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余泰明（Thomas Mazanec），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UCSB）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诗歌、唐代文学、比较文学、数字人文和翻译研究。近日，由他发起组织的“最糟糕的中文诗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学术研讨会反响热烈。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余泰明进行了专访，谈及他对中国诗歌的兴趣、什么样的诗歌被认为是“糟糕的”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余泰明
对“糟糕”诗歌的兴趣
澎湃新闻：您什么时候、什么契机开始对“糟糕的中文诗歌”有兴趣的？
余泰明：我对“坏诗” （Bad Poetry）感兴趣是因为拥有第一手经验。在接触汉学之前，我很想成为诗人。在学习诗歌创作这项技能的过程中，我写了很多失败的诗。我想这样的体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所有人，即使是那些最有天赋的人，也是从蒙昧无知的阶段开始学习。从一无所知到如鱼得水，再从如鱼得水到炉火纯青，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在一开始会很“糟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萦绕着“坏诗”这个概念。
当我成为了对唐诗有兴趣的研究生后，从英文翻译到中文原文，我阅读了这一时期所有伟大诗人的作品——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李贺、李商隐和其他经典作品。毫无疑问，唐诗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学殿堂中瑰宝。
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唐诗选集里，少数几首诗总在重复出现？我住在中国的时候，看了当时很受欢迎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和《中华好诗词》，比赛的试题总是那些最著名、最精彩的作品。那其余的作品呢？毕竟从唐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有49190首之多（《全唐诗》42863首，《全唐诗补编》6327首），显然，它们不可能全部都是好诗。举例来说，学者西川在《唐诗的读法》、汉学家柯睿（Paul Kroll）教授在学术专著中都指出，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三百首》只占唐诗的凤毛麟角——少到只有0.6%。因此我非常想知道，如果博览所有的唐诗，我们将从中学到什么。
澎湃新闻：您的博士论文和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唐末诗僧，主要是贯休（832–913）和齐己（864–937?）这两位诗僧，请问您的研究兴趣和“坏诗”这个话题的联系是什么？
余泰明：一直以来贯休和齐己的诗歌都被认为是“糟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他们都来自政治衰败的时代，许多文学评论家都相信诗歌的潮流反映了政治的潮流，所以坏的统治就会产生坏的诗歌。举例来说，宋代的批评家吴可在他的《藏海诗话》中说“唐末人诗轻佻”。任选一部现代学者写就的唐代诗歌史，无论是中国学者骆玉明、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还是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你会发现唐末的诗歌都被忽略了，因为它们被认为不够有趣。不过这并不是中国文学史独有的现象，在希腊和拉丁诗歌中，人们对“古典时代晚期”（late antiquity）也持同样的偏见。西方的古典时代晚期的诗歌，就好像中国的齐梁时代和唐末的诗歌，一直被认为流于形式、堕落颓废、沉溺声色、愚昧迷信、逃避现实和模仿前人。我所研究的诗僧仅仅因为在时代上比较“晚”，就被认为是“坏”的诗人。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信仰佛教。中国诗歌传统的主流一直有将佛教诗歌边缘化的历史。最明显的就是人们抱有一种成见，认为僧人的诗歌有“蔬笋气”，就像素食一样寡淡无味，而文人的诗歌则甘腴可口。这一评论来自于宋代，它的不同版本被认为来自欧阳修和苏轼，并且一直流传了几个世纪。中国学者周裕铠和美国学者蒲杰圣（Jason Protass）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宋代以前，文人也很轻视僧人的诗，对它们只称“偈”（ga?tha?）而不称“诗”。拾得曾为自己辩护说，“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几年前我就这个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汉学杂志T'oung Pao（《通报》）上。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历史上大多数文人认为真正的诗歌是属于儒家学者的，僧人没有能力创作出诗歌的杰作。尽管如此，我却认为贯休、齐己、皎然的诗非常吸引人，与他们在文学史上糟糕甚至平庸的名声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澎湃新闻：西方学者的身份如何影响您眼中“糟糕的中文诗歌”？
余泰明：我接触中国诗歌比较晚，是20岁左右在大学里。我的成长环境中，伴随着的是《圣经》、莎士比亚、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等，因此我会不自觉地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待中国诗歌。我在阅读中国诗歌的时候，总会在我读过的其他诗歌中寻找共鸣——英语的、法语的、希腊语的、梵语的。当你只接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时候，深入思考很容易，但开阔思路却很难。相反，浏览多种语言会让你的思路被打开。我个人鼓励所有学习文学的学生——无论来自哪里——至少要对两种文化有扎实的知识，这样可以避免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眼界太过狭窄。
澎湃新闻：哪些前人的学术成果对您研究“糟糕的中文诗歌”有所启发？
余泰明：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专注于这个话题的学术研究，除了著名学者陈尚君一篇有关唐朝“恶诗”的博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关文学品味和批评的研究是很多的。和我一起组织学术研讨会“最糟糕的中文诗歌”的两位同事，李小荣教授和徐杭平教授，都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到了被边缘化的诗歌。李小荣教授最新的学术专著研究古代香艳诗——一种曾被认为“不道德”因此屡屡被禁的诗歌种类。徐杭平教授一直在翻译和研究余秀华的作品，作为一名身患残疾的诗人，她的作品在性的方面也很大胆，并且曾经引起一些争议。能够和这两位我一直很尊敬的学者合作“糟糕的中文诗歌”这个题目，我感到很荣幸。
“糟糕的诗歌”并不真的糟
澎湃新闻：由您牵头组织的“最糟糕的中文诗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活动？
余泰明：我和我的两位同事李小荣教授和徐杭平教授共同举办了这个名为“最糟糕的中文诗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的学术活动，这个项目意在使用“糟糕的诗”、“歪诗”、“坏诗”这样的概念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
这个活动分为三个部分：在2021年四月，我们举行了一系列小型研讨会；2021年6月进行对公众开放的在线圆桌会议；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出版一本学术专著——《最糟糕的中文诗歌：一部评论性选集》。
我和这本书的其他合编者正在为这本书最终的形式和内容密切商议。我们希望这本选集在结构上是条理清晰的，能够紧密着围绕着几个重要的主题展开，并且清晰地阐释这些主题的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地选择材料和有关这些材料的研究文章。目前我们还处在初步筹备的阶段，因此最终入选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的备选话题有很多。举例来说，我现在正在读一些由电脑创作的古风诗歌，在风格上类似于唐诗。我所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还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用电脑生成的诗歌（computer-generated poetry）——相比于人类所创作的诗歌，我们的标准应该更加宽容还是更加苛刻？一个唐代诗歌的研究专家，面对一首电脑生成的诗歌和一首由唐代不知名诗人所写就的平庸之作，他/她是否能够分辨？我的研究还在进行中，所以我现在还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否能够与其他与会者提出的问题相辅相成，也不能确定最终这个话题是否会进入我们的选集。
无论如何，我们都很清楚，无论我们选择哪些内容，最终这本书都不可能是无所不包的（comprehensive），有很多诗歌的糟糕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不一定能够产生有趣的并且和审美或历史有关的问题，比如那些据传为军阀张宗昌所做的打油诗。还有一些诗歌代表了文学史上诗歌评论的重大转达点，但它们并没有“坏”到可以列入“最糟糕的中国诗歌”。
会议海报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糟糕的中文诗歌”的“吐槽大会”吗？非学者的大众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主题？
余泰明：首先要明确，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语言文化的概念——由中国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写下的任何东西。我们所研究的诗歌并不局限在“中国”这个国家的范围内，也不局限于华夏文明，或者是汉族的文学。在我们会议中，有一些研究题目并不属于狭义的“中国诗歌”，也不是“中文”的。例如，会议中包括日本和韩国的汉诗研究，也讨论了汉语和满语、汉语和法语夹杂的诗歌。在时间上，我们的范围也很广阔，最早的研究对象是《诗经》和《楚辞》，也有最近三年内创作的网络诗歌。
另外，并非由我们（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认定哪些诗是“坏诗”。如果把我们对于好坏的观点加诸于听众，那么这个会议就很无趣了。作为学者，我们负责发现和梳理出哪些诗歌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坏”的并且研究其深层原因，这才是有趣的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一些看似“反常”的诗歌做出严肃的讨论。“糟糕的诗”在此处绝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我们作为学者并不认为这些诗歌是糟糕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些在历史上被认为“坏”诗歌也是最有意思的诗。我们仔细地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对一些诗歌不那么正面的评论，并且试图找出这些评论背后美学、政治、道德、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澎湃新闻：在会议上讨论了哪些“坏诗”，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余泰明：有趣的例子非常多，美国西方文理大学张楣楣教授引用了宋代王安石的《怀元度四首 其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
恰似蒲萄初酦醅。
不见秘书心若失，
百年多病独登台。
全诗第一、三、四句用的是杜甫的诗，第二句用的则是李白的诗。每句诗在新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现代、西方的角度看，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首“坏诗”，因为这首诗是非原创的（unoriginal）——既没有抒发王安石的情感，也让不了解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人摸不到头脑。第二句诗在此处甚至显得滑稽可笑：把“春水”比做发酵的葡萄酒，从颜色和气味上似乎都不对。
但是古代的读者对这首诗的抨击点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这首诗前两句和后两句的不协调。前两句描绘出一幅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春天图景，而后两句则是对离乱和老去的悲叹。对于古代的读者，这首诗没有一个统一（unify）全诗的情绪或者画面，因此被认为是一首坏诗，而这恰恰说明了过去的读者对于诗歌怀有怎样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又与现代的读者多么不同。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戴文琛（Vincent Durand-Daste?s）教授引用了清代一篇关于“放屁”的“赋”：
其为声也，非金非石，非丝非竹；或裂帛而振响，或连珠而叠出，或哑哑而细语，或咄咄而疾呼；或为唏，或为咦，为呢喃，为叱吒，为禽啼兽吼，百怪之奇音。
在施之者，幸智巧之有馀；而受之者，笑廉耻之不足。
其为物也，如兽之獍，如鸟之鸱，如黍稷之稂莠，如草木之荆棘，拟以罪而罪无可拟，施以刑而刑无可施。
其为害也，惊心振耳，污商彝夏鼎之光；绣繻锦服，掩其灿烂；珠宫贝阙，晦其琳琅。
众所周知，“赋”一种起源于汉朝的、备受尊崇的文体，它的风格华丽而夸张，多用于描写辉煌的帝都和隆重的出猎等。而这篇赋却使用浮夸地语言去描写放屁，以获得一种滑稽的效果。它的“糟糕”之处，显然在于内容的“粗俗”（vulgarity），以及滥用（misuse）“赋”这一享有崇高地位的文体去写作这样一个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几乎有点像美国牙医兼诗人苏莱曼·布朗的作品《牙颂》（Dentologia）——一首发表于1840年的、有关牙齿疾病的英文“史诗”。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坏”有的时候来自于一个学者的“卖弄”（pedantry），而造就这样一个人物则需要一个完整的经典教育系统。
澎湃新闻：可以谈谈那些最伟大的诗人比如李白、杜甫的“坏诗”吗？
余泰明：伟大诗人的“败笔”要比糟糕的诗人所写的“坏诗”更有意思。有一本经典的英文“坏诗”选集《毛绒玩具猫头鹰：一本坏诗的选集》，在序言中，编者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和查尔斯·李（Charles Lee）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把这种败笔归因于“突降”（bathos，一个文学概念，指写作的用词突然从正式变为庸俗荒谬，并非一定是刻意的）——“当情况急转直下，从高峰跌到谷底，诗人越著名，这种下滑就越令人难以忘怀，登高跌重得越响亮。”
以杜甫为例，他在诗歌经典中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他的作品现存的数量是极其庞大的（有一种说法是1158首，在唐代排名第二，仅次于白居易的2643首），这就意味着单纯从概率上来说，很可能会有不那么出色的作品。二、因为杜甫享有崇高的地位，那些提倡偶像破坏（iconoclastic）的批评者会更多地把他作为攻击目标。举例来说，在我们会议中，香港浸会大学的章琛（Chen Zhang）教授讨论了王夫之。王夫之很崇拜杜甫的一些诗歌，但是却认为另外一些非常“汗漫”（过分的）、“纵横”（缺乏节制的）、“非分相推”（不正确地假定一些事情）、“鄙”（太过尖刻）、“俗丑”（太过粗俗）、“杂沓”（乱七八糟）。从张教授引用的这段话中可以窥见一二：
评杜甫漫成（1021）
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堕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
“糟糕的诗歌”是一个深刻的文学概念
澎湃新闻：这个学术项目中，您认为最有意思和最具创新性的话题是哪些？
余泰明：当我们想到诗歌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伟大的作品。读者想要读最好的作品，老师也想要教最优美和最有趣的诗。作为学者，我们需要解释什么造就了好诗，为什么它们可以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从逻辑上说，历史上的大多数诗歌都称不上伟大。事实上，杰出的作品才是“例外”（exceptions）——它们被认为是好诗，因为它们具有突破性。这是文学史的悖论（paradox）——我们用一两个伟大的诗人去代表一个时代（例如莎士比亚被视为伊丽莎白文学时期的代表），但这些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而被认为平庸甚至不那么好的诗歌，反而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直到近些年来，定量研究的新发展才向我们展示出从前只关注杰作是一叶障目的。
好的诗歌都是相似的，坏的诗歌各有各的“坏法”，我们想知道的是“谁”来定性一首诗是坏的，而标准又是什么。“糟糕的诗”这个概念，可以让大多数人产生共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写过糟糕的诗或是嘲笑过我们认为糟糕的诗。从另一方面来说，给一首诗扣上“糟糕”的帽子掩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研讨会，很多与会者都探究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是谁决定了“坏诗”的标准，而谁又被排除在外了？为什么？人们对于诗歌好坏的判断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哪些“坏”的特质是中国诗歌独有的，而又有哪些是广泛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
澎湃新闻：“糟糕的诗歌”这个概念告诉了我们什么？
余泰明：“糟糕的诗歌”显示出经典（canon）的不确定性（contingency）。很多现在被认定为“杰作”（masterpiece）的文学作品，都曾经在某一个阶段被斥为“坏诗”，直到属于它们的时代到来。
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被誉为他所在的时代最具创新性的作家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疯子”。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长时间籍籍无名，直到T·S·艾略特对他推崇备至，其作品才重新焕发生机。中国唐朝诗僧寒山从未在佛教圈以外获得知名度，直到二十世纪，他的诗歌通俗的语言和惊人的意象才吸引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现代评论家。当我们阅读“中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的时候，对于大家所关注那些作品，它们的成功从来就不是必然的，它们是一代代人选择之后的结果，在这种选择中，一些作品被保留和赞誉，而另一些则被摧毁和抛弃。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西方著名的“厄恩·马利骗局”（Ern Malley hoax），在上个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两位极其厌恶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诗人故意写了一些内容糟糕且杂乱无章的诗歌，投稿给一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刊物《愤怒的企鹅》（Angry Penguins）。《愤怒的企鹅》发表了这些诗，接着这两位诗人透露了他们只是在恶作剧。虽然编辑得知真相以后十分尴尬，但他接着为这些诗作了辩护，他说这两位诗人并没有成功地写出糟糕的诗歌，而是意外地写出了好诗！而很多那一时代的著名诗人，如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也随后表示同意并称赞了那些诗作。
因此，当我想到“糟糕诗歌”在其他文化中有趣的案例时，我也想知道在中国古代是否也有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引起了一个有关“糟糕”和“意图”（intention）的很有趣的理论问题：作者的意图真的要紧吗？“想要追求失败但是失败了”这件事是可能发生的吗？如果可能的话，“没能如愿失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成功”吗？
另外，很多诗歌被叫做“坏诗”，仅仅是因为它们出自社会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之手。在中国文学史上，社会边缘人通常是指女性、僧人、宦官、商人、业余爱好者、残疾人、少数族裔的诗歌。相比于受到过正统经典教育的男性——我们称之为“文人”（literati）的作品，这些边缘群体的诗歌往往被忽略。而关注“坏诗”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的诗歌会有系统、有组织地（systematically）忽视？
澎湃新闻：除了时代的原因和边缘群体的原因，还有哪些原因会让人们觉得一首诗是“糟糕”的，可以举例说明吗？
余泰明：让人们觉得一首诗是糟糕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诗的风格不符合大众审美。例如我在这次的会议中讨论的贾岛和“苦吟”。从晚唐到五代，“苦吟”诗风都很受欢迎。人们喜欢这类诗是因为它们体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律诗中对偶句的精巧在这类诗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创作也都经过了长时间的精雕细琢。然而到了北宋，这类诗成为了嘲笑的对象，因为它们看起来用力过度且不自然——完全不是自发产生的（spontaneous）。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变化，好诗的标准也变化了。
因此，如果你喜欢巧妙工整的对偶句，就会喜欢贾岛《宿山寺》中的“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但如果你觉得对偶句太僵化呆板了，就会觉得这是一首“坏”诗。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黄生（1622–1696）在他的《诗尘》里说贾岛这句诗歌里的“流”和“走”对得过于工整，就像是“合掌”一般严丝合缝，但这种境界恰恰是晚唐诗人所最推崇的。
有关审美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出现在中国诗人模仿外来风格的时候。当一个诗人把外来的风格引入中国文化传统，读者既有可能接受，也有可能排斥。如果他们接受，就会说这种外来风格绝妙而有新意，如果他们排斥，就会说这种外来风格古怪而拙劣。很显然，在二十世纪早期，当现代主义诗人使用外来的、前卫的风格——如“未来主义”（Futurism）和“象征主义”（Symbolism），这一点是很清晰的（在我们的会议中叶珂[Chloe Estep]和周安琪[Angie Chau]讨论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现代诗歌中独有的问题。在中国的南北朝，当印度的佛教诗歌被译介到中国，也有中国诗人改编和模仿。从审美标准上来说，梵语和中文天差地别，因为梵语作为一门语言，非常喜欢繁复的点缀（alam?ka?ra，古汉语中称为“庄严”或者“装饰”），因此梵文风格的诗歌翻译成汉语会显得奇怪和生硬。Diego Loukota在我们的会议中讨论《佛本行》这首有关佛陀生平的史诗时阐述了这个问题。
让人们觉得一首诗很“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被认为不符合道德规范，从而腐蚀读或者听到它的人的思想。在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就有这样的问题。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唐朝韩偓（844-923）的诗歌和更晚一些的香艳诗也受到过同样的批评（后者在李小荣教授的研究中有详细介绍）。有趣的是，《全唐诗》的编者们决定不收入僧人的诗——偈和道人的诗——咒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是这样说的：“至释、道章咒偈颂等类，全行删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
澎湃新闻：这个研究题目如何与中国的诗歌研究对话？
余泰明：首先我可能想要质疑一下这个问题的前提，即“中国的诗歌研究”和“国际的诗歌研究”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
一直以来，中国诗歌研究都是一个国际学术领域。有关中国唐诗最早的研究著作，出自一位日本僧侣空海（774-835），在唐朝时他留学到中国，把大量中国的诗集带回日本。学者张伯伟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古代日本、韩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对中国诗歌的研究的。
在现代，中国诗歌研究在很多国家都充满活力——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新加坡等，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本身。大家做研究的风格可能略有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同时跨越国与国的分界线。在美国大学里，许多博士生都来自中国，并且在毕业后回到中国。美国的学者几乎都会在中国学习一年、在日本学习一年。研究上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常见：我和台湾政治大学的刘昭麟教授合著过，并且翻译过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和武汉大学乔俊军的文章。很多学者都用多于一种语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我非常崇拜的贾晋华教授。我们的学术会议“最糟糕的中文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等诸多国家的学者。
我由衷希望无论何种语言文学的研究都可以持续国际化，不要制造藩篱去分“彼”和“此”。我发现许多最杰出的中国文学学者都可以使用很多种语言——饶宗颐和钱锺书是最经典的例子。我还常常想到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陈引驰教授和朱刚教授。与此同时，我也希望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国学者可以阅读英文以外的学术研究成果。
澎湃新闻：您希望学者们在未来如何利用“最糟糕的中文诗歌”会议和学术专著所带来的研究成果？这个“糟糕诗歌”的主题是否具有文学研究之外的启示？
余泰明：在会议和学术专著都完成以后，我个人希望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设一门有关“最糟糕诗歌”的课程，这门课程不仅包括中文和英文诗，也会涉及到其他文学传统。我想这将是教授本科生世界文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许当一个人说一首诗“糟糕”的时候，学生们就不会再被这种说法吓到！不过在课堂以外，我希望这个题目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我们是怎样接触文学史的。举例来说，我希望那些以写一部全面的文学史为理想的学者们，能够思考他们是否只是在强调诗歌经典中的沧海一粟，还是在对完整的文学领域的发展——好的和坏的——都做出了解释。
“坏”（badness）这个概念并不只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比如，对于坏的翻译作品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审视很多有关多种语言文化的问题，以及如何匹配不同语言的问题，对于“坏的科学”和“坏的哲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探寻知识是如何在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这个主题拥有无限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