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语说，大家都做官去了，谁来抬轿子。它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士人热衷官场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了官场的拥挤程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似乎官场从来都是僧多粥少，人才拥挤不堪，竞争黑暗无比，但是人们对此“酱缸”却丝毫不惧，前赴后继。清代官场较之前朝，同样存在人满为患的通病。士人大多一方面觉得自身才干欠缺，另一方面又责怪上天不公，崇尚迷信。对于清代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对整个仕途的晋升通道定时清理，促使整个官僚体系有效运作，乃至勉强维持，这就不得不考虑仕途拥挤的问题。
侍卫挑选与入仕别途
清代官场中，满汉士人升迁的显著差异是旗人入仕不必限定科举渠道。从八旗子弟入仕的历史轨迹来看，清初，科举往往不为八旗士人重视，后来才越发重要，乃至成为主流。清代前期，战事不少，崇尚武治天下，因而皇帝进行侍卫挑选，进而补充官僚体系，亦是清代国家人才成长的重要通道。随着时局发展，特别是选材整体格局中出现重文轻武的发展趋势，这一通道日渐狭窄。但是，这一通道从未关闭，乾隆晚期权臣和珅即起家于侍卫，可见侍卫入仕仍是八旗子弟的重要选择之一。
在侍卫挑选中，距离皇帝较近的拜唐阿侍卫挑选更是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重要的人才挑选机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乾隆中期，大批八旗子弟不愿入侍卫之选，而是热衷科举或者其他入仕渠道。乾隆帝为了维持这一传统选材渠道，特意颁布了相关的上谕，建立五年一选的制度。当然，此种侍卫挑选制度，同样借鉴了科举制度的成功经验。有所不同的是，它更集中体现了皇帝的自我判断，而不是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侍卫挑选是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面试。
嘉道时期，这项制度的实施遭遇到不少危机，情况并不乐观。嘉庆十年十一月，军机大臣翻出乾隆五十年谕旨所订立的挑选侍卫拜唐阿制度，请求重新实施，从八旗内外文武大员子弟中挑选侍卫拜唐阿，五年一届。此请得到嘉庆帝大力支持：“拣挑侍卫拜唐阿，溯自乾隆五十年遵旨查办以来，惟于乾隆五十年查办一次，乾隆五十五年查办一次，乾隆六十年、嘉庆五年，届期均未办理，今已越十五年，自应遵照原奉谕旨查办。着八旗及内务府三旗，即照前办成例，将在京文武大员、外任知府以上大员及岁子弟，查明分造清册，咨送军机处汇奏，候朕指出带领引见。嗣后五年一次，照此查办。”
同年十二月，嘉庆帝对于挑选的范围进行详细说明，规定相应品级的官员子弟才有资格参选：“嗣后大员兄弟子孙拣挑侍卫，仍照前次办理，在京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世职公侯伯以上，外省文职知府以上，武职总兵以上及新疆办事大臣之兄弟子孙应行咨送者，俱着查明造册，咨送军机处，照例缮写清单呈览。”对于大员子弟的年龄等限制也有说明：“此项大员兄弟子孙，年及十八岁之六品以下文武人员，无论补缺与否，俱着查送。其候补五品文武人员及未经引见之五品荫生，亦着造册咨送，至实缺五品文武官员，俱毋庸开送。”
尽管朝廷对此制度的维护颇下功夫，但八旗子弟对此并不买账，效果越来越差。道光十五年，朝廷发现挑选侍卫拜唐阿遭遇诸多挑战：“自道光十一年查办以来，迄今又届查办之时，该大员子弟，或身躯单薄，马上平常，或自幼读书，骤难学习弓马，自应酌量变通。”朝廷不得不对官员子弟的登记有所让步，一些确实才品不行者允许缺席挑选：“嗣后在京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在外文职由总督至臬司，武职由将军提督至总兵，子弟内如有及岁情愿送挑者，仍照从前咨报本旗，由旗咨送军机处汇奏，候朕指出引见。傥身躯单薄，及有残疾，或弓马平常，不堪送挑者，即据实报明，听其自便，用示朕曲成旗仆，因材器使之至意。”
鉴于此项挑选制度实施效果不佳：“自道光二十一年查办后，迄今已及五年，又届应行查办之时。惟念该大员子弟内，亦有不同，或身体单弱，马上平常，或自幼读书，一时不及习学骑射，似此即挑取侍卫拜唐阿，又何能得力，自应酌量变通办理。”道光二十五年，朝廷再次修改制度设计，要求大臣报名挑选：“嗣后在京文职自三品以上，武职自二品以上，在外文职自总督至按察使，武职自将军提督至总兵，该大员兄弟子孙内，如有年已及岁，可以充当侍卫拜唐阿差使者，俟五年查办之际，该大臣等仍照上次呈报本旗，由该旗造册咨送军机处会总具奏，俟朕指出，带领引见。”对于那些不愿参加的大臣，道光帝也是给予较大的自由：“如身体单弱，或有残疾，抑或弓马平常者，着该大臣即据实报明该旗，转行军机处，均听其便。该旗亦毋庸催取其名，以示朕作养器使旗仆之意。”
自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五年，整整十年之间，拜唐阿侍卫的挑选始终不容乐观。道光帝对于整个高级官僚子弟的教育，也不是很满意。不过这一制度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在延续和保持八旗子弟的入仕优势，在通往清代政治权力核心圈的征途上为他们开辟了另外一个通道。这也表明，八旗子弟仍是道光帝等人信任的主体和核心圈。但侍卫挑选本身的窘境，充分说明了清代官场的拥挤、官职的贬值和各种选材通道的竞争，展示了清代原有权力分配体系的整体性溶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清代官场日益拥挤的境况下，侍卫的挑选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这一方面固然是延续传统，有制度惯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在科举选材越发占据主流的情况下，另开别途，保持八旗子弟对核心权力掌控与占有的方式。这无疑是清代官场高层权力职位流传与沿袭的一种自救性措施，可惜的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举人大挑与制度惯性
清代仕途的疏通，一方面要确保八旗士人的优先特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兼顾满汉两大势力之间的平衡。举人大挑是乾隆朝选材制度的创新，对于维护科举制度的健康发展以及捐纳制度的持续实施，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从仕途的疏通来看，举人群体出路的解决，不仅有利于下层监生等群体的持续涌入，同时也可缓解上层进士群体的录取压力，可谓承上启下的关键之举。二是从捐纳的交易维护来看，举人群体的持续与稳定更有利于监生等名额的捐纳，这才使得捐监这一捐纳形式自乾隆初年至光绪年间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资金筹措功能。三是从官员素质和铨选机制来看，举人群体充实到地方基层官吏，可以提高地方官吏的整体素质，为基层官僚体系注入新的血液。
自乾隆朝以来，举人大挑受到士人极大关注，竞争越来越残酷。关于挑选的程序，嘉庆朝不少大臣提出了修改意见，试图改革。嘉庆六年，御史济兰上奏酌改大挑举人章程的诸多建议，主要内容有三。一是担心挑选考官个人专断。二是要求大臣匿名提交考选意见：“令派出之王大臣，于名册内各注记号，挑毕后，另派亲信大臣，会同拆看，始定去留，挑额不敷，再将此记圆圈，彼记尖圈之举人，另传复看。”三是参加面试的人数不设限制。对此，嘉庆帝结合自身参与举人大挑经验，给予详细回复。在嘉庆帝看来，朝廷应该充分相信考官素质：“朕在藩邸时，曾蒙皇考闲派，与成亲王永瑆及大学士阿桂、刘墉等，一同挑选。彼时朕与成亲王坐位在前，即系与众大臣公同商酌，以定去取，从无独出意见之事。目今派出之王大臣等，自不敢意存专擅。如果挑选时，派出居首之一二人，并不与他人参酌，现有御史在旁，原可据实参奏。傥竟有听受嘱托情事，访查得实，亦无难列入弹章，何必更易旧规，始能剔弊。”同时，对于大臣意见匿名核对，嘉庆帝认为程序烦琐。而对于面试人数的限制，嘉庆帝认为是便于考试管理。对于嘉庆帝来说，举人大挑的选择标准更多是举人的年龄和精力，而不是文采：“至大挑举人，原为疏通寒畯，以免淹滞，其中年力精壮者，自应列为一等，俾得及锋而试，即年齿稍长，而精力未衰，亦可与民社之选。若年力近衰之人，则应列为二等，俾膺司铎，以遂其读书上进之愿。惟在派出之王大臣等，仰体朕意，秉公挑选，自必舆论翕然。”
对于举人大挑，嘉庆帝深有体会。在乾隆帝的安排下，他曾两次亲自参与挑选，对其中内幕十分了解。“朕与成亲王于乾隆五十二年、六十年曾两与其事，溯自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已蒙皇考密缄朕名，缵承大宝，而丁未、乙卯两次大挑，俱蒙皇考闲派，仰见圣心于此一事，委任至为慎重，乃彼时即有人将与挑举子，托言私宅宾友，竟敢在朕前呈递名条者。”但是，对于举人大挑的积极作用，嘉庆帝还是高度肯定：“大挑举人，原为疏通寒畯，俾免淹滞。挑选时并不试以文艺，只就其人年貌，分别去取，立法遵行已久，亦断无复行考试之理。”
对于嘉庆帝来说，举人大挑本身是一项优良的人才选拔制度，关键是官员的执行问题。因此，他对考试的管理十分重视，要求官员洁身自好、公正无私：“此次大挑，经朕派出王大臣等，谅不敢为受贿营私之事，而徇情听嘱，实不能保其必无。即有谨饬自爱者，面为拒绝，亦未必肯将嘱托名条，遽行陈奏。但此等夤缘舞弊之徒，若不严办一二，不足示儆。”
但制度的运作与国家治理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嘉庆朝的举人大挑也很难解决仕途壅积的大问题。因为嘉庆年间的科场和官场本已十分拥挤，大挑的举人很难分发，后来不得不减少挑选的名额。嘉庆十三年三月，到京挑选的全国举人有3000多人，朝廷不得不再次商量对策。此次由通政使司副使阎泰和奏请，建议酌量变通大挑程序，核心内容是一等名额减少，归入二等。于此，嘉庆帝还是凭借个人经验，确定一等、二等名额比例：“朕于藩邸时，两次亲理挑务，其分别一二等旧额，向所稔知，所有此次大挑举人，着于每两班二十人内挑取一等三名、二等九名，以示体恤寒畯之至意。”
嘉庆朝的官场人才拥挤程度远超朝廷估计，此后一段时间内，举人大挑的人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使用，朝廷不得不停止大挑，谋求进一步改革。嘉庆十八年八月，朝廷宣布暂缓举人大挑，改为每四科挑选一次。“各省举人，从前皇考高宗纯皇帝加恩寒畯，特予大挑，俾多士及时自效。朕亲政以来，每阅六年，按次举行，惟现在分发各直省者，为数过多，该举人等挑选以后，补缺无期，省垣需次，资斧惟艰。此次若再照例挑选发往，更形壅滞，转非所以体恤寒士之意。所有明岁大挑，着暂缓一科，于丁丑科会试后举行，并着嗣后每届四科奏请大挑一次，仍照例扣除近三科举人，俟各省挑往人员渐次疏通，该部即奏明再行照旧办理。”
但四年之后，嘉庆帝再次面对挑选举人无处安置的境况，不得不另起炉灶，将部分举人挑选为河工人员：“大挑举人，原以疏通寒畯。近来各省分发人员渐觉壅滞，昨经大学士会同吏部酌议章程，量加调剂。朕思南河、东河、北河三处河工，亦需员差委，若于此项大挑一等人员内分发试用，俾之学习河务，以河工之繁闲，定人数之多寡，既可策励人材，亦可疏通额缺。”随后，吏部秉承圣意，挑选河务人员60名，一年试用期满，以知县注册试用。对于吏部此举，嘉庆帝认同挑选整体方案，但对试用期提出质疑：“此项大挑一等分发河工人员，着定为试用二年，经历六汛后甄别。该河督秉公察看，其能通晓河务者，留于河工，照新定章程分别补用。如河务不能谙习，而才具尚堪膺民社者，奏明改拨地方，仍以知县补用。其才识迂拘者，以教职改补。”
道光帝对于举人大挑，没有嘉庆帝如此深刻的个人体验，也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更多参考大臣的意见。而且从朝局发展来看，道光朝仕途壅滞现象并无缓解之态。道光帝对此也十分苦恼。但是，生性谨慎的道光帝对于祖宗之法不敢过多修改，仕途拥挤之窘境遂很难改变。道光三年七月，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和江苏等省，先后奏请停止分发佐杂人员，原因是各省人浮于缺，仕途阻塞。基于各省实情，朝廷先后允许。但是御史赵柄提出异议，要求各省督抚设法调剂，不得停止分发。道光帝站在吏部立场，批评赵氏建议：“若如该御史所奏，令各督抚设法调剂，不得请停分发，是佐杂等选期本属遥远，分发到省，又复拥挤至数百人之多，守候至数十年之久，旅进旅退，得缺无期，甚非所以恤微末而权铨政也，所奏着毋庸议。”在道光帝看来，只有限制选拔的数量，才能解决现有的官场人员众多的拥堵问题。
道光初年，各省吏治疲软，仕途晋升压力巨大，江苏官场颇有代表性。道光五年，道光帝委派能干的江苏巡抚陶澍整治江南吏治，希望其能彻底振奋官场。陶澍到省后，发现官场人多于缺，进阶太杂：“苏省大挑等班，知县轮补无期，现在六十八州县中，由捐班补、由佐贰升者不少。而沿河各县，以县丞署理者十居其七，虽甲科捐纳人本原无区别，然进阶太杂，难免幸进之辈滥厕其间，始基未立，安望其留心民事，有益地方？此吏治之不可不亟为整顿者。”
各省缺少人多，中央各部同样位置紧缺，僧多粥少。道光十二年六月，给事中孙善宝奏请饬查各衙门缺分，吏部回奏调查结果：“现查六部各项主事，共三百二十一员，内分部进士一百八十八员，补缺未免太迟。查各部郎中本系三年截取，嗣于嘉庆八年，改为二年截取，盖以升途稍宽，则主事可无壅滞。查知府选例，双月一内班、一外班、一捐班，单月一应补、一捐纳、一京升，内班、京升二项，皆郎中与御史相间轮用，现在各部郎中二年截取后，又非四五年不能得选，占缺既久，故主事仍形拥挤。”由此可见，连京城六部主事也是人满为患，不得不缩短选拔轮期，这又进一步加大了现有官员群体的升迁难度。
道光朝官场的这种拥挤之势，从上到下，俱有明显的滞碍表现。地方各省的教职保举，也遭遇到名额危机。道光二十年五月，给事中巫宜禊奏报教职保举知县班次壅滞，要求酌议疏通，得到道光帝的大力支持，吏部修改选拔教职期限：“原奏请照教习之例，自俸满引见日起，扣足三年，呈请分发，签掣各省补用，应如所奏办理。”同年五月，给事中周春祺奏请捐纳人员补缺，要求尽先保奏：“不准全占升调、丁忧、终养、参劾改补各缺，并兼三兼四题缺捐。”对此，吏部给予积极回应：“查委用试用道府等官，只补升调遗缺。该给事中请补告病、病故、休致之缺，系属错误，请嗣后捐纳道府分发试用人员，保奏先补、即补者，于本班到班之前先用，准补升调所遗选缺。如该省并无题调缺分，遇有告病、病故、休致三项选缺，亦准扣留题补。”
道光年间，随着国家财力的衰弱、自然灾害的增多，捐纳开始更为广泛地开展，特别是捐纳从原来的禁止民间力量广泛参与，逐渐转变为国家强迫或者动员民间力量进行捐输，国家与士人的交易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乾隆年间，朝廷为了疏通仕途制定了诸多有效的措施，或举人大挑，或侍卫廷选，或控制捐纳，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达到朝廷的理想效果，但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科举制度和捐纳制度得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健康发展。但是，伴随着镇压白莲教起义等系列军事行动，国家耗费巨大，国库日渐空虚，捐纳呈现出了从力图控制到难以控制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科举制度持续发展，满汉士人的不断涌入让本就拥挤的科场和仕途都更加拥堵。宗室科考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科举发展的迅速和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同样，拜唐阿侍卫的遴选，一方面显示出清朝照顾八旗、选拔人才的多渠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非科举选材渠道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满汉的消长在制度的实践中发生了难以察觉的变化。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满汉士人的科举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包括内务府的官学都在不断兴建。八旗科举相比此前也得到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允许驻防八旗考试，以及后来的翻译考试，都表明进入科场和仕途的八旗士人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其增加的幅度和数量，都是汉人群体无法比拟的。但是，从满汉的绝对比较优势来看，满汉的隐性对抗越来越有利于汉族士人，因为在长时段对抗中，增长的满族士人仍是整个士人群体中的少数，无法改变整个满汉消长的趋势。
（本文选摘自《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吴四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