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患，在于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任何高自位置的主张或理念，在本质上都是低端的，因为一旦自以为高，“我”之一字，就会无限扩大，大到足以让人看不到天地。
黄侃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不过，今天我们最常看到的，恐怕不是他的学问功夫，而是他那些狂狷不羁的事迹。狂言骂世，是黄侃留给后人的一大印象。
对于自己的学问，黄侃是极其自负的，这是他狂的资本。不过，只要去读一下其诗集就会发现，黄侃并非目中无人之士。
这首《何处》，作于1913年，当时黄侃寓居上海，生计困难，而国内的形势动荡，南北紧张对峙，在这一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
清朝是灭亡了，然而迎来的是一个丛林中国。对于这种状况，极力鼓吹过革命的黄侃，明显表现出了一种痛感。
“冠盖”即达官贵人，“四术”指的是“诗书礼乐”。所谓“冠盖几人驰四术”，大意是说：时代是变迁了，然而真正掌握权势的人，有几个去兴起文教？至于“江湖无地系扁舟”则更显沉痛。扁舟很小，寓意隐逸自适，然而以江湖之大，居然没有容纳扁舟的地方。艰难的时势，以及蹭蹬的个人命运，在这两句里可谓金石撞鸣。
“逃尧自有当时意，谁向箕山问许由。”这两句用了一个典故：尧想把君王之位让给许由，许由推辞不受，逃到箕山下隐居；尧还是再度找到了许由，希望他能出任九州长，许由听了，认为是污了自己的耳朵，于是跑到颍水滨去洗耳。
许由逃尧一事只是传说，黄侃在诗里说到这个故事，乃是意有所指——如果政治是清明的，许由有必要逃尧吗？
这首《何处》，有天地，有众生，深切悯世，是上乘之作，“冠盖几人驰四术，江湖无地系扁舟”两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是警世名言。
谁说好诗在唐朝就被人做完了呢？我们分明看到，一直到民国乃至当代，依然有许多好诗出现。
在治学方面，黄侃宗仰章太炎，但在写诗这件事上，他的路径与乃师大不相同。章太炎论诗，推举六朝，并不看重唐朝以来的诗。黄侃则不然，在他的诗集里，有大量的近体诗。我们知道，近体诗是兴盛于唐宋两代的体裁。
可以这样说，在诗学观上，章太炎是“法先王”，走高古路线，取法时代更久远的诗人。黄侃是“法后王”，宗法唐宋，也不轻视唐宋以后的诗。
且看黄侃的《癸丑除日》：“去国逃虚岁又迁。侧身天地意茫然。何曾精卫真衔石，一任羲和快着鞭。永夜孤灯寻旧梦，明朝万户换新年。清尊且为梅花醉，客里相逢绝可怜。”这首诗亦是在写苦闷的心情。癸丑年即1913年。第二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龚自珍的诗句“侧身天地我蹉跎”。
至于第四句，明显有黄仲则的痕迹：“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羲和是驾驭太阳前进的神话人物。黄仲则诗句的意思是，在心情愁苦的状态里，时间快点过去吧。黄侃的诗句，亦是表达此意。
有意思的是，黄仲则自认是宋代诗家黄庭坚的后人，而据章太炎的《黄季刚墓志铭》所说，黄侃的远祖也是黄庭坚。不过，黄侃的诗风并不与黄庭坚相近，而是别具唐人风神，这应该与他喜欢李商隐有关，“流水多情怀旧浦，斜阳无力驻残年”（《写意》），黄侃笔下这种诗句，蘸满怅惘迷离之思，可谓心境直追李商隐了。
章太炎的诗学观，眼光极其高峻，但路子也显得狭窄。章氏的辞章才华极高，但没有诗名流传后世，恐怕与其诗取法高古有关。至于黄侃的诗学路径，无疑显得宽敞一些。其实，思想上为何要“法后王”，司马迁一早就说了：“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也就是说，今人读诗、写诗，都需要注重取法与自己时代相近的作品。重视近世诗歌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再也不会拾人唾余地去说“唐以后无诗”这种蠢话了。（文/邹金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