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限于篇幅有所删减，若参考请以原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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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对长安的占领，相对平静。他首次表达其称帝野心，是在占领唐帝国西京之前的数月。在880年九月渡过淮河后，他训诫部下，停止掠夺乡村。此后，在一路北上的剩余时间内，他不再劫掠，而是招募新的军队。毫无疑问，黄巢在寻求改变自身的形象，从桀骜不驯的强盗，转变为合理合法的中国统治者。占领洛阳后，他开始模仿作为中国皇帝的角色，为民众谋利，以安抚地方居民。
然而，当时长安的局势依旧紧张。没人有确切的消息，转而轻信谣言。甚至最高层的朝廷官员也未能立马得知皇帝已经逃离京城。当居民察知相关情况时，他们和京城中剩下的军队开始洗劫宫殿。在黄巢到来之前正好逃离长安的道士杜光庭，在关于骆全嗣的记载中描述了随之而来的一些恐慌细节：黄巢犯阙，宫城失守，南北纷扰，中外仓惶。全嗣其日偶在私第，忽有官司报云，诸司使并宣令入内。单骑径往至兴安门，门已闭矣。东驰望仙门，人相蹂践，马不可进。或闻人言，驾已西去矣。复还其家，骨肉百余口亦已奔散。……遂秉马驰出开远门，门亦壅咽，夺马杀伤甚多。乃投金光门，人稍少，跃马而出。在这样一种近似无政府的状态下，城门的大拥堵导致很难出城；狂暴的人们互相践踏，抢夺对方马匹，更不用说抢夺他人所携财产。由于大部分人口必然无法在黄巢到来之前出逃，故而当看到叛军有序入城时，他们应该会稍缓一口气。黄巢的一位高级将领尚让曾安抚城中居民，根据一种史料记载，他宣扬道：“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秩序的相对稳定，持续了数日。在军队进入长安八天之后，黄巢通过击数百次战鼓，在一场仪式中称帝。他宣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齐；启用了一个新的年号——金统；升其妻为皇后。虽然唐廷三品以上官员全被撤下，但低品官得以继任其职。随后，黄巢任命了许多他的亲密部将为高级官员。他的将领尚让和赵璋升任宰相，盖洪为尚书仆射。但是，黄巢也留任了许多前唐廷官员，占据新政府的重要职位。他任命的另外两位宰相崔璆（去世于883年）和杨希古，都是自先唐以来的旧时家族子孙；裴渥出身也是如此，他被黄巢任命为翰林学士（Hanlin Academy）。曾率领唐朝武将向黄巢献城的将军张直方，也得到了一个高品级职官作为回报。甚至一位唐皇室的外戚也加入了新朝廷。
表面上看似平稳的改朝换代，黄巢的雄心壮志最终还是失败了。首先，他从未得到足够的人民来接受他的新朝廷。正统性的问题似乎特别存在于长安以外的地方，他曾经推翻了唐朝在这些地方的统治，但未能建立新的政府架构。部分墓志提及其统治时，皆予以痛斥。黄巢灭亡后数年，一方葬于长安以北邠州的墓志，描绘了时人维护唐朝的激情：洎灾生江表，祸及关防，戈甲长驱，烽烟竞起，害延京国，衅积公卿。宫殿为寇所居，窃称伪主。……致銮辖播迁，人神怨哭。黄巢占领期间的墓志更加直接，有时将叛乱者等同于野兽。根据882年葬于洛阳的一方墓志记载：“无何，巨寇黄巢窃窥神器，大驾西幸。百执事已下，未及闻诏，已陷豺狼之穴。”甚至在自立的魏博镇，无疑较少拥护唐朝统治的地方，唐朝的正统依然得到承认。在882年下葬的一方墓志侧面，刻有一行字曰：“其年，黄巢坐长安，李帝奔属（原文如此，当作蜀）。”虽然墓志并未对皇帝使用特殊的敬语，依然清楚地视之为“帝”，非如“黄巢”直呼其名。
此外，虽然很多长安的唐廷官员加入了新朝廷，但也有许多人拒绝了。几位唐朝最重要的大臣，包括四位现任或前任宰相，拒绝加入黄巢政权，反而躲藏于民居。因愤怒于无法要求他们支持，黄巢将他们都逮捕并加害。其他一些官员带家人自尽。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巢占领长安前夜自杀的卢携，也被拖出尸体游市。在一次特别惨烈的事件中，藏于长安城东市西南角永宁坊张直方家中的一群唐朝官员，在被发现图谋随僖宗出逃后，全遭杀害，并殃及张直方本人及其全家。在这次大屠杀中，数百位高级官员的族人死去。
当黄巢以暴力回应这些排斥其新政权合法性的人时，他对自己的军队也开始失控。虽然他禁止属下“妄杀人”，但他的命令似乎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关于内部权威的崩溃，传统观点认为，黄巢“其下本盗贼”。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供馈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黄巢很难控制如此庞大的军队。根据司马光的记载：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近代以前的城市大屠杀之一，在目击者韦庄经常被引用的《秦妇吟》一诗中有详细描述：“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韦庄特别记载了对年轻妇女的强奸和加害，包括一位来自富户的女孩因拒绝从贼而被刺杀，另一位女孩则被投入火中，无处逃生：“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己作灰。”随着大屠杀的消息传遍帝国，待在相对安全的东南地区的诗人罗隐也写道：“三秦流血已成川。”
更糟糕的是，逃离长安城变得越来越难。根据杜光庭的记载，在血洗张直方家之后，“自是阨束，内外阻绝。”免于被屠戮的难度，可参考司空图本人从长安艰难逃离的经历，他幸运地得到了以前的家奴段章的帮助：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廪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熟视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张将军喜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于（）（）中矣。”愚誓不以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愚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乃抵鄠县。司空图随后在河东南部的山中隐居。
正如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所指出，杜光庭所记载的灵验故事包括了数位道士因天意逃离长安。夸张的例子有如曹戣的故事，他在长安被叛军所抓，强迫其劳役。一天晚上，一位神秘人物靠近他，并帮他逃走，“此人引其手，若腾跃于空中，良久履地。”在大部分故事中，得到神助是幸运的基础。刘存希离开长安时，带上了卷起来的一幅天师画像。正是靠了这幅像，他在三十多位难民中，得以免于死亡和受伤。也许最幸运的是贾湘，他每次出门，从未落下老君画轴；带着这幅画轴，他成功地带着一大家子人和金银帛匹逃出长安，即便一路上“剽掠之人不知纪极”。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杜光庭明确表明，这些人如果没有得到特殊帮助，将无法逃出来。当时，大多数想逃离长安的人都被杀或受重伤了；而那些成功带着整车贵重物品逃出来的人，如果遇到劫匪或叛军的巡查，也不会走得很远。这种情况下，那些幸存的人，很容易会被认为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最初的大屠杀之后，暴力行为暂时平息。然而，在某人于尚书省门上贴了一首嘲讽叛军的诗后，又开始了新一轮流血事件。虽然无法获知此诗具体内容，但能够通过韦庄嘲讽叛军朝廷的口吻中想象得到：
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
朝闻奏对入朝堂，幕见喧呼来酒市。
黄巢的首要谋臣尚让被这种对政权的冒犯行为所激怒，下令屠杀了超过三千位他认为可能写出这样一首诗的文化人。这个时候，那些还在政府中做事的人，也不再露面了。黄巢军队进行的最后一次屠杀发生于881年初。支持唐朝的军队勇敢地将叛军成功驱逐出了长安。然而，对于民众来说不幸的是，勤王之师本身又陷入了俘掠百姓的混乱状态。黄巢抓住这一机会，反攻回长安。因迁怒于在他看来支持王师的百姓，根据史料记载，黄巢放任其军士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居民。这次屠杀，被称之为“洗城”。
整个战争期间，并非所有死亡皆出自刀剑。据有效史料表明，在当时的长安，至少有一次瘟疫流行于民众之间。韦庄在长安身陷“贼中”时曾写过一首诗，大约在881年，哀叹两位因病去世的朋友。诗的前两句表达了他当时之所想：“与君同卧疾，独我渐弥留。弟妹不知处，兵戈殊未休。”比疫病更为严重的是战争对农业生产的摧毁。长安郊外的幸存者在城南山谷间堡寨而居。连续数年，无人耕种渭河平原肥沃的土地。由于黄巢的统治在地方上并无拥护者愿意输送赋税，粮价开始飙升。人们不得不以树皮充饥，乃至根据一些传言，也有吃人肉的。不用说，很多人饿死。韦庄写道：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
六军门外以殭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当韦庄最终在883年早些时候逃出城外时，幸存者恐已不多。然而，黄巢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大肆破坏这座伟大的城池。当他离开长安时，史载其“焚宫阙、省寺、居第略尽。”
当唐廷回到长安时，那些躲过战乱的官员看到了一幅彻底荒芜的景象，“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幸运的道士贾湘——那位带着金银帛匹逃出长安的人——“归京承兴里，寻其旧第，已隳拆”。大部分这个城市的上层居民，都与贾湘一样，发现自家宅第片瓦不留；只有少数人能找到自己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于那些重建家园的家庭来说，更为不幸的是，在唐朝最后二十年，长安还遭到了数次洗劫。中央禁军再也不是围绕在京城周围的军阀们的对手。皇帝成为他们的傀儡，居住于他们藩镇治所州——两次在西边的凤翔镇，一次在东边的华州镇——被“保护”的时间，甚至比肩居住于长安的时间。因此，当885年十二月李克用（856~908）直入长安就朝廷对他的攻击问罪时，他的军队洗劫了这座城池。在黄巢被驱逐后重建的、大约只相当于之前10%至20%的官府建筑与民居，无一幸存。次年，当一支忠于朝廷的军队进入长安清除一位篡位者时，他们再次洗劫了这座城池，从而导致“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十年后的895年，皇帝被迫逃入京城南面的山中，这引起了另一场大恐慌。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城市。那一天，许多人在夏天的高温中露毙于野。到了晚上，他们又被此地因政治权威下降而兴起的盗贼所攻击，“哭声震山谷”。后一年，轮到凤翔节度使洗劫京城，这次皇帝向东逃亡。880年代以来重建的房屋，再一次遭到涂炭。
880年代和890年代幸存的诗人，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衰败。在一首名为《长安旧里》的诗中，韦庄描述了他旧居的破败景象：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
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到890年代，只剩下对城市最华丽建筑的缅怀，韦庄将神话中昆仑山上的“十二玉楼”拿来比喻这些广厦。郑谷（约851~约910）在题为《长安感兴》的诗中，展示了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类似景象：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
可悲闻玉笛，不见走香车。
寂寞墙匡里，春阴挫杏花。
在880年前尚且侈靡于这座城市的权势之人，突然间完全消失，这一切令郑谷感到震惊。对于那逝去的恢宏，他感到无限悲哀，黄巢之乱后这座伟大都城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些文字间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另一首题于一堵前官府建筑之墙壁的诗中，郑谷描绘了一幅名副其实的末日景象：秋光不见旧亭台，四顾荒凉瓦砾堆。
唐王朝最后二十年的文人精英很明白他们正所经历之事的灾难性意义，并立马联系到黄巢之后的乱象。
伟大都城郊外的上层社会所拥有的旧时家族财富，遭受了类似的破坏。880年代早期，韦庄在《秦妇吟》中描述了郊外的荒凉：“百万人家无一户，被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韦庄本人作为居住于长安的大族子孙，在城市东南靠近汉代杜陵处拥有家产。当890年代后期回访此地时，他描述了此地荒芜的景色：“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在同一首诗中，韦庄见证了农业生产的崩溃：“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桑树是乡村财富生产的缩影。在平常年代，农民们会忙于剪桑叶喂蚕；然而此时，空无一人。郑谷在造访长安城东他的姨兄王斌——无疑也是一位晚唐权势之家的子孙——的别墅后，留下了一首类似的诗作，描述了当地遭受的死亡与破坏：枯桑河上村，寥落旧田园。少小曾来此，悲凉不可言。
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久歉家僮散，初晴野荠繁。这些诗作，共同呈现了旧时居住于长安的京城精英阶层所遭受之暴力摧毁。数千世族子孙可能死于叛军和强盗之手。那些幸存的人则失去了城里的房屋，同时，在地方上的财产也无法提供经济支持。然而更糟糕的是，重返朝廷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不断的政治清洗震荡着官场。首先在886年末，当时僖宗的远房宗亲嗣襄王李煴（去世于886年）试图取代僖宗的计划失败了。此后，数百位参与李煴短命政权的官员中，有20%到30%被处死。随后的十五年，政治环境更加恶劣。895年年中，长安周围的节度使们联合起来攻入长安，处死了他们的政治对手，两位宰相——韦昭度和李溪。十世纪的第一年，朱全忠（852~912）与唐廷结盟，崔胤踩在许多政治对手的尸体上，成为宰相。不久之后的904年初，崔胤和他的亲信也被杀，因为昔日的主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随后，朱全忠处死了其他一些高官。最著名的事件是，905年六月，朱全忠在白马驿处死了七位最有影响力的公卿，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扔进黄河。此举标志着那些在朱全忠的藩镇幕府中崛起的新人，已经不再敬畏这些公卿祖先的声望。同一时候，数百位依然忠于唐廷的官员因被诬陷为朋党而遭定罪处死。
最后，在900年末，当宦官们发现宫中有人阴谋除掉他们时，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接近皇帝的人，包括至少一位皇子。此后，他们没能成功地用自己所选的一位继承者取代皇帝。作为报复，次年正月，大量宦官和他们的盟友被杀。两年后，在朱全忠的煽动之下，剩下的宦官被清除。此后的904年，朱全忠杀死了剩余的宫内侍从。最后，第二年初，九位依然幸存的最主要的皇子遭到屠杀。虽然唐朝以前也有流血事件，但九世纪末和十世纪初的政治暴力特具破坏力，因为其造成的一波波政治动荡和数十年战乱，影响了整个帝国。即便权势很大的人能够躲过一次或多次屠杀或清洗，他们也无法在整个后黄巢时代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对长安城最后且最重要的破坏发生于904年，朱全忠强行把皇帝迁到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洛阳。三年后，他正式推翻唐王朝并建立后梁（907~923）王朝。由于不再有军队控制，为阻止重建一个正统京城，他命令下属拆除了整个长安城。当时，所有剩下的宫殿、官府建筑皆被拆毁，居民也被驱逐。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运往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作为王朝首都上千年的大都市，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几乎被遗忘的城市”。分散在农地的废墟遗迹成为后世文物学家满足好奇心的地方。直至二十世纪末，现在的西安城才再次在体积和人口上，媲美以前的唐长安城。
作品简介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唐朝并非亡于安史之乱，而是因黄巢叛乱造成的政治精英（肉体和精神）的彻底消灭而无法复辟。
谭凯（Nicolas Tackett），现任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9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2年、2006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曾先后执教于田纳西大学(2006~2007)、斯坦福大学(2008~2009)、伯克利加州大学（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