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周边”？这个问题恰恰涉及到什么是“中国”。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
假靺鞨[mò hé]，真濊貊[huì mò]
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皇帝刘肇在洛阳驾崩，尚在襁褓中的刘隆即位，邓太后临朝称制，中央政局陡然巨变。与此同时，帝国边陲也不宁静，比如玄菟、辽东一带，东北方的边裔骚动不安。
这一年春天，在玄菟郡辖境内成长起来的高句丽政权，又有所动作。《后汉书》记其事为“高句骊寇郡界”，到秋天时，“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卷4）。实际上没有明言高句丽进攻的是玄菟郡还是辽东郡，辽东太守军事行动的对象貊人是否为入寇的高句丽也不清楚。但是，关于这一事件，《资治通鉴》径记为“高句骊王宫入辽东塞，寇略六县”，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高句骊，破之”（卷48），显然是将貊人视作高句丽。
貊、濊、高句丽之间，关系的确密切。大体上，貊位于北方，濊则在南方，与韩接近。濊、貊常常连称，后来成为中原史籍对于一类人群的特定称谓，现代史家则称之为“濊貊族系”，高句丽、夫余等被归为此系统。濊貊系统的人群对辽东地区的扩张，并非孤立偶发事件，而是具有广泛性，因为同期在朝鲜半岛中南部也发现他们四处抄寇的迹象。
不过，在12世纪汇编成书的《三国史记》中，这些进犯者的名号被奇妙地篡改成几百年之后才在历史上出现的另外一种人群的名字——靺鞨。
“靺鞨”这一名称最早被中原史书记录下来，是唐代初年成书的《北齐书》《周书》等。《周书》只出现一处，是在描述对于北周而言相当重要的高句丽时提及：“（高句丽）其地，东至新罗，西渡辽水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靺鞨千余里。治平壤城。”（卷49《异域·高丽传》）《北齐书》则是从天统元年（565年）开始记载靺鞨的“朝贡”，共有6处，全部集中在《后主本纪》。
唐代编成的《北史》在其《齐武帝本纪》中首次出现靺鞨记事，时间为河清二年（563年）。宋代司马光编写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正文第一次出现靺鞨记事更晚，发生在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卷178）这些可视为靺鞨的族群实体进入中原史家视野的开始。
因此，《三国史记》中从西汉初年一直持续不断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的“靺鞨”，其实是被误记或被误改的，所指实为濊貊。他们在高句丽、百济、新罗政权建构和历史书写中，被作为一个类似草原人群时常袭扰中原农耕政权作用的异类“他者”。
《三国史记》最早的一条“靺鞨”记事，是在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高句丽之初，周围靺鞨部落被收服的记载：“其地连靺鞨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焉。”《高句丽本纪》此后不再有靺鞨进犯高句丽的记载，反倒是《百济本纪》连篇累牍地记下了百济遭受“靺鞨”持续而密集的进攻。
百济建国第二年（公元前17年），温祚王就对群臣说：“靺鞨连我北境，其人勇而多诈，宜缮兵积谷，为拒守之计。”近十年后，温祚王十一年夏四月，“乐浪使靺鞨袭破瓶山栅，杀掠一百余人”。百济不胜“靺鞨”之扰，“靺鞨”甚至成为百济创业者在定都汉城时主要考虑的要素之一，公元前6年，温祚王对臣下说：“国家东有乐浪，北有靺鞨，侵轶疆境，少有宁日。……势不自安，必将迁国，予昨出巡，观汉水之南，土壤膏腴，宜都于彼，以图久安之计。”然而，即便迁都汉水以南，百济依旧时常遭受靺鞨侵攻滋扰，温祚王四十年（公元22年）秋，靺鞨来攻述川城（今韩国京畿道骊州市兴川面一带）；冬，又袭斧岘城（今朝鲜江原道平康郡平康面一带），杀掠百余人。
纵观百济历史，这些被写成“靺鞨”的濊貊人几百年中不断袭扰百济，一直持续到真正的靺鞨出现的6世纪。不过偶尔也有写作貊的记载，例如3世纪末出现了一支被称作貊人的入侵者，他们随汉朝军队而来，百济王就死于这次战斗：“责稽王十三年（298年），秋九月，汉与貊人来侵。王出御，为敌兵所害。”关于这一年的貊人，有高句丽（尹武炳）、东濊（李丙焘）、靺鞨（文安植）等不同看法。实际上，这里的靺鞨是高句丽人或者是受其支配的濊貊人群。
朝鲜半岛在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之前，实际上是多元族群的地带，远非今天单一民族的样貌，各种人群语言、信仰等文化差别也极大（日本亦是如此。今天日韩在世界上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特殊范例，其实是7世纪以后东亚政权模仿中国文明并进行政治拓展和建设的长期结果）。濊貊在朝鲜半岛曾与高句丽、韩、汉等长期并存。
这一支假靺鞨人，其实是濊貊人，他们较早被北面的高句丽收服，但始终是萦绕在百济上空的乌云。对于新罗而言，它又何尝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呢？
公元125年，祇摩尼师今十四年，“靺鞨大入北境，杀掠吏民”。137年，逸圣尼师今四年，“靺鞨入塞，烧长岭五栅”；六年（139年），“靺鞨袭长岭，虏掠民口”。七年（140年）新罗“立栅长岭，以防靺鞨”。又过了两年（142年），逸圣尼师今“召群公议征靺鞨。伊湌雄宣上言不可，乃止”。显然主观上有征灭之心，但客观上实力还不够。
与百济—濊貊频密征战毕竟不同，新罗地理上位居东南一隅，“靺鞨”南下犯境并被史书记载下来的略显稀疏。3世纪一次，是奈解尼师今八年（203年）冬十月，“靺鞨犯境”。4世纪末一次，是奈勿尼师今（395年）四十年秋八月，“靺鞨侵北边，出师大败之于悉直之原”。新罗开始发威，一举挫败了来犯的强敌。
不过，新罗边境5世纪之后出现的“靺鞨”，更为明确是与高句丽结伴而来的，他们深入南韩腹地。慈悲麻立干十一年（468年）春，“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高句丽本纪》对此事也有对应记载：长寿王“五十六年，春二月，王以靺鞨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兵力部署明确，一万之众。地点又是悉直，原为悉直国，新罗景德王改为三陟郡，高丽、李朝因之，今为三陟市，在东海岸（日本海沿岸）江原道海滨。
新罗王陵前的威武石人
炤知麻立干二年（480年）十一月，“靺鞨侵北边”。炤知麻立干三年（481年）三月，“高句丽与靺鞨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斩首千余级”。狐鸣大概是今韩国庆尚北道的青松或盈德，弥秩夫可能是稍南边的浦项市兴海邑，泥河应该是江陵一带汇入日本海的河流。这是“靺鞨”进攻新罗的最高潮，新罗与百济、加耶联军不仅击溃高句丽与濊貊来犯之敌，还乘胜向北追击，相当于从庆尚北道南部一直追到庆尚北道最北端靠近江原道的地方。
自此，从5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不仅濊貊人不可能再进犯徐罗伐核心地带，新罗还逐步向外拓展，势力向半岛西部、北部伸张。假靺鞨，真濊貊与新罗的关系史，就好像是新罗由弱到强历程的一个缩影。
假靺鞨消失了，真靺鞨该登场了。
《靺鞨兴嬗史研究》书影
真靺鞨，假高丽
如前所见，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出现的假靺鞨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朱蒙建国时的“靺鞨畏服”，第二次是长寿王率领“靺鞨”军队一万人南征新罗。假靺鞨其实就是最初分布在高句丽周围，进而成为高句丽政权之下附庸的濊貊人群，他们对南部百济、新罗的袭掠与高句丽势力的支配密不可分。
真正名实相副的靺鞨，如前所见，在中原史书中是在6世纪记事中才崭露头角。而在《高句丽本纪》中，因为关系紧密且近在咫尺，出现的时间略早一些：
507年，高句丽文咨王“遣将高老与靺鞨谋，欲攻百济汉城，进屯于横岳下，百济出师逆战，乃退。”横岳是今天的北汉山。其实早在475年大举南进时，高句丽已然占领百济汉江流域，百济被迫从汉城迁都熊津。这一记载中所涉汉城位置等问题姑且置之不论，其关键信息是朝鲜半岛上的靺鞨已开始聚集在高句丽的大纛之下。
此后，在6世纪末—7世纪中叶，高句丽阵营的靺鞨人始终发挥着先锋作用。例如，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亲率靺鞨之众万余，进攻隋朝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将其击退。这就是后来隋炀帝再次征伐辽东时（612年）揪出的高句丽的罪状之一就是“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诏书）。隋文帝听闻高句丽与靺鞨进攻辽西的消息当然也是雷霆震怒，即命汉王杨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统率水陆大军三十万征讨高句丽。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安市城的战斗中，车驾进次安市城北，列营进兵以攻城，“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耨萨高惠贞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城”（《旧唐书·东夷传》）。十五万大军中具体有多少靺鞨部队已不可考，但其人数想必不少，而且战斗结果是这支部队为唐朝降服。
在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时，“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旧唐书·契苾何力传》），契苾何力奋击而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这里又有数万靺鞨军队参战。
同样，高句丽中的靺鞨人在进攻新罗的战斗中也是先头部队。例如，宝藏王十四年（655年）“我与百济、靺鞨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于唐求援。”宝藏王二十年（661），“王遣将军恼音信，领靺鞨众，围新罗北汉山城，浃旬不觧，新罗饷道绝，城中危惧。”（皆出《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他们往往骁勇善战，是不可轻视的劲旅。
高句丽附属的靺鞨，学界多认为主要是粟末靺鞨。高句丽与这一部分靺鞨的关系渊源有自，末代高句丽王高藏在被唐廷任命为辽东州都督回到安东都护府安抚当地民众时，试图反唐谋叛，“潜与靺鞨通”，所借助的仍然是辽东的靺鞨人力量。
相形之下，隋唐王朝羁縻之下的靺鞨诸部，数量比附赘于高句丽的更多，他们也参与唐朝对高句丽的作战。前面提到的营州总管韦冲，是个威震东方诸族的干才，他能“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隋书·韦冲传》）。因此开皇十八年高句丽联军进犯辽西时，韦大总管直接将他们击退。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靺鞨人（右一）
靺鞨蕃将李谨行是隋唐时代内附靺鞨人群的杰出代表。李谨行是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子，隋末随部落内附，入唐后效力朝廷，勇盖军中，累迁营州都督，“夷人畏之”。前述乾封元年（666年）契苾何力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与高句丽及靺鞨作战时，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正作为辽东道行军总管高侃麾下大将的后援出战（《新唐书·高宗纪》）。这一战，靺鞨诸部分属敌对的唐军和高句丽两大阵营的态势得以集中体现。
673年，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在瓠芦河之西大破高句丽遗民，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当时李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高句丽引靺鞨攻之，刘氏擐甲率众守城，巾帼不输须眉（《资治通鉴》高宗咸亨四年）。674年，唐高宗下诏以新罗国为鸡林州，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发兵讨击新罗。原因是新罗王金法敏收纳高句丽叛众，又占据百济故地，与唐朝发生冲突。675年，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资治通鉴》高宗上元元年、二年）。李谨行作为唐朝靺鞨蕃将先后对战高句丽和新罗，获得了巨大军事成功。
靺鞨诸部除附于唐朝、高句丽之外，还有一部分常在草原政权羽翼之下。例如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陁统率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之众南渡大漠，屯于白道川。因其人多势众，唐朝特命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兵压其东境；兵部尚书李勣为朔方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分道以御之。其中对靺鞨部分的作战，同样主要由营州都督负责。
唐代靺鞨石俑（辽宁朝阳唐墓出土）
敦煌古藏文文书P.1283号，原题为《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1908年伯希和劫掠至巴黎），学者认为可能是从回鹘文或汉文转译而来，时间为8—9世纪，应该是回鹘可汗派遣使者向东方调查之后写成的汇报（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记录的三个部落位于靺鞨所在的方位：
有一部落，蕃人称之为He，汉人称之为He―tse，突厥人称之为Dad—Pyi。部落酋长名为Cong―bong―ya。
“奚”人之北境为Da—Sre部落。帐篷支架悉用鱼骨，覆盖于篷上遮罩物，高贵者用鱼皮，贫者用白桦树皮。
在最北境，为Ga―ra―byi―ger部落，山岩峻峭，地势险要，其家畜唯猪豕而已。
这三个部落的描写多少都令人怀疑与靺鞨有关。这里要强调的是，他们虽偏居一隅，却非封闭不为人知，靺鞨与中原、草原、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洲都有广泛的联系（马一虹《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书影
靺鞨世界在7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周围强大势力的介入而愈加分崩离析：北部的黑水靺鞨保有一定的自立性，虽然不免有勾连突厥诸族之事，但总体心向长安；中部的粟末靺鞨等曾高句丽化，一部分内属唐朝逐渐融合，一部分自营州东返，凝聚起新的政治体；南部的留存在新罗统辖区的靺鞨人群先是成建制地编入新罗军队，后逐渐消融于新罗。
变新罗，变华夏
7世纪中叶以后靺鞨各部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内迁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另有几个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不同的表现，也颇值得追踪。
靺鞨变新罗——在统一新罗的军事制度中，靺鞨人部队引人注目地被编入相当于中央军事组织的“九誓幢”中，这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的重要象征。据研究，统一新罗从中央与地方官制、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体现出“统一三韩”（据研究，此三韩关乎新罗百济，而与高句丽无涉。王小甫《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的浓厚政治意涵。在官制上，中央建立执事部为核心的官僚制度，与新罗传统骨品制、和白会议等贵族体制协同配合；在行政制度上，仍以庆州为都，在地方建立起九州五小京，有效地统辖新旧疆域；在军事制度上则是在中央形成名为九誓幢的综合军团，地方配以十停等一系列类似军区驻军的新体制（李宗勋《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九誓幢实际是九股大军组成的集团军。九股大军分别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区分标志：绿衿誓幢、紫衿誓幢、白衿誓幢、绯衿誓幢、黄衿誓幢、黑衿誓幢、碧衿誓幢、赤衿誓幢、青衿誓幢。他们分别来自三种新罗人部队、三种高句丽人部队、两种百济人部队、一种靺鞨人部队。这支靺鞨人部队的军号是黑衿誓幢，“黑衿誓幢，神文王三年以靺鞨国民为幢，衿色黑赤。”（《三国史记·职官志》）黑衿誓幢的人数虽然没有其他族群多，但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最重要军职人选都由新罗人担任。
新罗军事制度对于靺鞨人的吸收，反映出新罗融合境内各族群的历史实相。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新罗的诞生是朝鲜半岛古代政治体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
靺鞨变渤海——《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门便说：“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然后详细叙述大祚荣如何趁契丹营州之乱率领高句丽与靺鞨部众脱唐东逃建立政权的经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武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追讨，“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明确交代“靺鞨之众”与“高句丽余烬”是其政治基础这一事实。《新唐书·渤海传》则把大祚荣的出身更明确为粟末靺鞨：“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
渤海国“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唐睿宗先天中（715年）遣使崔忻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渤海史研究表明，靺鞨人是其主要构成主体人群，甚至有可能在渤海之前其国名就是靺鞨国（所谓“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日本从旅顺掠走至今深藏皇宫的唐代鸿胪井栏刻石上，崔忻当时自署的官号便是“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靺羯，即靺鞨。黑水靺鞨以南、统一新罗以北、唐朝辖境之外的靺鞨人群，基本被统合在这个存在于698—926年的“海东盛国”了。
唐代渤海国壁画人物形象（贞孝公主墓）
渤海国族群构成与黑水靺鞨截然不同，正如我们打过的一个比方，渤海靺鞨与黑水靺鞨有点类似于德意志诸邦国中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偏居一隅的渤海国如何走出去》，澎湃2016年6月10日），一个是夹杂着大量其他人群的新政治体，一个是纯度很高的黑水靺鞨人共同体。但不论是渤海国，还是黑水靺鞨，他们同源异流却万海归宗，最终都汇入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
历史中国的所谓边缘，往往变成中国历史的中心。10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里，靺鞨名号之下的人群可能又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名义，一如以匈奴、鲜卑、柔然、突厥旗号下实际包罗多元部落人群的故事，他们继续前赴后继地西进，踌躇满志地南下。东北亚洲不断掀起的惊人巨浪，一浪高过一浪，有时会让整个欧亚都感到震颤。在这滚滚的历史波涛中，冠以靺鞨的人群好似相对沉潜于底的支流，不过，他们同样余波荡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