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与创新越来越重要的当下社会，如何挖掘国家发展更深层的潜力？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对变局？如何寻找经济增长、国家繁荣的持续动力？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曾提出就业与增长理论，他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荣》中，鼓励自主创新的理念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导不谋而合。今年，费尔普斯出版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以下简称《活力》）中，尝试对探索创新社会环境、开拓经济增长新路径进行探讨。
7月30日，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集团“深阅读”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合作的“见面Lite”，以“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为主题，邀请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结合《活力》进行线上对话。
费尔普斯(左）与林毅夫（中）、薛澜（右）进行线上对谈。
现代价值观孕育创新活力
回顾历史，世界上曾经出现几次著名的创新潮，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中反思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英美等国家出现的经济繁荣景象，并提出追问：这样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往往存在于特定时代的某些国家？
在《活力》一书中，费尔普斯进一步验证了自己对该问题的解释，即“国民价值观更现代化的国家更可能发展创新经济”。什么是国民价值的现代化？在他看来，不仅是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社会的所有个体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去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大部分人都能承担责任、 做出判断、发挥主动性、大胆探索未知世界，他们乐于开拓，也不以物质回报为自己的唯一追求。“通过学习新的事物、与他人交换信息以及保持忙碌的状态，主动创新的民众给他们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是否能从这种非物质回报中获得满足感，成为衡量现代价值观的关键因素。
“物质上的成就和社会认可固然重要，但是创新者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更能收获这种自我满足感和充实感。这就是对于创新者来说最大的回报之一。”这样的现代价值观，成为孕育创新活力的最大来源。对此，林毅夫也表示了认同。
中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中国会遇到很多人类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挑战。”林毅夫坦言，他将中国经济发展与费尔普斯书中的现代价值观结合起来，再次强调大众创新的现实意义，“为了释放每个公民身上的创造天赋，实现大众创新，我们需要塑造一种价值观，让人们知道创新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且应该尊重人人皆有的创新能力。我们还需要创造一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意见和做事方式。只有在这种文化下，每个公民身上的创新能力才能被释放出来。”
《活力》书封
鼓励无惧失败的探险精神
谈及对政府促进创新的建议，费尔普斯和林毅夫均提到中国的教育现状和企业垄断现象。
多次来访中国、对国内各个行业都有所接触了解的费尔普斯目光敏锐，首先指出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高考制度下的应试体系，他提出需要给学生们更多去发现和创造的机会，“培养孩子们的探险精神，激发他们参与创新的兴趣”。林毅夫借用中国古语“失败乃成功之母”，指出应以包容和尊重的心态面对失败，不能惧怕和藐视失败；又提出应“百花齐放”，允许人们特立独行，鼓励人们尝试新的事物。
近年来，部分互联网公司涉及垄断，引起广泛注意，在林毅夫看来，垄断势必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但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应对，也不应该杞人忧天。“如果我们总想着逃避和担忧，可能会扼杀人们的创新能力。”费尔普斯建议，垄断问题可以通过政府介入或产业竞争来解决。“中国不应惧怕竞争，而是要拥抱竞争。老牌企业需要与新兴企业竞争，这对生产力提升和资源配置都有好处。”
针对新冠疫情可能引发的经济下行困境，费尔普斯则提供了自己的观察和建议：“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改善银行体系让创新发挥更大的作用。银行可以给新公司融资，尤其是那些有新想法的公司。中国可以更多关注小型银行，或者是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可能会对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在努力实践创新，这要比一个新发现重要的多。”薛澜如此总结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进一步推广，对于创新社会的深入普及，或可成为推动疫后恢复经济发展、重振社会活力的一剂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