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8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刊载了一篇《也来“聒噪几句”》，是订正电视剧《西游记》错误的，署名“中枢”，那是钱锺书先生的化名。在我国四大名著中，钱先生最喜欢的是《西游记》，所以，电视剧的《西游记》为他“爱看的节目”，也就可以理解。这也表现了他的顽童式的淘气。这篇订误之文，不过四百二十二个字（据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锺书》131页所计，我没有重数），是真的“豆腐干式”，但出人意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三十年过去了，还时不时被人提起。其中的第二段说：
第十五集《斗法降三怪》里孙行者把“社稷袄”和“地理裙”变成“一口钟”。“一口钟”就是长外衣或斗篷，《西游记》本书三十六回也提起宝林寺有些和尚“穿着一口钟的直裰”；把贵重衣裙变作破烂衣服，顺理成章。电视剧中却把它变成一座铜钟，似乎编剧者对词义缺乏理解。
电视剧把“一口钟”误作“一座铜钟”，是不必多怪的，因为给《西游记》作注的学者，在“一口钟”的底下，并未下注。拍电视剧的人，“疏于学问”，自难免望文生义。而大学问家的钱先生，订人之误，却也没能“毫发无遗憾”。追本溯源，钱先生的这一节，是必本于工具书的。1979年9月版的《辞海》：
一口钟，也叫“一裹圆”。即斗篷。一种长而无袖、左右不开衩的外衣。《西游记》第四十六回：“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上册，第3页）
1979年7月版的《辞源》：
一口钟，指一种无袖不开衩的长外衣。以形如钟覆，故名。又叫斗蓬、莲蓬衣、一裹圆。明方以智《通雅》三六《衣服》：“周弘正著绣假钟，盖今之一口钟也。凡衣掖下安襬，襞积杀缝，两后裾加之。世有取暖者，或取冰纱映素者，皆略去安襬之上襞，直令四围衣边与后裾之缝相连，如钟然。”《西游记》三六：“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偏衫；无的穿着个一口钟直裰。”（第一册，第8页）
在整部《西游记》中，提及“一口钟”凡三处，钱先生只提及两处，却都已见引于《辞源》《辞海》。另外一处，则是作“一口中”，见第二十五回《镇元仙赶捉取经僧、孙行者大闹五庄观》，行者对八戒说：“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来与我们做中袖哩！——减省些儿，做个一口中罢了。”黄肃秋注之云：
僧衣。形状如钟，上窄下宽，所以叫一口钟。中与钟同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印本，326页）
假如拍电视的人通读了《西游记》，并且记性不坏，那个“一座铜钟”的错，就可以避免了。假如钱先生作文时，想得起这一回，以他的行文风格，一定还要再加几句，“以博其趣”。“一口中”在明代小说中，也还出现过，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三卷《乔彦杰一妾破家》程五娘说的：“我丈夫头戴万字头巾，身穿着青绢一口中。”严敦易注：
古时衣服有外（衫，袍）内（中单，中衣）的分别，这里所云“一口中”，是说只有一件内外通用的短衫，显示出他的穷苦。青绢是明代普通人着的衣服的颜色和质料。现在人称斗篷为“一口钟”，和这“一口中”有分别，并不是一样的服装。（人民文学出版社，528页）
此注之解“中”字，不免迂曲了，在俗小说中，字音同而字形异写，其实是常有的事。黄肃秋说“中”即“钟”，是正确的。《警世通言》的这一卷故事，在马隅卿发现的《雨窗欹枕集》中为《错认尸》，其文字略同：“程五娘道：‘我丈夫头戴万字头巾，身穿着青绢一口中，一月前说来皮市里买皮。’”程毅中《校注》本改“中”为“钟”云：“‘一口钟’即斗篷，无袖的外衣，形似铜钟。”（见中华书局本《清平山堂话本校注》349、362页）解释不算太错，但改字未免太勇。其实，就是《辞源》所引方以智《通雅》“周弘正著绣假钟”，“钟”字也是本作“种”，见于《南史·周弘正传》：
刘显将之寻阳，朝贤毕祖道，显县帛十匹，约曰：“险衣来者以赏之。”众人竞改常服，不过长短之间，显曰：“将有甚于此矣。”既而弘正绿丝布袴，绣假种，轩昂而至，折标取帛。（中华书局本，第三册897-898页；《陈书·周弘正传》不载此事）
《辞源》引《通雅》的一节，见今人编《方以智全书》第六册56页，前面删去一句：“假钟，今之一口钟也。”“假种”之作“假钟”，是方以智的改字。周弘正是周颙之孙，裴松之的曾孙裴子野之婿，为人“丑而不陋，吃而能谈”，在“著绣假种”之前，另有一事：“藏法师于开善寺讲说，门徒数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红禈，锦绞髻，踞门而听，众人蔑之，弗谴也。既而乘间进难，举坐尽倾，法师疑非世人，觇知，大相赏狎。”也可见其为人。至于方以智对“假钟”的描述，文字古奥，读了很不易懂，如“掖下安襬，襞积杀缝”，“掖”是“逢掖之衣”的“掖”，也就是“腋”之古字，“襬”应是指裙，《方言》：“裙，自关而东或谓之襬。”“襞积”是指褶裥，“杀缝”是上锐下广之缝。既云“掖下安襬”，则必有袖，有袖就不是斗篷，斗篷不穿袖，是无所谓“掖下”的。《辞源》、《辞海》的那个说法，不知有什么根据。
就是看钱先生及《辞源》所引《西游记》第三十六回的“穿着个一口钟的直裰”（按原文无“的”字，“的”字为钱先生所加），也不能说是斗蓬，而应该是直裰。“一口钟的直裰”，只可理解为那是叫做“一口钟”的那种“直裰”，也就是说，“一口钟”是“直裰”之一种，而如果“一口钟”是斗篷，那就等于说穿着“斗篷的直裰”，斗篷是斗篷，直裰是直裰，本是截然二物，如何可作定语？就算标点作“穿着个一口钟、直裰”，看作两种衣服，也是不能通的，——僧人不以斗篷为常服，一般而言，他们所穿着的，无非袈裟、偏衫及直裰等（见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与服饰》137-143页及《石窟寺研究》第二辑王振国《偏衫与直裰》）。另据第二十五回说的：“不做中袖，减省些做‘一口中’”，中袖为半袖，那么“一口钟”的裁制，要更简单些。大概直裰而无袖、不开衩，便为“一口钟”。至少在《西游记》的本文中，是这样子的。
晚方以智一百年的胡文英，有一部《吴下方言考》，其书卷一有“■（音中）”条云：
许氏《说文》：“■，?也。”案：■，用成幅布缝如囊，无两袴，取蔽前后，大如犊鼻，直如烟衝是也。吴中谓不穿袴曰“一口■”。（见《吴下方言考校议》，第1页，参看下图）
“一口■”也就是“一口钟”。胡氏是乾嘉时的朴学家，其好用古字、奇字，可以理解。“成幅布缝如囊”“无两袴”“直如烟衝”，“烟衝”便是“烟囱”，这比方以智说的，清楚得多了。“成幅布缝如囊”，也正可以与《西游记》第二十五回行者的那句，相为发明。“缝之如囊”，是决不能为斗篷的。又近人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三五《服饰》，谓“一口钟”即“一裹圆袍子”，并引西清《黑龙江外纪》云：
官员公服，亦用一口钟，朔望间以袭补褂，惟蟒袍终不用一口钟，满洲谓之“呼呼巴”，无开偧之袍也，亦名“一裹圆”。今云“一裹圆袍子”是也。（中华书局本，586页）
西清为满族学者，稍后于胡氏。既云“一裹圆袍子”，“无开偧之袍”，又云“蟒袍不用一口钟”，则“一口钟”之为物，为袍子的一种样式，当可无疑。“开偧”之偧，“音吒，张也”（见《康熙字典》），换言之，也就是“开衩”，因为一般长袍左右侧有衩，故云。“一口钟”既为袍之属，则决非斗蓬又可知。
也许有人要问，既说“一口钟”是直裰，又说它是袍，不是矛盾了吗？其实也并不。袍在周时本内衣，与襦无异，汉代始着于外，至唐宋为朝服，是士大夫所着的。《黑龙江外纪》说“官员公服，亦用一口钟”，“一口钟”既然是袍，当然就可作“官员公服”。而直裰则稍有别，直裰是道者之服。据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云：
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则直领而宽袖，裳则裙。秦汉始用今道士之服，盖张天师汉人，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为袍，上领、下襕、穿袖，幞头，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来，幞头则长其脚，袍则宽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裰，亦古逢掖之衣。（中华书局本，60页）
可见僧人所着的是直裰，与士夫所着之袍，是有所区别的。但若究其形制，则“直裰，亦古逢掖之衣”，与古儒者之服，亦深有渊源。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云：
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随按即隋字唐朝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掇。（《礼记·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掖大袂，禅按当作襌衣也。”“逢掖”与“冯翼”音相近。）（人民美术出版社，13-14页）
“逢掖之衣”，就是古之所谓“深衣”，是儒者所服的。其实也还是袍服。直裰虽为袍，但一般为道者服，与士夫的朝服、公服有别。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四“褐即直掇”云：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张良传》有“老父衣褐”，师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太平御览》有《仙公按公应作翁请问经》，其文曰：“太极真人曰：‘学道当洁净衣服，备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长裾通冒其外衣也。今世衣直掇为道服者，必本诸此。又《传授经》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并葛巾单裾，不著褐。”则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袭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按郑《笺》以褐为毛布，《孟子》云“许子衣褐”，即毛布是也。张良所遇老父衣褐，疑亦谓此，是以《史记》无注，师古注《汉书》乃有此解，则是褐有二说矣。至上衣下裳，古之定制，妇人连衣裳不异色，见《周礼·内司服》注。今则男女之衣适与古反。观晋时羊欣白练裙，则晋时犹上衣而下裳。疑后来崇尚老庄，故多著道袍，至今循之，士大夫皆衣褐矣。（中华书局本，第四册1866-1867页）
按照俞樾的意见，“褐”即“道袍”，也就是“直掇”（即直裰），后来的士大夫，都着“直掇”，也就是以道袍为服。所以袍之与直裰，其制虽有异，本质却是无大别的。“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是古之所谓“上衣下裳”，不是“道家服”。这种“上衣下裳”，在宋人是所谓的“野服”，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野服”条云：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榜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误恩，许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缘久病，艰于动作，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如此之美也。”余尝于赵季仁处见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中华书局本，146页）
这一种退居时的“野服”，也就是苏轼过金陵时，见王安石说的“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的“野服”（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与我们今天的“上衣下裤”，精神是一致的。宋人以束带为敬，不束则为不敬，《老学庵笔记》所谓“散腰则谓之不敬”，“散腰”即不束带，所以“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直裰与袍，皆是连上衣下裳为一体，所以皆可作“一口钟”，这是没有问题的。
直裰可以写作“直掇”，《通俗编》卷二十六《服饰》“直掇”条云：
按《说文》：“■，衣躬缝也。”《集韵》云“或作■■”，又《周礼疏》：“中央为督，所以督率两旁。”《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音义》亦云“中也”，《六书故》云：“人身督脉，当身之中，贯彻上下，故衣缝当背之中达上下者，亦谓之督。”据此，则“直掇”字本当作“■”，而“督”亦可借用。若“裰”则补破之义，不应连“直”字为名，作“掇”则更无义矣。（中华书局本，下册351页，参看下图）
这与胡文英写“一口钟”作“一口■”，同其一揆，都是学者的好古癖。其说是否确当，姑且勿论，但“直掇”之即“直裰”，“斗蓬”之即“斗篷”，“一口中”之即“一口钟”，是无疑义的。至于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五十三回《萧麻子想钱卖册页、挡人碑装醉闹花房》写的：
见一大汉子将帘子挝起，踉踉跄跄的颠将入来：头戴紫绒毡帽，外披一口钟青布哆罗，内穿着蓝布大袄，腰里系着一条搭包；入了门，将屁股一歪，就坐在炕沿边上。（北京大学出版社本，下册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为八十回本，无此节。“哆罗”为毛织呢料，《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李纨穿着“青哆罗呢对襟褂子”，亦是此物。）
或者俞万春《荡寇志》第一百十三回《白军师巧造奔雷车、云统制兵败野云渡》的：
白瓦尔罕到内帐相见，众人看那人中等身材，粉红色面皮，深目高鼻，碧睛黄发，戴一顶桶子样浅边帽，身披一领大红小呢一口钟，像煞西洋画上的鬼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下册631页）
以及为徐一士激赏的晚清小说《负曝闲谈》第二十九回《坐华筵像姑献狐媚、入赌局狎友听鸡鸣》的：
顺林叫天喜到里面问师娘要件狐皮一口钟来，替汪二爷盖着，回头省得凉了他。（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46页）
都可能另是一物，另有所指，不得与《西游记》第四十六回的并论。物之名随时而变，随地而异，甚至“名同而实异”，“名异而实同”，在在而有，所以清人小说中的“一口钟”，与明人小说中的是否为一事，也就很难说了。
与方以智说的“假钟（种）”很相近的另有一个晋南北朝的词，叫做“征钟”，亦为一种衣服。不妨顺便一提。其物见于《宋书·五行志二》：“桓玄时，民谣语云：‘征钟落地桓迸走。’征钟，至秽之服；桓，四体之下称。玄自下居上，犹征钟之厕歌谣，下体之咏民口也。而云‘落地’，坠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验明矣。”（中华书局本，第三册919页）读书不下于北皖人方以智博杂的南皖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卷七“衷邾椶反切文义”条引之并加按云：
其解迂曲。《晋书·五行志》“诗妖”及《通考·物异考》不载其文，盖由义晦难明删之。今案其文当作“征钟落地丸迸走”。解云：征钟者，衷衣之衷两合音也；征钟落地者，征钟之厕，如《魏书·于什门传》言“披袴后裆”，褫衷衣落下也；“丸迸走”者，下体之称也。（《俞正燮全集》第一册，330页；按，“‘披袴后裆’，褫衷衣落下也”句，原误标作“‘披袴后裆褫衷衣落下’也”，辽宁教育出版社本误同）
其实作“披袴后裆”的是《北史》，《魏书》作“被”字，“披”“被”虽可通，但毕竟一字之差，错了出处。《汉语大词典》第三册933页“征钟”条，即据俞氏书解之，云：“衷衣，贴身小裤。”也是错的，因为衷衣并不指裤，并且那时的裤，也还只是胫衣，而不与裆连，与今之缝裆裤大别。这是不明古制，想当然的解释。俞氏所云“褫衷衣落下”，是指古人如厕大遗，必定脱衣之意。《世说新语》中王大将军在石崇家如厕，当着诸侍婢，脱换衣服，神色傲然，即是其事。至于“假钟”一词，实出方以智之书，严格说来，与《南史》的“假种”并不能等同，释之为“一口钟”，是否真的可取？而《汉语大词典》第一册1583页“假钟”条云：“即一口钟。”不过据《通雅》而已，别无他证。这些都是可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