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恐怕许多人都会自己或找设计师设计一个签名。这类签名，与其说是汉字书写，不如说是一个图形、符号，跟名字的书写有几分相似，但线条夸张、变形、艺术化，也因此显得独一无二，更具个性化，可以成为个人的标签与凭信，往后凡签署文件、签名售书、签领工资等等，都可以用这个独树一格的签名。这样的签名方式，宋朝也很流行，当时叫做“花押”、“押字”。宋人说：“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
网上有人说：“早在宋代，我国就有专门的签名馆。凡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到京都的签名馆买签名，俗称买花押。然后，闭门练习三天，把练好的签名交到当时的吏部备案，换回官印。此后，无论这个人走到哪里做官，在其呈送给朝廷的文件上都要有自己的花押，用以证实公文契约的真实性。”但我从未在史料上看到所谓“买花押”的记载，估计是网友杜撰或以讹传讹。不过，宋人确实是花押签名情有独钟。
我们现在看宋人留下来的书画，通常都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署名符号，似草书又不是草书，这些符号，其实便是花押，如宋徽宗书画作品的花押，形同“天水”的连笔，有人认为里面包含着“天下一人”四字。有些宋朝文人与友人通信，也爱用花押：“国初人简牍往来，其前记语处皆书名，后结语处即以花书，不再出名也。花书云者，自书其名，而走笔成姘，状如花葩也。”不过宋朝的花押可不仅仅是文人之间的文字游戏，而是应用很广的个人凭信，一旦画押出来，便代表了自己的信用。
宋徽宗的花押
依宋制，官府“应行文字，签押用印完备，方得发出”。官员签署公文时，须押字，不押字则公文无效，即使盖上公章，仍然不会被认可。因为押字的重要性，朱熹告诫说：“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宋朝宰相签发文书，也须押字。所以梦想爬上宰相高位的钱惟演发感慨说：“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而当上了宰相的王安石，却由于其花押像一个“歹”字而受到同僚取笑：“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如今，日本的首相与内阁大臣，还保留着花押签名的习惯。
北宋时，四川的富豪联合成立“交子铺”（类似于民营银行），交子铺发行的交子（纸币），“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可见交子上须有铺主的押字。后来宋政府设立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官交子上也有交子务长官的押字，就如今天许多国家的货币上都有中央银行行长的签名。
宋朝寻常百姓在社会生活中也离不开花押。比如你要上衙门起诉某人，状纸上就必须有你的亲笔花押。“文状须是呼集邻保，对众供写，或不能书字，须令代写人，对众读示，亲押花字，其代写人及邻保亦须系书以为照证”。由于花押实际上并不是以姓名书写作凭信，而是以个人化的图形笔迹为凭信，所以不识字的平民也可以押字。而且，相比之姓名书写，押字更加难以被模仿、作伪。
宋人与他人订立合约，也需甲乙双方及中介亲笔押字。如宋代法律规定，一份田宅交易合同，如果没有牙保（中介）与写契人“亲书押字”，将不具法律效力。因此，宋朝士大夫袁采撰写《袁氏世范》时，不忘记提示家人：与人交易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租赁合约、雇佣合约的订立，同样需要写契人亲笔押字。
押字风气在宋朝的兴起，显示了中国社会演化至宋代，个人的征信作用已经日益突显出来，不管是长官在签发公文时，还是平民与他人发生交易与合作关系时，都需要以亲笔押字的形式昭示个人信用，为文书的效力背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便体现在个人征信的应用上，就如在今天，我们只需要签下自己的名字，便可以刷信用卡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