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付印在即，按例应有一篇自序。此书出过三版，在初版后记、增订本自序与三版题记里，我分别交代过相关情况，借此机会进一步回顾与这册小书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是1978年初春进入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学习的。我曾回忆过当初填志愿时的纠结：
究竟报中文专业去学古典文学，还是报历史专业去学中国历史，颇踌躇犹豫了一番。但是，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连大哥的命也搭了进去，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古今多少事·自序》）
追溯我的学术生涯，与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就读专业之际，我就决心以史学作为毕生的志业，而当年改革形势必然投射进我们这代人的学术人生。我曾追述过这种影响：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生，对专业学习如饥似渴的投入，与对国家命运切肤之痛的反思，两者在付出上几乎是难以轩轾的，在思考上也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尤其像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历史上中国专制传统的沉重包袱，现实中科学民主自由的再启蒙，都成为我们在课堂里与饭桌上热议的话题。（《那些个旧作旧刊与旧事》，载《敬畏历史》）
记得刚入校不久，“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皱一池春水。正是这场大讨论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并以1981年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一锤定音，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思想解放运动摧毁了“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在很大空间上释放了思想市场。思想市场一旦开放，历史反思便不断深化。举其荦荦大者，思想界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哲学界有现代西方哲学的解冻与研究，史学界有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国际共运史界有对“个人迷信”的反思，文学界有“伤痕文学”的兴起与人性的再探讨。思想解放迎来了学术创新。尽管历经坎坷，好几代学人依然保持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各自探索新理论、新思想与新学说，不同程度地汇入了时代的洪流。
再说回我。1982年毕业留校，两年后继续攻读研究生，这本著作的雏形就是我的硕士论文。从初涉专业到写出论稿，恰是我从而立到不惑的十年，而这十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令人最欢欣鼓舞的十年。尽管偶有料峭的倒春寒，但总体说来，举国上下似乎普遍洋溢着对未来的乐观期待。
这一期间，人文学界至少同时共存着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四代学人。一位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学者自称是“政治化的一代”。实际上，只要涉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文学科的场域，包括上文说到的四代学人，无论顺应政治潮流（例如“梁效”与“罗思鼎”），还是拒斥政治潮流（例如陈寅恪与顾准），都不妨视之为“政治化的一代”。
至于我，小学阶段就记得教育方针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6年，高中刚读一年，就开始了“艰难探索”的十年，伟大领袖那年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今记忆犹新。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即便你想回避政治，政治仍会上门来找你。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都应该感同身受的。恰在世界观形成时期，灌输进“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与“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性，潜移默化地形塑了像我这样“政治化的一代”。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好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这种“政治化”的现实关怀已经位移到理性反思的基石之上。就像王家范先生在为小书作序时说的那样：
在初历阅世更事的年龄段上，“沐浴”于一场感慨系之的“历史运动”,也不是毫无所得。由此而获取的社会体验，很难真正从书本上读得。假如不是因此而特别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假若不是因此而特别期盼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许我们都会甘心做“两足书柜”，满足于“考据饾饤之学”，不可能有今日那种以生命注入史学的痴情，欲以史学而托出义理的追求。
他肯定我“以史学而托出义理的追求”，当然只是前辈的揄扬，但犹如我在初版后记里借用克罗齐的论述自道作意说：“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在读研以前，我已写过几篇宋史论文，对基本史料也有大体的把握，宋代台谏官僚圈在中枢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及其盛衰成败引起我莫大的兴趣与强烈的关注。我之所以研究宋代台谏制度，与究诘在那十年里最高权力为何失去最起码的制度约束，思索怎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有效防范类似局面再次发生，显然都是密切相关的。
在当年改革大潮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少数学者，甚至参与了国家政策的某些改革活动。而人文学者的学术使命，主要关注于重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作为起步伊始的历史学人，当然深知个人的微不足道，但仍期望以自己的研究为这个大时代呈献上自己的深思。说到底，这还是“政治化的一代”在其学术人生中无计回避的磁场效应。
拉杂说这些，对读其书而知其世，或许能勾勒出大致的背景。
二
读研那几年是我最用心的岁月，在史料掌握上如此，在史法探索上如此，在史识砥砺上也是如此。
我对宋代台谏制度的研究兴趣，固然由现实生活而触发催生，也希望藉此能为现实问题贡献一得之见。在我看来，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可以采取两种路向。一是从历史到现实的取径，即以严谨的史学方法对某个历史问题做出本质的认识，取得成果，为现实提供镜鉴与启示。一是从现实到历史的取径，即从现实社会中领悟到必须重温历史上与之近似的某个问题，转而深化对那一历史问题的再认识。当然，这两种路向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以我选择宋代台谏制度这一课题而言，就处于无法割裂的互动状态中。对现实政治中权力必须制衡的关注，引导我有意识地去重新检讨宋代的历史资源；而对宋代中枢权力制衡的剖析，又促使我深层次地去探寻现实政治的症结所在。
台谏制度研究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范畴。倘以理想的范式而言，正如王家范先生说的那样，“以历史学的本色，透出政治学的底蕴”；在研究理路上，当然应该借助政治学的路径，但基本方法仍然必须严格信守历史学的规范。差可告慰的是，在开启研究前，我已具备了充分自觉的学术理性。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取径，都必须坚持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坚持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其次，在研究的全过程中，必须尽最大可能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不与现实生活牵强附会，由此获得对历史的本质认识，转而为现实的关怀展示历史的启悟。总之，既不能专注政治学的底蕴而背离历史学的本色，更不能注重“经世致用”的追求而重蹈“影射史学”的覆辙。
历史学的根基是对史料的广泛搜辑与深刻解读。围绕着这一课题，我把宋代有关史料应读的全部读过，应查的尽数查过。历史研究，是历史资料与史家思想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必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然后对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给出合理的解释。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既应有其叙事性的层面，更应有其解释性的层面，两者缺一不可。大致说来，对于同一课题，搜集史料，复原实相，尚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基于对史料的全面占有与深入研判，我对宋代台谏系统进行了真实可信的制度复原，这属于对史料排比梳理的叙事性层面。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借助史料建构起来的宋代台谏系统作出总体性阐释，这是史学研究中更为关键的解释性层面。台谏制度属于监察制度的范畴，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阐释与评价，有的学者更多关注其对君主专制的限制与削弱，有的学者则主要聚焦在君主专制对监察制度的干预与破坏，足见这种总体解释显然不可能是绝对单一的。这是因为，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凸显出研究者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观念。
史家的当代意识必须建基于史料构建的历史实相，同时又来自于社会现实的感悟兴发，这就必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把握好合理的张力。就台谏制度研究而言，首先必须在制度复原上求真坐实，同时又凭借对社会现实的历史通感去探究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功过成败与是非得失。唯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雷池鸿沟上架起沟通的桥梁，实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成功转换，庶几成为“有意义之史学”（陈垣语）。
这些，大体上就是我在研究宋代台谏制度时努力遵循的史法与史识。
三
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古代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大转型之中。对这一历史转型，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在上世纪末提倡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曾大胆预判：“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从大趋势来说，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恰似滚滚长江东流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具体而言，在某段水域出现某种曲折与回澜，也有必要考虑在内。我在《敬畏历史·自序》里说过：
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持续进步的。这种历史观让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削弱人在历史参与中的选择性。在这点上，我对陈寅恪先生所说，“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深怀一种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谓历史总是进步的决定论。
从长时段来看，既然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未必总是呈现线性直行的态势，现代中国的权力制约之路也决不会一马平川。在小书大序里，王家范先生指出：“人类的历史原本就是不断试错的历史。古往今来哪有不犯错误的民族？痛自改辙，旧邦维新，惟大智大勇方能为之。”不言而喻，在现代中国的权力制约上也同样应该容许试错。在论及宋代权力制约时，他还提醒：台谏系统“毕竟被关在君主制的鸟笼里，长不大，飞不高，种种变态走形原在预料之中”。宋代历史已经交出了试错的终极答案，这是时代的局限与历史的命运，也是留给后代在推动权力制约进程时的可贵殷鉴。
由君主制的鸟笼，联想到近年以来的流行说法，那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宋代的试错也为这一说法留下了系列思考题：那个关权力的笼子由谁来打造？由谁来决定将怎样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关进笼子后，锁钥究竟由谁来掌控？倘若这些理应互相制约的决定权都来自同一源头，将会导致哪种可预见的结果？
我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选题确定于1986年。作为一个普通的史学从业者，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无非真情实意地祈望提交一份历史的借鉴与启示。而聊以自我定位的却是以契诃夫那个有名的譬喻：“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灰意懒。大狗小狗都得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叫好了。”我只想叫出小狗的声音。现在回头来看，这样的叫声压根儿微澜不起。这也让我想起王明珂说的另一个譬喻：
如在一个夏夜，荷塘边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不久我们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宏亮的声音，那便是“典范历史”；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便是“边缘历史”。（《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卷首题记）
在历史的众声喧哗中，我的初稿与小书充其量只是池塘边缘被忽略的那一声蛙鸣。但蛙鸣也罢，狗叫也好，我以自己的声音已经鸣叫过了，如斯而已。
催生这册书稿的1980年代，距今将近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称得上一个中时段。“四十年来家国”，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回首1978年以后的十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中国的现代转型推入了新时期，但诚如一位同代的学人所说：“后来的进步是这十年的惯性发展，后来的迟滞则是这十年前思想惯性的残留。”（张福贵：《改革开放就是人的解放》，《一个人的四十年》718页，三联书店，2019年）。时至今日，倘若有谁发心盘点现代中国在权力制约之路上进展如何，这册小书所提示的结论或许仍然有其尚未过时的参照价值。
今年恰是《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初版二十周年，由衷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列入我个人的著作集，我敝帚自珍地视之为决定版。
本文为《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最新版自序，本书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