活动，一些迹象表明，在普遍的“兴文抑武”背景下，狄青也只能碌碌无为、平淡度日。嘉祐元年（1056），宰执集团讨论为宋仁宗立储之事，却没有与枢密院长官王德用和狄青商议，王德用听说后，合掌加额曰：“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有人告诉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鄙视地说：“老衙官何所知？”诸如王德用、狄青这样的武将，虽然备位国家二府，看似地位尊崇，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忍受来自文官集团的轻蔑乃至侮辱。狄青最初担任枢密副使时，京城鄙人蔑称军人为“赤老”，时人因此戏称狄青为“赤枢”。一次，狄青宴请韩琦，一个名叫刘易的低级文臣也在座。酒宴中有伎人以儒者为戏，刘易大怒，指着狄青骂道“黥卒竟敢如此”，把酒杯摔在地上不辞而去。而狄青“笑语益温”，第二天亲自登门向刘易赔罪。史书称赞狄青有容人之量，但其背后也未必不是无可奈何的隐忍。
尽管要忍受来自文官集团的鄙视，但狄青在广大士兵和普通百姓中却有着极高的声望。士兵把狄青视为英雄，百姓也为其勇武所折服，每次狄青出门，总能吸引大批人观望，以至道路壅塞。狄青的战功和他受到的拥戴刺激了文臣集团脆弱的自尊，如果武人的军功业绩成为世人崇拜的对象，无疑会威胁到宋初以来辛苦营造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也会触及文人辛苦获得的独尊地位和附着于其上的利益，因此关于狄青的种种流言很快在社会上风传起来。有人称看见狄青家的狗长出角来；知制诰刘敞说狄青宅第到夜晚常发出奇光，与当年梁太祖朱温称帝前情景类似；又有人称看见狄青在相国寺身穿黄袍起居行止。一时间讹言四起，朝野哗然，刘敞和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不断上奏，要求将狄青逐出京城。北宋名臣范镇在其《东斋记事》中也记载，有人为了陷害狄青，夜间高唱：“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因为狄青姓狄而为汉人，面有刺字不肯除去，他的故乡又在汾河，所以此歌被用来影射狄青心怀异志。
在狄青被罢免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早年曾对狄青评价颇高，称“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但到了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连上三道奏章，要求宋仁宗罢免狄青。第一篇《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作，欧阳修在文中危言耸听，把狄青视为对北宋政权的现实威胁，刻意夸大捕风捉影之谈，对狄青进行诬陷，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欧阳修在文中对狄青极尽贬损之能事，称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虽“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但“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又言狄青本武人出身，“不知进退”。此封奏疏没有得到宋仁宗的许可，随后，欧阳修又以当时水灾为名，套用“天人感应”之说，连上两道奏章劝说宋仁宗罢免狄青。
欧阳修的奏疏体现并进一步强化了文臣集团对武将的轻蔑意识，他的说法成为文臣集团的主导意见，宰相文彦博劝说宋仁宗将狄青以两镇节度使出知外藩。狄青闻讯面见宋仁宗，诉说“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的委屈，宋仁宗亦以为然。宋仁宗将狄青的话转告文彦博，并且称赞“狄青忠臣”。文彦博回答：“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这与当年赵普劝宋太祖罢免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的话如出一辙，宋仁宗听后默然。狄青还未得知宋仁宗与文彦博的此次面谈，他亲自去见文彦博自辩，文彦博直视狄青道：“无他，朝廷疑尔。”狄青听到这一露骨的回答，大惊失色，“却行数步”。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被罢免枢密使之职，出判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他在离行前悲楚地对人说：“青此行必死。”尽管被贬离开封，但在文彦博等人看来，心腹大患仍未完全去除。文彦博派宦官每月两次至陈州“抚问”，不停地对狄青实施心理打击和精神迫害，狄青每次听说朝廷使臣到来就“惊疑终日”，不过半年便抑郁而终。
结语
狄青一生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韩琦面对狄青为焦用求情，轻蔑地脱口而出：“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尹洙也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终于从唐末五代“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的窘迫境况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地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他们得来不易的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局面下，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夫悍将”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甚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宋初功业过人的大将曹彬，“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甚至在街市上与官阶较低的士大夫相遇时，也主动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其为人所称道的居然是“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宋真宗时期在西陲和河北边境颇有战功的名将马知节，任职枢密院期间与文臣王钦若、陈尧叟议事不和，王旦之子王素追忆，他入朝时见王钦若正“喧哗不已”，马知节则在旁“涕泣”。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免有“功高震主”之嫌。武将为了躲避擅权的嫌疑而与士卒保持距离，大将知道“败可无咎，胜乃自危”，不惜牺牲士卒生命来保全自己，这无疑是一个病态的政治氛围。因此，狄青的遭遇不过是当时武人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随着文官集团地位的稳固，武将的生存状态愈发压抑。
看尽了五代时期武将们凭借兵强马壮而易置天下的闹剧，文官集团希望永久性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他们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狄青至西北参加宋夏战争时，就身处这样的体制下。大量不知兵机的文臣掌握了作战指挥权，武将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握，如果遇到范雍这样的无能之辈，覆军杀将就是等待他们的必然结局。类似李复圭之流的文官，尚且敢于充满自信地授予武将阵图、方略，失利之后又不惮于推诿塞责，无怪乎宋军对外作战屡遭挫折。饱含自尊的士大夫们面对着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到手的地位与特权，只能以自我吹嘘的方式自欺欺人，幻想着战场上的敌人在自己的智谋韬略下望风而降，但幻想终究难以弥补现实的残酷，体制上的积弊也一天天地丧失了救治的良机。
狄青的经历显示，远在前线的武将们想要获得升迁，必须经由文臣统帅的提携。然而与其说这是文臣对武将的认可，毋宁说是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施舍永远是有限的，文臣已经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在文臣掌控的界限之内，甘心居于从属的武将可以加官晋爵；而一旦他们超越界限，与文臣分庭抗礼，立刻会招致文臣群起而攻。这种界限经由国家制度的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文官群体仍然在不断地收紧缰绳，武将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从枢密院的人选来看，经过宋太宗、真宗两朝，文臣逐渐掌握了枢密院的支配权，武官被弱化为陪位的角色，宋仁宗时期，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西夏元昊自立，宋仁宗召枢密院长官询问边备，诸人竟然都无言以对，宋仁宗愤而将枢密院长官四人尽皆罢免。或许是出于对其他大臣的失望，宋仁宗对狄青的信任是发自内心的，但即便是他，也难以扭转整个文官集团的意志，如狄青这样的良将，仍然难免沦为摆设。从仁宗嘉祐元年（1056）罢去狄青、王德用枢密使之任后，一直到北宋覆灭，枢密院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文臣衙门，在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只有郭逵和种师道两位武将在其中任职。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时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一年多，大部分时间以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的身份出镇在外；种师道在金军大举攻宋时，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的官职，率军解围，显然也是挂名虚衔。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枢密院，居然完全没有富于军事经验的武将参与其中。
狄青在其仕宦生涯中，大体上与文官集团维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最初在陕西得到尹洙的推荐，韩琦、范仲淹的赏识，其后又有余靖为其撰写《平蛮碑》。从狄青生前和身后士大夫集团对他的评价来看，文官集团对他的功业整体而言是予以认可的。因此，包括余靖、欧阳修等人对他的污蔑乃至谩骂，并非源自私人恩怨，而是出于维护文官集团对国家领导权的独占的需要，是维系兴文抑武的国家体制的必需。狄青的功业越盛，官职地位越高，对文官集团的威胁就越大，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就越激烈，正如欧阳修所说：“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狄青存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个体的范畴；罢免狄青的意义，也不限于个人得失。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士大夫集体攻击狄青时，尹洙、余靖等与他关系密切的文官们并没有为他发声。站在整个文官集团、国家体制的对立面，狄青的悲剧性结局无法避免，他的遭遇反衬出体制的冰冷和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冷酷。
然而就长远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狄青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文臣对从中枢决策机关至地方统兵体系的独占，最终给宋王朝带来恶劣的影响，王夫之评论说：“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当面对金人的虎狼之师时，不知兵机的文臣统兵者们犹如待宰之羔羊，相对于个人而言无可撼动的体制，终究无法抵挡历史的车轮。
（本文摘自游彪著《问宋：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天地出版社，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