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有一阵子，在我的第三本小说出版后，我收到许多封陌生人寄来的怒不可遏的信。让他们恼火的不是小说——那是一部喜剧，讲述一个深陷危机的家庭——而是我通过媒体说的几句欠考虑的话；我明知大可用一句温和平淡的解释回复他们就好，多说多错，但还是忍不住稍加反击。我效法我的一位老文学偶像，一直对读书界分不清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私下的自我深感遗憾的威廉· 加迪斯（1922-1998，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小大亨》被公认为美国最著名的讽刺小说之一——编者注），请写信的读者看我的小说，而不是听新闻里对小说作者的歪曲报道。
乔纳森·弗兰岑
几个月后，一位曾写过信给我的M女士——住马里兰州——回信，并附上她已读完小说的证据。她洋洋洒洒地列出从我的小说中选取的三十个花俏词语，例如“昼行性”“对跖点”这种词和“电子点彩画派的圣诞老人脸”这样的说法，然后提出一个可怕的问题：“你写这些是要给谁看的？显然不是只想享受一本好读物的一般读者。”她还给出以下描述讽刺我和我预设的读者：
纽约精英阶层，漂亮、苗条、有厌食症、神经质、世故、不抽烟、三年堕胎一次、喷抗菌剂、住豪华阁楼或顶楼，读《哈泼氏》和《纽约客》的高等人类。
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小说的难度是社会特权阶层读者和作家的工具，这些人瞧不起读一本“好读物”的天然乐趣，而属意那种惹人厌的、感觉高人一等的人工乐趣。对M女士来说，我是个“爱炫耀的自大狂，一个十足的浑蛋”。
我父亲向来钦佩学者的非凡才智和庞大的词汇量，他本人也称得上是个学者，而我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点，这部分的我很想回敬M女士几句。但我的另一比重相当的部分，却因为得知M女士觉得被我的语言排拒而深受打击。M女士的语气有点像我母亲——她一辈子都是个反精英主义者，把神话般的“普通人”的修辞发挥得淋漓尽致。母亲可能会问我真的非得用“昼行性”这样的词不可吗，还是只是为了炫耀。
在M女士的敌视面前，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原来，就小说与读者的关系，我同时认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第一种受福楼拜拥护的模式中，最好的小说是出色的艺术品，成功写出它们的人应该得到不凡的荣誉，而如果一般读者排斥这部作品，那是因为一般读者缺乏素养；任何小说，甚至是平庸之作，都独立存在，与人们是否有能力欣赏它无关。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地位”模式。这种模式会引发关于天赋和艺术史上的重要性的论述。
与之相反的模式是，一本小说代表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份契约，由作家提供文字，读者利用它们创造愉快的体验。因此，写作需要平衡自我表达和团体交流，不论那个团体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迷还是芭芭拉· 卡德兰的粉丝。每一位作家最早都是某个读者群的成员，而阅读和撰写小说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系一种联结感，为了抵抗关乎存在的孤独；因此，一本小说唯有在其作者能维持读者的信任时，才会获得读者的青睐。这叫“契约”模式。这里讲的是愉悦和心领神会。我母亲一定会喜欢。
在“契约”模式的追随者眼中，“地位”那群人是傲慢自大、把鉴赏力挂在嘴边的精英。相反地，对由衷信仰“地位”模式的人来说，“契约”是媚俗、在美学上妥协的秘方，是彼此竞争的文学亚群的标签。当然，就某些小说而言，两者的差异没那么重要。《战争与和平》《欢乐之家》：你说它们是艺术，我说它们是娱乐，我们都会翻开来读。但当读者发觉一本书难读的时候，这两种模式就会产生显著的分歧。
根据“契约”模式，困难是麻烦的征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宣判作家违反了社群契约：将自我表达的需要、个人虚荣或文学俱乐部会员身份摆在大众读者对心领神会的合法向往之前——换句话说，浑蛋一个。若拿自由市场最极端的观念来理解，“契约”模式规定，如果某件产品不合你的意，错一定在产品。如果你被一本小说中某个冷硬的用词崩断牙齿，你可以去告作家。如果你的教授将德莱塞放进你的书单，你就写出措辞严厉的学生评价。如果本地交响乐团演奏太多二十世纪的音乐，你就取消订位。你是消费者——你来裁定。
从“地位”模式的角度来看，困难往往象征卓越：它暗示小说作者鄙弃廉价的妥协，忠于艺术眼光。这种模式主张简单的小说没什么价值。少数读者经过辛苦付出，慢慢穿透神秘，发挥耐力而获得的愉悦，才是最值得拥有的愉悦；如果你像M女士那样读不来，那就见你的鬼去吧。
无可否认，“地位”模式奉承了作家的“重要感”，但我骨子里却是“契约”类的人。我生长在一个平易近人、崇尚平等、为消遣而阅读的郊区。即便成年后，我也自认是个懒散的读者。我曾开始读（很多情况下，不止一次）《白鲸》《没有个性的人》《梅森和迪克森》《堂吉诃德》《追忆似水年华》《浮士德博士》《裸体午餐》《金碗》《金色笔记》，但距离读完都很遥远。事实上，在我这里稳稳领先、被我主动全部读完的最难读的一本书，就是加迪斯九百五十六页的小说处女作：《承认》。
本文选自新版《如何独处》。
《如何独处》，【美】乔纳森·弗兰岑/著 洪世民/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1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