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朱元璋传》，陈梧桐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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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胡惟庸党案
随着淮西勋贵权势的不断膨胀，朱元璋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特别是胡惟庸晋升相位、专恣擅权之后，相权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更使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胡惟庸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是定远人，“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献征录》卷一一，王世贞：《胡惟庸》）。早年曾做过元朝的小官，龙凤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任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三年除宁国主簿，寻升知县，七年迁吉安府通判，十二年擢湖广按察佥事，整整做了十年的地方官。吴元年（1367年），经大同乡李善长推荐，擢升为太常司少卿，寻转为太常司卿，成为一名中央大员。据后来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人揭发，为了报答李善长的推荐，“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二）。而“按据《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火者不花之招也”（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卷四）。到洪武三年（1370年），他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跨入权力中枢的门槛。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长退休，右丞相徐达以大将军身份备边北平，不与省事，朱元璋遂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右丞。十二月，徐达从北平还京，不再任右丞相。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因整天喝酒，“浮沉守位”“无所建白”，以“怠职”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以右丞身份独专中书省事。他使尽浑身解数，极力逢迎巴结朱元璋，“晨朝举止便辟（逢迎谄媚），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上遂大幸爱之”（《献征录》卷一一，王世贞：《胡惟庸》），于当年七月被擢任右丞相，十年九月又升为左丞相。在胡惟庸升为左丞相的同时，汪广洋虽然恢复了左丞相的官职，但位居胡惟庸之下，唯浮沉守位而已。
随着权势的扩张，胡惟庸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胡惟庸的乡土观念极重，他本来是利用乡土关系给李善长行贿而由外放调任京官的，独专省事乃至任相之后，更利用乡土关系巴结拉拢淮西将臣。他不仅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成亲戚，还力图与另一同乡徐达结好。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他又贿赂徐达的看门人福寿，“使为间以图达”。这个看门人向徐达告发，“达亦不问，惟时时为上言惟庸不可过委，过委必败”（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徐达》）。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便乘机拉拢，结为死党。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被罚到山西代县捕“盗”；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被罚到西北招降蒙古部落，又无功绩，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切责。胡惟庸遂“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对于非淮西籍的臣僚，胡惟庸也设法加以笼络，拉到自己一边。高邮人汪广洋与胡惟庸在中书省同事多年，后来又同居相位，即受胡惟庸拉拢而成为他的同党。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即指出“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但由于《昭示奸党录》今已不存，其结党细节今已无法弄清。湖广茶陵人陈宁，元末做过镇江小吏，后投奔朱元璋，累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二年坐事出知苏州。此人有些才气，但性特严酷，人称“陈烙铁”。寻改任浙江行省参政，未行，经胡惟庸推荐，召为御史中丞。后升任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及居宪台，益尚严酷，“上切责之，不改。其子孟麟，亦数以谏，宁怒，杖之数百至死。上深恶其不情，尝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宁闻之惧，遂与惟庸通谋”（《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陈宁从此成为胡惟庸帮派的一名核心骨干，并拉了同在御史台共事的中丞涂节入伙。对于不肯附己的非淮西人，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挤和打击。江西金溪人吴伯宗洪武四年廷试第一，中进士，朱元璋特赐袍笏，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胡惟庸派人拉拢，欲其附己，“伯宗不为屈，惟庸衔之，坐事谪居凤阳”。后来吴伯宗上书论时政，“因言惟庸专恣不法，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明史》卷一三七，《吴伯宗传》），才被朱元璋召回。
胡惟庸还大肆贪污受贿。吴元年之前，他在地方任职，先是做了七年的正七品知县，再做了二年的正六品通判，而后做了一年正五品的按察佥事。当时由于战事频繁，经济凋敝，财政十分困难，国家根本发不出官俸。在攻占应天之后，文官拨付职田，召佃耕种，收取田租作为俸禄。估计从职田上收取的租米除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外，仅有不多的盈余。他能一下子拿出“银一千两、金三百两”或“黄金三百两”这样一笔巨款向李善长行贿，表明他为官并不清廉，不是向百姓横征暴敛，就是贪污公帑，收受贿赂。独专中书省事后，各地想升官发财的官吏和失职的功臣武夫纷纷投靠胡惟庸，争相给他送金帛、名马、玩好，多至“不可胜数”（《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后来胡惟庸案发后，有人告发他“赃贪淫乱，甚非寡欲”，说“前犯罪人某被迁，将起，其左相（胡惟庸）犹取本人山水图一轴，名曰夏珪《长江万里图》”，朱元璋命人查验，果然在胡惟庸的赃物中找到了这幅《长江万里图》（《明太祖集》卷一六，《跋夏珪《长江万里图》》）。
胡惟庸独相数年，利用乡土关系拉拢淮西勋贵，和他的门下故旧僚佐结成一个小帮派，仗恃李善长的支持，骄横跋扈，专恣擅权，“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甚至“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在明代，龙凤纹饰属皇帝专用，玄、黄、紫三色也为皇家专用，官吏军民的衣服帐幔均不得使用。“凡帐幔，洪武元年，令（官民）并不许用赭黄龙凤文”（万历《明会典》卷六二，《礼部?房屋器用等第》）。胡惟庸这一举措，表明其政治野心已膨胀到了极点。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突破当时礼法制度的底线，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他的末日，很快就到来了。
朱元璋原先乡土观念也极为浓厚，他不仅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天下，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故而有中都的营建。但是洪武八年中都营建工匠的“厌镇”事件发生后，他即决定抛弃乡土观念，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与此同时，随着自己逐渐坐稳龙椅，朱元璋开始思谋改革国家机构，以便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躬览庶政”。
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改置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将地方的行政、军政和司法大权集中到中央，中书省的权限因而扩大，相权和君权的矛盾更加突出。接着，他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当年闰九月，下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惟李伯昇（平章政事）、王溥（右丞）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只参加朝会而不署事，因为李是投降的张士诚部将，王是投降的陈友谅部将，奉朝请是给他们的一种荣誉待遇）仍其旧”（《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这样，中书省就只留下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丁玉，而丁玉已在当年正月率兵至延安备边，到七月才返回京师，中书省实际上只留胡惟庸在唱独角戏。第二年五月，又令李善长与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又“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九月，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又将丁玉调任御史大夫，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十一年三月，更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太祖纪》），彻底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下一步，便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撤销中书省，以便独揽大权，“躬览庶政”了。为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十二年七月，朱元璋还将李文忠从陕西调回京师，提督大都督府事，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胡惟庸眼看自己的权势受到抑制和削弱，深感焦虑和不安。他知道，如果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尽付东流。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条的记载：
（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尝过惟庸家饮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惶惧，计无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辑军马以俟。二人从之。又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佥事）毛骧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
根据这段史料，胡惟庸除了让陆仲亨、费聚“在外收辑军马以俟”，叫毛骧“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为心膂”，还与陈宁在中书省偷阅“天下军马籍”。明初的军队册籍是归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正月析为五军都督府）掌握，其他衙门包括中书省都不能过问。史载：“祖制五府军，外人不得预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埜向恭顺侯吴某（即吴克忠）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陈衍：《槎上老舌》）邝埜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可见在明前期，连主管军政的兵部尚书都不许查阅军队册籍。胡惟庸却不顾禁令，将大都督府掌管的军队册籍弄到中书省，与陈宁一起查阅，为调动军队做准备。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力图劝说李善长同他一道谋反。朱元璋虽然不满意李善长的丞相工作，洪武四年让其退休，但并未完全失去对他的信任。翌年李善长病愈，仍命其督建中都宫殿，洪武七年复命督迁江南14万人至凤阳屯田，并擢其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李存义子李伸、李佑为群牧所官。洪武九年，又将临安公主嫁给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与其结为亲戚。虽然公主下嫁仅一个月，有人上告：“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但朱元璋只削减李善长岁禄1800石，寻又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重事，督建圜丘。由于李善长在明初政坛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胡惟庸久“谋善长为己用”，于十年九月将反谋密告李存义，让他阴说李善长参与，“善长中坐默然而不答”。过了十天，胡惟庸命其故旧杨文裕再去劝说李善长，“许以淮西地封王”，李善长说“这事九族皆灭”，没有答应。到十一月，胡惟庸又亲自往说李善长，李善长“犹趑趄未许”。洪武十二年八月，李存义又再三劝说，李善长乃云：“我老了，你每（们）等我死时自去做。”（《太祖实录辨证》卷四）
不久，胡惟庸的儿子在市街上策马狂奔，撞到一辆大车，身受重伤，不治而亡。胡惟庸不分青红皂白，一怒之下命人杀了马车夫。朱元璋大怒，要他偿命。胡惟庸眼看大祸临头，即刻派人“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准备起事谋反。
胡惟庸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料，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阳须文旦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引见，被值门内使告发。朱元璋敕责中书省臣，胡惟庸与汪广洋等叩头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朱元璋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胡惟庸、汪广洋等皆下狱，严加追查。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和已谪为中书省吏的原御史中丞商暠都告发胡惟庸谋反。涂节揭发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并说“广洋宜知其状”。朱元璋审问汪广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此事，被贬海南。舟次太平，朱元璋又追究其往昔担任江西行省参政时曲庇朱文正，后又未曾献一谋划进一贤才，未能揭发杨宪的罪责，“特赐敕以刑之”，“以归冥冥”（《明太祖集》卷七，《废丞相汪广洋》）。汪广洋被杀后，他的小妾跟着自杀，朱元璋查明此妾是被籍没入官的陈姓知县的女儿，大怒曰：“凡没官妇人女子，止配功臣为奴，不曾与文官。”因勒法司取勘，遂“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给，皆处以重罪”（《国初事迹》）。翌年即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处死胡惟庸、陈宁。两人被押往玄津桥斩首，埋进一个丈余深的大坑，第二天又将尸首挖出，“支解于市，纵犬食之”，两人的家财全都没收入官，“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明兴野记》卷下）。
廷臣认为“涂节本为惟庸谋主，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诛无以戒人臣之奸宄者”，于是“乃并诛节，余党皆连坐”。大都督府左都督丁玉即“坐党论死”（《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六，《丁玉》）翌日，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胡惟庸的罪状是：“窃取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燃，有滔天燎原之势。”（《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接着，朱元璋下令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由自己直接掌管国家大事。从此，“勋臣不预政事”（《明史》卷一三〇，《郭英传》），淮西勋贵除继续领兵作战外，一般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从洪武十三年至三十年，除李善长在十三年当过十二个月的都御史，临淮人郁新在二十六年至三十年当过户部尚书，虹县人康铎在十三年至十五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当过兵部尚书，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当过刑部尚书，怀远人汤友恭在十一年至二十一年当过右都御史外，七卿之职大多由非淮西籍大臣担任。朱元璋杀掉胡惟庸后，又进一步扩大与开国武将的联姻，以固结肺腑。此前，在洪武三年五月，朱元璋曾明令规定“天子并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明太祖实录》卷五二）。他自己却置此令于不顾，从十五年起，又决定聘徐达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汤和长女与次女为鲁王妃，吴复之女与邓愈之女为齐王妃，于显之女为潭王妃，吴忠（吴祯之子）之女为湘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傅友德之女为晋世子妃，并将第五女嫁给陆仲亨之子陆贤，第八女嫁给张龙之子张麟，第九女嫁给傅友德之子傅忠，第十一女嫁给胡海次子胡观，第十二女嫁给郭英之子郭镇。这样，通过血缘关系，把一批武臣联结成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姻娅集团，以达到拱卫皇权的目的。
作品简介
《朱元璋传》，陈梧桐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03月
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成为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条件下愈战愈强，最后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摧残人才，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震惊朝野，它们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究竟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还是嗜权如命的“权力野兽”？本书为你一一解答。
陈梧桐，著名明史学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安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自从出了朱皇帝》、《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黄河传》（第一作者，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明史十讲》（第一作者）、《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第一作者）、《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第一主编）、《中国文化杂说·民族文化卷》（第一主编）等多部著作。参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