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日，“西学何以东渐——外文译介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学界十余位知名学者受邀参会。
会议海报
会议伊始，主持人蒋杰陈述了举办此次会议的三个主要目的：第一，资深专家与译林新秀互相交流，学界前辈传授外文译介的经验。第二，讨论目前外文资料与著作译介工作存在的问题。第三，产、学、研相结合，邀请出版界人士从自身角度发表见解。
引言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首先发言。他以饶家驹安全区研究为例，谈了外文材料的作用。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在上海建立的“南市安全区”是到1940年前所建立最出色的一个安全区，它至少保护了30万名中国难民。后来拉贝（John Rabe）看到了这一壮举，联络饶家驹并萌发了建立“南京安全区”的想法。现如今拉贝已经家喻户晓，人们可以从《拉贝日记》和拉贝的后人口中了解到他的事迹，而很遗憾饶家驹没有留下后代。但就实际效果而言，上海南市安全区从1937年9月10日左右开区，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为止，日军基本很少越境，保护了30万人。苏智良教授认为，若要继续深入研究译介这个话题，还需不断地把“西学”引进。无论在方法、理论、还是课题方面，国外学术的译介、传入，对解放思想，开拓学术新领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饶家驹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背后的曲折
上海市档案馆曾有过一个“壮举”——翻译出版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如此浩大的工程，困难重重，今天恐怕再难实现。这套丛书的价值巨大，至今仍是国内外学界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来自上海市档案馆的马长林研究员分享了翻译出版这套丛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马长林研究员自1982年被分配到档案馆保管处工作，分管历史档案。80年代中期，他开始参与这一“重大”工程。上海档案馆历来具有编译外文档案的传统。最初是内部编译一些史料，公开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档案馆创办了《档案与史学》杂志，成为史料发表的阵地。此时，工部局档案的编译已有一定基础，1983年在《历史档案》就已经分两期发表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录——有关五卅惨案部分》一文。
《档案与史学》期刊创刊号
马长林研究员介绍，之所以选择翻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因为上海市档案馆有较齐全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档案，九十多年基本没有缺失。由于内容结构相对简单，又有前期的翻译积累，才把这套档案的翻译作为重点。当时，上海市档案馆具有一批外语能力较强的工作人员，英语、德语、法语和日语均可翻译。后来因为工作量较大，在韩伟之馆长的支持下，先后又外聘了十六人，参与到翻译工作中。
由于经费有限，起初只翻译，并无出版的计划。后来为扩大影响，先试印一册。转机出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道契》第一册出版座谈会。马长林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基本情况，张晓敏副主编随后同意出版。不过，出版社当时的经费不足，他们向档案局的张乾局长、史梅定副局长打报告，先借款15万元，《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才得以顺利出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译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书影
马长林指出，在翻译时也遇到过不少困难。首先，《会议录》文本虽然结构简单，但是体量太大，且原文约四分之一部分都是手写体。这些手写单词一般译者很难认出，而只有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法师”才能识别。如今，恐怕很少有人愿意耐心从事此类翻译工作。人名和机构名称的翻译也很困难，虽然之前有过内部积累的“中外机构名称对照表”可供参考。比如“Municipal Registration Office”一词对应为“工部验看公所”，如按直译可能很难联想到这一含义。人名也有《近代上海大事记》等工具书可供参考。一些在那个时代特有的词汇，无法对照字典翻译。如“Nuisance Branch”这一机构指的是“粪秽股”，不能想当然地翻译。档案中也有一些“新的概念”，比如“hard-labor prisoner”一词翻译为简单的“苦力犯”，这是当时违反治安规定不很严重、被抓去从事公共劳动的人；还有“种牛痘”，19世纪70年代工部局的卫生官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引进了西方的“牛痘疫苗接种”概念，而当时中国人采用传统的“痘痂法”种痘，用天花的结痂制成粉末并伴以中药使用，这与“西式种痘”是不同的概念，要加以区分；还有“滩地”，最初租地的道契一直延申到黄浦江，但是最早官府与工部局签订协议时将“外滩”划分出一块共用，这就带来了“滩地”权利问题，此外还派生出“河岸”权利问题：虽然黄浦江沿岸的权利被划分给租界，但是水上权利仍属于中国政府，这就涉及到“高低水位”等概念。此外，这些史料同时还是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记录，在审稿时要保证翻译准确。比如19世纪60年代的“洋泾浜劝捐案”，乃是清政府为增加收入，试图在租界征税所引起，后来经工部局、公董局、领事、道台等各方沟通，最终决定在公共租界征收20%、在法租界征收16%房捐，由政府、租界双方对半划分。又如后来的两次“小车夫抗捐事件”、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廨事件”等，由于《会议录》时间跨度较长，想翻译准确就需要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基本的了解。
做学术翻译怎样才算“信达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进于1998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上海的女子越剧，英文专著首先于2009年在美国出版。这一研究在国内出版时，她曾对翻译人选思虑再三，最终还是由她自己着手翻译，最后以《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为题出版。
姜进教授认为，有着良好英文水平的学生们所写译文质量不佳的最大问题是“语境”。英语不止是一个表达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由英美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作品，对话对象是英语学术界，其学术语境和中文学界的语境并不一致。学生们没有丰富的经验，无法理解作品背后的学术话语体系，就不能译出合格的文本。中国有过像傅雷这样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他们的译作堪称经典；但现在许多汉译外国论著都是存在问题的“急就章”，因此阅读这些译本成长的学生也会写出有问题的译作。
姜进教授回顾自己翻译《诗与政治》的经历，她表示，写英文论文时对中文史料的使用很节制，但在译成中文时增加了许多引文，为了让中文读者可以读出民国时期原始资料的“味道”。在中译的过程中，她尤其重视的是把英语的学术语境翻译出来，向中文学界介绍国外大众文化研究和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增量翻译”的过程，即把语言背后的话语逻辑也翻译出来。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既不能逐字逐句直译，也不能过分意译，而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姜进教授表示，翻译的目的是用中文读者能够看懂的语言表达符合著作原本含义的内容。如果翻译的文字会引起读者误解，就不是忠于原著。因此应尽量寻找熟悉英文学术界的相关领域，又精通汉语的译者。姜进教授曾主持“新文化史经典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翻译了其中《新文化史》一书。在丛书后记中，她曾提到学术翻译中的“信达雅”，其中“信”即理解原作的含义及其背后的学术脉络，“达”即用通畅的中文逻辑自洽地表达，合格的学术翻译应至少达到这两项要求；至于“雅”，则是尽力而为。
《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书影
谁是最早把“Karl Marx”翻译成“马克思”的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研究员介绍了自己对“马克思”一词的翻译所进行的简单考证。目前“Karl Marx”的标准译法为“卡尔·马克思”，但是1900年前后也有过其他的翻译版本，比如梁启超曾翻译为“麦喀士”、马君武曾翻译为“马克司”等等。在1899年2月第121期的《万国公报》上才首次出现了“英人马克思”。不过，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当时马克思只是流亡英国。《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是当时被译作“大同学”的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在前三章连载后，单行本《大同学》也被译出，书的翻译者是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中国翻译蔡尔康。他们一人口译，一人记录，因此是蔡尔康第一个用汉字写下了“马克思”三个字。
《大同学》书影
马军研究员曾在2002年发表《首个将Karl Marx译为“马克思”的人——蔡尔康史志译撰述略》一文介绍相关研究。当时广学会的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蔡尔康主要合作翻译“西学”书籍毋庸置疑。关于蔡尔康在哪里第一次写下了“马克思”这三个字，又在哪里首次刊印，推理如下：《万国公报》下方写着“上海美华书馆”，这是一家美国人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机构。在这期的英文部分写着“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此页还有“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制的英文。书中写着这所美华书馆位于“英租界”北京路18号。关于这个位置，薛理勇先生曾在《美华书馆位置考》一文中做过研究，并指出，根据1898年的《新绘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美华书馆的位置并不在前人认为的北京东路靠近外滩处，而在今江西中路与河南中路之间的北京东路288弄。
今北京东路288弄街景（马军提供）
至于蔡尔康的翻译地点，当时广学会印制的书中有告示，告诉读者书已出版，可前来购买。其中一则写道，林乐知先生已经回到上海，若想与他联系，可以将信寄至虹口吴淞路的林公馆；而若想联系李提摩太，可以将信寄至棋盘街广学会总局。这至少可以证明，在刊登有“马克思”的《万国公报》公布时，广学会总局位于棋盘街。但难以确定蔡尔康翻译时也在棋盘街。因为在一年前，即1898年3月的《万国公报》上显示广学会总局的位置并不在棋盘街，而在上海大马路泥城桥，那时的广学会在今“第一百货商店”附近。故蔡尔康也有可能在泥城桥完成翻译，11个月之后再去出版。
李提摩太
问题关键在于广学会何时搬至棋盘街。《申报》的系统可以作为一个检索工具，1898年3月26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学会总局迁至四马路巡捕房西对门”的通知报道。马军研究员认为此处即为棋盘街，因为一般认为所谓“棋盘街”在今南京路与延安路之间靠近河南路的地方，而这所“巡捕房”在20年后的地图上仍标为“工部局巡捕房”，所以广学会搬迁后的地点应该就在此处。蔡尔康翻译的时间应在1898年广学会迁至棋盘街之后，因为《大同学》这本书并不长，蔡尔康又是一个很在乎新闻感的人，11个月应该充足。而关于翻译的具体地点还有一个问题，蔡尔康当时住在城中的穿心街（今福佑路），李提摩太不大可能去往他家中。有说法称李提摩太住在今山东路附近的麦家圈，而当时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中所有通信地址都是广学会总局，因此，李提摩太有可能就住在总局里或离总局不远的地方。当时进行翻译工作极有可能是蔡尔康去找李提摩太，翻译“马克思”这个名字的地点大约就在广学会总局附近。
广学会总局可能的地址所在（马军提供）
翻译经验谈：问题与方法
东华大学的白华山副教授分享了自己读书时的回忆。翻译阮玛霞（Marcia Reynders Ristaino）的书缘起于2009年去北京培训时“海外中国学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的询问。该书翻译过程中主要有如下困难：首先，饶家驹是一位神职人员，译者要补充神学背景知识。其次，阮玛霞尽管研究中国历史，但不懂中文。她在研究耶稣会士时无意发现了饶家驹神父的事迹，觉得十分吸引人，便辗转多国图书馆查阅饶氏档案资料，最终写成了《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阮玛霞还希望将饶家驹神父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在中国放映，并为此筹措资金。白华山副教授认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唤起和平年代民众对过去的感慨，也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翻译和写作有所差别，因为这本书中涉及到了包括历史学在内很多方面的知识，在翻译完成之后还觉得留有遗憾。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曾有读者来信，说书中有关神学方面的知识翻译不正确。白华山副教授很高兴能有这种学习、纠正的过程，因为有人指正说明书有人读，这本书就是有生命的。
《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书影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朱华教授分享了翻译多本史学著作的心得：郭泰纳夫（Анат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тенев）的几本书比较难懂，主要是由于缺少法学相关知识；而翻译兰宁（George Lanning）等人的《上海史》有些“冒险”，因为此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朱华教授认为，翻译时专有名词是一大难题，希望将来有学者把中国人的固定汉语名字编成辞典。辞典的编纂或许没有想象中那样复杂，因为《密勒氏评论报》等出版物曾发行过不少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名人录”。阅读很多年代久远的西人著作之后，朱华教授认为，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已借鉴其中观点，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重家庭，西洋人重个体”等。由此可见，爬梳早期西方书著对了解近代学术史有不少价值。朱华教授还补充了一些文献资料相关信息，比如Gale数据库、ProQuest数据库等，其中汇集“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大陆报》、《北华捷报》等近代上海相关史料。
《上海史》书影
上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分享了翻译1921年版《法租界公董局年报》的过程。刘华首先指出做一份史料的翻译前，要对史料的背景做基本梳理。其次，他向大家呈现公董局的董事会记录讨论的主体内容以及年报的具体操作和规章规定。他感慨，一旦投入翻译，就立刻发现知识储备不够用，特别涉及到工程、预算、财政等方面，“我现在的一个原则，基本上所有的格式尽量遵从原来法文年报的格式”。除此之外，他也对董事会会议录内容做延伸整理，比如对每月开会内容页数做统计，体现公董局的繁忙程度、活跃度。除了会议录，也提到了翻译年终报告的内容、预算部分、译名对照的翻译细节。
《1921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书影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的刘喆从研究思路和翻译心得两方面分享了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上海死亡社会史》（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一书带来的启示。安克强教授常研究比较冷门、在以往的研究中易被忽略的对象。比如相对于在欧洲，死亡史研究在当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并不常见，相关材料也难以搜寻，而此书展现出立体的死亡史学术图景。原本安教授研究战时上海，但他在其中看到了死亡的痕迹，并深入挖掘，从而写出此书。刘喆认为，进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时可从以下方面考虑：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与之相关的社会观念变化、对研究对象社会管理的变化、研究对象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等等。除关注研究框架外，还要结合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色看待问题，寻找其与既有研究间的关系并开拓新的研究途径。安教授书中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这从器物、仪式等反映出当时社会死亡的丰富性与不平等。书中还提及了不同租界间的斗争、民间组织在死者管理中的作用、墓地的建造与拆除等等。就翻译而言，原书的语言表达方式很有趣，但也增加了译书难度。刘喆指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逻辑性和表现性，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会破坏原文逻辑并导致信息流失，因此阅读原文对研究学习仍有必要性。此外，翻译中对外文图表的处理也很棘手，可能需要借助专业工具。
《上海死亡社会史》英文版书影
上海大学的侯庆斌讲师介绍了他最近主要在进行两项翻译工作：一项是翻译谭鸪啼（Louis des Courtils）的《上海法租界》（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一书，另一项是翻译法租界各项判决书、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通信。以往在相关问题研究中通常使用梅朋（Charles Maybon）和傅立德（Jean Fredet）的《上海法租界史》一书，此书翻译很好，其中也有许多原始档案材料，但其涉及时段较短，核心内容主要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这样的通史对部分无法阅读档案的学者还远远不够。谭鸪啼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来到上海工作，后来他回到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回到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仍未离去。《上海法租界》一书正是以谭鸪啼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主要从法学的角度拆解民国时期法租界的立法、司法、市政等各项制度。侯庆斌讲师认为谭鸪啼之所以写作此书，除个人过往外，还出于对当时租界地位讨论的回应。在翻译过程中，侯庆斌讲师发现有一些法文作品本身可能只是当时的普通人兴趣使然写下的，却被学者们当作严肃的学术书籍来使用。史料也有不同的层级，对其应合理使用。此外也有一些书，由于之前的译本质量不高，译者对背景知识不了解，导致其重要价值被忽略。
谭鸪啼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段炼副研究员指出，做翻译最重要的还是中文水平，因为外语水平可以借助工具来弥补。除语言的基本功之外，对所译题材的熟悉程度也很重要。段炼副研究员认为，当初参与翻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除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还有对微观史研究的熟悉。“常凯申”是由于不了解著名人物而出现的问题，而涉及不那么知名的人名、地名时的翻译错误想来更常出现。比如上海的“Park Hotel”并非“公园酒店”，而是“国际饭店”。不仅翻译，在做史料辨别，使用排印本档案时也要注意分析。还有做口述史研究时，由于记忆模糊、口音难懂等问题，也会搞错人名、地名。此外，在回译内容时，一定要尽力去找寻原本。有时做翻译也需要发散思维，比如在翻译中涉及一些中国的物产，在外文中没有固定译法，需要“触类旁通”。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译本2004年版书影
上海师范大学的周育民教授回忆了自己的翻译经历。周育民教授曾负责编译《上海年鉴（1852）》，这本书囊括天文、地理、数学、植物学、航海等知识，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第二，翻译不仅关乎外语能力，而且关乎中文水平。周育民教授认为，译本的文字应当选当代的文字，除此之外，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行文的语体。在《上海年鉴（1852）》中有一段徐光启故居门前对联的英文译本无法找到出处，周育民教授曾自己按照对联的形式将其翻译过来。他还指出，现在从事翻译工作时还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检索技术。最后，如何处理原著中的差错也值得翻译者思考，比如在原文中可能有错字，这时一般只作一般修改；但若原作者对所引内容理解有误，乃至影响文章叙述时，可较婉转地加注指出原文为何；而思想理论方面的内容则不宜随便改动。
《上海年鉴（1852）》书影
在“西潮”中执着于找回中国传统的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武研究员回忆起当年考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时，先生出了两道考题：“西学东渐的主要途径”和“论改良派”，故“西学东渐”这一议题显得很是亲切。这是近代史和上海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话题，近代社会的几乎一切变化都与其相关，它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思维领域。周武研究员表示，他更关心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自身的东西该何去何从。特别是20世纪后，“西学”不仅见诸报端，形成大量译著，还进入了教科书，彻底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知识架构。当然，对中国而言，西学东渐也引发了诸多不得不直面的难题。比如，在大举涌入中国、沛然莫御的西学大潮中，就中国人如何取舍与抉择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有绝对崇拜西方文化，而视本国文化若敝屣者；有力主守旧，而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者。相较而言，前者到庚子国变后已成举国滔滔之势，即所谓“欧花怒放，亚草咸夷”，时论甚至称国中“已无一人敢自言守旧者”。就在这种背景下，有这么一群人试图用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典籍来平衡“西学”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可惜他们的努力及其意义被当今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学者严重忽视。周武研究员认为，这一批在新学、新文化的语境下执着于把中国“找回来”的人，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工作堪称“盛业”。清末民初，缪荃孙、张元济等一大批人对“西学”的全面浸灌感到担忧，他们当然知道中国人应当了解境外的知识，但不认为可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不用现代的印刷技术把古籍复原出来，“化身千百亿”，这些东西就可能永远消失。比如，在近代图书史上有一套《古逸丛书》，最初由黎庶昌等人在日本印出，其意义随时间流逝而越发彰显。张元济后来在此基础上于商务印书馆又编纂了一套《续古逸丛书》，前后共收47种孤本古籍，其价值不可估量。例如《续古逸丛书》中有一种收藏于日本的残宋本《中庸说》，由于表述思想与“程朱理学”相背离，出版后即被边缘化，但这种特别的看法可以修正学者对明清理学的认知，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他们在“新文化”凯歌行进的情况下为中华人文护持薪火所做的努力。
《张元济——书卷人生》书影
出版人与译者
上海师范大学的陈丽菲教授兼有出版界和学术界的经历。她指出，现在优秀的翻译人才非常稀缺，而翻译和文化的引入又是保持文化多样性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第一，编辑须尊重翻译者的权益。第二，引进外国作品尤其是理论性专著时，应做好导读与译介的工作，让读者明了域外理论与本土现实案例之间的张力问题，避免读者的囫囵吞枣。比如《上海时代》的编辑完颜绍元就请余子道先生作近万字的序言，以专业视角指出此书的价值。第三，提升书籍的使用价值，还应重视索引与注释，用编撰或引进的方式做好翻译书籍特别倚重的工具书品类与规范性的工作。
陈丽菲教授推荐的《上海时代》一书是日本著名记者兼政治家松本重治的作品，由曹振威与沈中琦两位先生译成中文。松本重治乃日本财阀“九州电气轨道株式会社”社长松本枩藏之子，明治维新元老松方正义外孙，1923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1932年赴日本新闻联合社上海分社就职，1939年才返回日本。松本重治文笔又细致生动，所以书的可读性也很强。这本书的资料丰富，因为作者本人集学者、记者等身份于一身，掌握中国南方各大城市信息，又有家族势力，所见所用常人难以接触。
《上海时代》中译本2010年版书影
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盛魁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章斯睿从出版人的角度做了发言。盛魁就其在出版工作中了解到的翻译稿酬支付标准、翻译出版资助项目等提供了一些资讯，并简要介绍了翻译类图书出版资助项目的申报时间节点和要求。章斯睿指出了几个译文编辑容易遇到的“陷阱”。首先是专名的翻译，其中给编辑工作带来最大问题的是译名不统一，此时有一张译名对照表能节省很多精力。在专有名词翻译时也会出现“望文生义”的问题，审稿中遇到没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名词时，可以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等工具书。第二是原作中可能会出现的拼写错误、数字合计错误、前后文相互矛盾、知识性错误等问题。第三是简写问题，翻译时需要确认一个缩写是人名还是机构名，有时还会遇到重名的情况，比如“Hogg”这个姓氏既可以指威廉·霍格（William Hogg），也可以指他的兄弟霍锦士（James Hogg）。编辑和译者还应有专业的自我要求，在翻译时斟酌具体词汇使用的语境。第四是历史文献的错误。此外，在翻译特定单词、句式时还应注意逻辑转换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