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
对很多读者来说，英国思想史家彼得·沃森新书《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题目并算不得有趣，似乎表明全书讨论的是宗教危机及其应对。和具有几千年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人不同，当代中国人大都没有直接参与宗教的切身体验，周遭也没什么宗教氛围，自然很难理解宗教改革和上帝之死这类宗教事件对西方世界的意义。不过，这绝不是我们撇开这本新书的理由——虽然书名提出了在形式上涉及基督教上帝的一个西方问题，但实质上却指出了涉及我们所有人的一种普遍困境。
想象孤独的个体面对无限分岔路的场景。没有任何人出面告诉这个孤独的个体应当走哪条路，各路神佛在合理怀疑之中销声匿迹，所有信条都已千疮百孔。人们无法叩问被怀疑掏空的内心，那无济于事。每条路都看似平坦，每条路都似乎不会是错误选择，但人们仍然踟蹰不前，因为在目的地不明确的情况下，哪怕路途风光再好，路的尽头却都是残忍的荒谬和可笑的无意义。人的困境就在于，这是一个“万物的时代”、什么都可以的时代，同时也是个无根基的时代、“虚无的时代”。
可以说，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素描。自十九世纪伊始，经过漫长的二十世纪，乃至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席卷了全世界。各种新事物、新发现、新观念和新思潮纷至沓来，从前为政治生活、艺术生活、伦理生活等方方面面提供意义和正当性依据的某种特定“观念体系”，已然无法独享人类生活终极原因的宝座。西方以“上帝”为核心的观念体系，和东方以“家”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一样，不得不给科学、潜意识、效用、物质、功能、理性等观念腾出空间。“上帝”即便没被人类彻底遗忘，但至多也只能在多元主义的话语中同其它观念平起平坐，这一事实本身就宣告了全知全能上帝的死亡。无法干预科学，不能阻止政治邪恶，难以涉足价值冲突，这样的上帝如何谈得上全能？上帝之死与生活意义的丧失的因果关系一旦翻转，上帝之死就不再仅仅是西方人的问题，而变成人类的普遍问题了。此时，上帝之死变成了大时代大变革的注脚。
的确，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并表达时代的困境后，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可以被视为对上帝之死的回应。面对时代困境的既成事实，诗人、剧作家、画家、学者们最初讶异惊恐，随后迅速认同，最后着手思考要不要解决、能不能解决，以及以什么方式解决此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世纪乃至今天，诚然可被称为尼采的世纪。过去一百多年里出现大量作品和观念，或明或暗地呼应着人们该如何在上帝死亡后生活的问题，是为证明。
一般认为，尼采在某种程度上要为两次世界大战负责。但按照彼得·沃森描绘的人类普遍困境来看，尼采不过是用极富修辞性的语言来描绘了该困境，并对上帝之死之后该如何生活给出自己的看法而已。尼采认为，当上帝死去或隐而不显时，被怀疑瓦解的各种目的之中唯一重要的似乎就只能是自我本身。既然没有目的，自然就不能依据距离目的的远近来评判，只能依据自我的强度来评判。人应然的生活方式被定义为，超越人本来的强度，成为“超人”。如果说尼采在论证过程中犯了什么错，那也似乎只在于他没有看到其他可能性。
彼得·沃森
依据彼得·沃森的观点，二十世纪的大量思想文化可被理解为相同问题意识下的产物。比如，身体崇拜者回答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上帝和目的，也不是内在的人的意志，重要的是人的身体本身，是尊重和顺应身体本身的选择。要像二十世纪初瑞士村庄阿斯科纳的隐居生活那样，避世者以独居的方式聆听身体的声音，舞者以冲动和激情的舞蹈表达身体的诉求。表达主义者回答说，重要的不是符号和行动所表达的无法确定的意义内容，重要的是表达本身。持类似观点还有印象派和达达主义。伦理直觉主义者回答说，世人共同侍奉的上帝虽然已死，但个人可以成为自己的新上帝，主宰个人自己的生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乔治·摩尔的信徒们实际践行的就是这种道德的精英主义。社会功能主义者回答说，上帝本身就是集体的共同虚构，上帝之死的后果只不过是让人们更换一种共享虚构，然后继续生活下去。亨利·詹姆斯和尤金·奥尼尔的作品，都曾描绘人们共享的某种虚构如何在生活中发挥相应功能。除此之外，进化论者、物质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等众多智识流派，也对相同的问题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
可惜的是，判断哪种回答为真，哪种回答更好的标准同样也不存在。在缺乏独立外在评判标准的情况下，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可能也无法得到解决。不过，这似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一件好事。此时知识界对普遍困境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巨大改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说，“可以把当代的研究和过去的理解这种无止境的过程叫做真理，但不能把被各种真理揭示的这个领域叫做真理”。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则说，“好生活就是用来寻求好生活的那种生活”。他们所站的立场其实表明，人对知识真理和伦理真理的认知，不是某个既定意义的展开，也不是某个特定存在的给予。知识和意义来自无限探索的过程本身。因此，普遍困境并非阻碍了人类意义的获取，它本身就是无限探索得以实施的场所，是一切认知的条件和前提。
这也是彼得·沃森的最终立场。他在结论之前的最后一章中将麦金太尔“好生活就是用来寻求好生活的那种生活”这句话当作标题。尘世的意义是方向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地本身。生活的意义在于探索中的创造。但并非所有的创造活动都有意义。作者同里尔克、马拉美、詹姆斯·乔伊斯、桑塔亚那、史蒂文斯、劳伦斯、斯坦纳、切斯瓦夫·米沃什、查尔斯·泰勒、理查德·罗蒂站在一起，肯定作为一种严肃创造性活动的命名（naming）的生活意义。
人不是仅仅活在当下的动物。科学是过去经验，当下现象和未来判断的叙事的统一；宗教和伦理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叙事的统一。同样，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就是超越当下的，历史叙事和未来叙事的统一。向未来开放，向未来的历史开放，这是人本身和人类文明的经验特征。新事物和新经验通过开放的视界进入人类智识，其中严肃、成体系、有意义的部分进一步以命名的方式固定下来，流传开来，讲述下去。更开放、拥有更多命名机会的那种生活方式，不仅更符合人性，更诗意，而且还更文明。彼得·沃森欣赏理查德·罗蒂将语言、世界、生活统一起来的立场，并以罗蒂的话结束全书：“带有更丰富词汇的文化相比于词汇匮乏的文化具有更充分的人性，更远离野兽状态。”
彼得·沃森以尼采为引，勾勒出一百多年人们所遭遇的一种普遍困境，以此串联起哲学、宗教、政治、艺术、道德、科学等众多领域，最终转化成人类如何在怀疑中筹划生活的宏大叙事。掩卷而思，二十世纪的观念史在作者的串联下，以一种统一的面貌在读者面前缓缓铺开，让人体味到解惑的兴奋和明晰的快感。但稍显遗憾的是，最终结论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有些失望。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经出现的文学概念，命名被拓展到认知乃至道德领域，甚至被视为生活的意义本身，这当然是个有意思的观点。不过，生活的筹划和意义的获取，对在尘世生活的人来说何其重要，人们可能希望更确切、更具启发的回答，而不是给出某种“旧瓶装新酒”的作为存在方式和意义来源的命名，恍惚之间甚至有些让人遥想起黑格尔。话说回来，要求作者对人类的一种普遍困境给出完美回答，确实有吹毛求疵之嫌。然而，更高的期待、更严苛的要求本来就是好作品才配享有的待遇，不是吗？
作者系《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译者，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