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幕
1964年10月10日，裕仁天皇在东京宣布第1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一般而言，奥运会每四年都会举办一次，并不稀奇。但这一届对日本而言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非西方国家举办，而且这个国家，在不到20年前还被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之一。
事实上，早在1940年日本就已经成功申请到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了，适逢所谓的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的时刻，日本政府准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因为战争的扩大化，日本政府不得不取消这一安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局很快陷入劣势。1944年起，美军持续的战略性轰炸使得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自那时起，日本给全世界留下的是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形象。但1964年的奥运会，不仅仅是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标志，也宣告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世界公敌”角色的时代终结。美国著名的记者Robert Whiting评论道：
“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新日本诞生了。（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战争中与全世界为敌的国家，而是一个牵引世界经济的和平主义国家。东京奥运会使得日本取得了一个和西方同等的地位，而且也形成了被尊重的势力。天皇、日之丸国旗、作为国歌的君之代（尽管当时还是非正式的）、以及（以自卫队形式展示的）日本士兵的活动，不再是以前那种侵略亚洲邻国的威胁的象征，而是以一种非常健康的方式展示在世界舞台上。”
昭和天皇宣布开幕式开始及当日的《每日新闻》版面。图片源自《昭和史（決定版） No.16 昭和元禄 : 昭和39-45年》，毎日新聞社， 1984年，pp.13、18.
“天皇”“日之丸”“君之代”，这些原本在美军占领期被严格禁止的煽动性民族主义象征物，借由奥运会被复活了。但这次不同的是，它意外地被转化为和平民族主义日本的象征。按照Paul Droubie的观点，这种战后新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首先是“日本从战时的破坏中重建，现在是全球科技的领导者。其次，这个国家融合了西方的现代性和日本的传统。这使得它非常适合作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对话者。政府、城市空间和公共礼仪都是现代的，但在文化上，日本人却非常执着于传统的自我定位。第三，日本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鄙视的敌人，而是一个独特的和平国际主义国家。”
二、科技消费主义
众所周知，奥运会的座右铭是“更快、更高、更强”，但是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所展示的自己，很可能是“最快、最高、最强”。她刚刚拥有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新干线、新的商用飞机YS-11、新的电视卫星，以及用新的科学方法训练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强的运动员。对日本而言，奥运会就是向世界展示她所取得的一系列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最好舞台。在那一刻，科技是奥运会和日本民族认同话语之间一条非常关键的纽带。把日本视为一个技术和科学都非常发达的国家，是政治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心理基础，构成了日本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一部分。
事实上，将日本视为科技国家的想法绝非新鲜事。例如，埃里克森就曾指出，火车自19世纪末以来，都是日本现代性想象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而在战后日本，新干线和它所代表的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日本是一个高科技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形象。日本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在奥运会上向外国游客展示了这些世界级的技术，他们不仅希望给外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也希望可以说服他们到日本旅游，花钱观光。
1964年10月1日上午5点59分，昭和天皇、皇后两人乘坐日本第一辆新干线从东京出发。前掲《昭和元禄》，p32.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彩色电视及实况卫星转播技术，这是第一次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直播“彩色”奥运会。《朝日新闻》指出这项技术对全世界人民参与奥运会的重要意义，而《产经新闻》则刻意强调，“只有日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电视在日本人体验奥运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生活娱乐的象征，成了新的“三件神器”之一。“三件神器”原本指的是代表天皇正统性的“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和八咫镜”。但在天皇制解体以后，随着1950年代经济恢复，人们就开始追求自己的“三大神器”，即“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经过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三大神器”又变成了“彩电、空调和汽车”。从这里也可以明确看出，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物的“三大神器”，从天皇的正统性转变成了科技消费主义。用这种经济上的成功掩盖军事上的失败的心理过程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担忧。例如，三好将夫就指出，“我们新任务的本质不只是拆解天皇或集体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建立自由的个人主义式的主体性（a liberal individualist subjectivity）。但我们有意与西方竞争，却又不幸注定成为‘终极的消费主义式的空洞’，只是以购买行为来肯定和重新确保个人”。
当时的电视机在转播奥运会
三、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盛会之一，马卡龙（John J. MacAloon）就说它是一个“全球规模的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 of global proportion）”。这使奥运会成为日本人创造、表演和消费民族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日本人力图凸显的是，现代与传统如何完美地在日本合二为一。这与19世纪中后期日本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魂洋才）的口号惊人地相似，日本人非常渴望让来访的西方人认识到，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自己作为非西方和欠发达国家的典范。言下之意是，他们推销日本仍然拥有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而这种隐喻，在战争年代也正是用来强调日本的正义和纯洁。
阿达斯（Michael Adas）指出，西方人单纯地以科技技术来作为理解和衡量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使得西方自认为自己优越于非西方。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有助于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优越论辩护。他追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如何利用技术进步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以及一战后人们对科技主义的反省。然而，在二战以后，美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下，又重新激活了这种现代性。日本人参与了这种属于西方的现代性。他们以同样的价值观来竞争，并以此来评判他人。但同时，日本文化认同的表现也深深植根于一种传统的自我定位之中，这就是西方人应该找到的、有吸引力的、与众不同的文化日本。
奥运期间的东京街头，前掲《昭和元禄》，p.15.
在一本官方的英语版东京奥运指南书中，它强调东京拥有“所有最新的便利设施”，特别是在公共交通方面，因此，“游客将有一切机会看到和享受……所有传统的日本魅力”。本指南将现代与传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将其覆盖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日本。艺妓和神龛的传统形象与铁路、政府大楼和国际机场相匹配。这里传达的信息是，日本拥有与任何西方国家相似的现代交通和政府，但仍有其传统和异域文化。国际奥委会还分发了一份日本古代首都奈良和京都的旅游指南，而这本指南的介绍纯粹侧重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最后，国际奥委会还收到了一份日本商品的纪念指南。一方面，它列出了日本提供的现代技术，如照相机和望远镜，并可以强调“日本的光学工业最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它还提供“许多只有在日本才能获得的美丽纪念品”。例如它“展示了一个特定的地方或时代的洋娃娃”，日本到处都是“艺术品，如壁挂、木版画、历史画和古玩……随处可见”。
事实上，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非新鲜事。战前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就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不是一个处理现代性的新过程。而在东京奥运会上，这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几乎完全是为了西方而不是非西方观众。日本人似乎对非西方世界如何消费他们的传统文化不太感兴趣。
1964年东京奥运会图标。图片取自猪木武徳：《経済成長の果実 : 1955-1972》，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p201.
四、火炬的“和平之旅”？
战后日本民族认同的两大支柱，是战后的和平宪法以及对广岛、长崎核爆经历的记忆。和平宪法明确宣布放弃战争权力，将日本定位为一个独特的非军事国家。与此同时，将日本作为核武器唯一受害者的经历运用到国际舞台上，强调日本对新的“和平”身份的道义诉求却是一个谨慎而微妙的平衡行动，其前提是创造一个新的、不同于其军国主义过去的、具有前沿性的日本，同时有选择地回忆过去，抹去其中有问题的部分。
日本在申办和描述奥运会的过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融入了和平的话语。这种身份的最佳表达体现在奥运火炬接力中。组委会表示，其奥运火炬传递的目标是让全亚洲和全世界的年轻人看到火炬传递，并从中得到和平的教训。火炬本身，在日语中通常被称为“圣火”，但在大众媒体中经常被描述为“和平之火”。火炬的设计者门马佐太郎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他很高兴把火药变成可以用于和平的东西。他本人曾是一名士兵和军火专家，他为自己现在能够将其技能用于和平的目的而感到高兴。正如日本将其民族认同和表述从好战的武士改写为和平的国际主义者一样，他表达了自己对重塑日本民族性格的贡献。
最后的圣火传递手，坂井義則。
火炬传递的第一站是当时仍在美国占领下的冲绳。冲绳和日本本土的大众媒体都认为这象征性地重申了日本对该岛的主权要求。他们呼吁冲绳岛与主要岛屿和平统一。这将有助于将旧的战时日本与新的和平日本统一起来。接着火炬抵达日本宫崎县的四个主要岛屿，那里自称是“众神之家”。根据神道教的神话记载，众神首先居住在那里。抵达后，火炬首先被带到县政府办公室，受到政界人士的欢迎，然后被护送到神社祈福。之后，它被带到“和平塔”举行仪式，当晚在该县公民面前展示。“和平塔”是对现实的重新创造和对历史的改写。它始建于1940年，也就是日本第一次申请到奥运会举办权但由于战争不得不取消的那一年。它原本是为了纪念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而建的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战时纪念馆。这上面刻着“八纮一宇”的字样，象征日本统治亚洲和世界的战时口号。战争结束后，美国清算军国主义时删除了以上文字，但纪念馆被保留了下来。就这样，同样一个物品，既可以用于宣扬和平，也可以用于鼓舞战争。
五、奇迹以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
东京再次成功申请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使它成为继伦敦之后第二位成功申请到三次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这无疑是国际社会对东京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高度肯定。但几乎同时期，一场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不仅打乱了日本奥运的准备工作，也打乱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围绕着2020年是否仍然要坚持举办奥运，日本国内也分为“取消”和“举办”两派。日本政府考虑现实情况后，决定推迟至2021年举办第32届夏季奥运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算是自新冠疫情横行以来，国际社会的一次艰难的重启工作。
2021年距离1964年已经过去了57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在不停转变。首先是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后，形成了傅高义所谓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经济奇迹。这里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墨菲特意提醒道，这种“奇迹”的意义在于，它“是通过民主的非强迫的方式”实现的。在1960-64年担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得国家的财富得以平等地分配至普通民众，而非像战前那样，大量地集中在政府和重工业领域。同样很有意思的是，尽管财富的分配方式改变了，但是财富（资源）的分配主体通产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并没有改变。日本人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都没有笃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当然也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持有怀疑，其自身形成了一种市场受到政府严格监督与协调的经济体系。
此后日本经历了石油冲击、苏联解体、房地产泡沫破灭等等事件，但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的地位巍然不动，直到2010年被中国超越。2011年，太平洋东北部发生了9级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日本的东北沿岸，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与失踪，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此外，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泄漏事故，也导致了人文主义对科技主义的强烈批判。我们在2021年开幕式上看到的那种原始色彩比较浓厚的、象征着森林与自然的服装与表演，或许正是对这种科学万能主义的嘲弄吧！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日本国内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东京奥运会是“将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成就展示给世界的好机会”。早在2011年6月，大地震刚发生不到3个月的时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呼吁这么做了。他很明确地将此次的申奥行动与1964年进行对比，“和战后一样，在通往复兴的道路上举办奥运会会更有精神”（《朝日新闻》2011年7月17日）。这种利用灾难的申请策略得到了奥委会的同情，据说这是东京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吉见俊哉所指出的一样，“未来，日本需要的不是重复那种曾经的成功模式，而是需要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要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转向‘更愉快、更灵活、更持续’。与1964年不同，人们对2020年的期待不是（经济）成长的梦想，而是对生活质量的充实、对应付各种风险的能力以及对可持续性的信赖。从‘大量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向‘文化和知识的循环型社会’转换。我们要快乐、灵活地、持续地维持文化和生活。因此，如果东京奥运会不能展示出体育运动能起到很大作用的话，举办奥运会就没有意义了”。
参考文献：
1. Paul Droubie. Playing the nation: 1964 Tokyo Summer Olympics and Japanes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2009.
2.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Masao Miyoshi, Off Center: Power and Cultur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吉見俊哉、『平成時代』、岩波書店、2019年。
5. 橋川文三、『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説（増補）』、未來社、1995年。
6. ロバート?ホワイティング、『ふたつのオリンピック : 東京1964/2020』、玉木正之訳、KADOKAWA、2018年。
7. 浜田幸絵、『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誕生 : 1940年から2020年へ』、 吉川弘文館 2018年。
8. 斯蒂文·J·埃里克森：《汽笛的声音：日本明治时代的铁路与国家》，陈维、乐艳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9. 塔格特·墨菲：《日本及其历史枷锁》，李朝津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