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去世。作为一代革命先驱、国学大师，太炎先生不仅活跃在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上，也先后多次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推动国学的现代化，并为弘扬文化和传播国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正是太炎先生逝世81周年，我们来读一读王宁老师的文章，一起来纪念这位国学大师。
走向现代的章太炎国学思想
就20世纪初的国学而言，章太炎是主流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又是高于国粹派的现代国学家。在学术渊源上，章太炎是乾嘉国学的殿军，他的学术积淀着传统国学广博的知识，有着清代小学与经学丰厚的修养和积累。而在世界观和时代精神上，章太炎又是坚决反帝反封的战士，他的国学充溢着新文化建设的理想，与宗法制度下的国学、统治者的国学、中体西用的国学、泥古后退的国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章太炎的国学已经走向了现代。我们把他的国学的特点总结为六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文化自信。他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语言和历史是有棱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论是交流还是研究，不同语言具体的差异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远是更为重要的。章太炎说：“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不可以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国故论衡·原学》）中国和西方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有区别的，就像不同的食物，味道很难相同。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更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爱国爱种的心，要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章太炎格外强调，“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尊心，把它看做振兴民族的前提。
《国故论衡》章氏丛书本
第二，彻底反对封建糟粕的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核心精神的传承，而不是历史生活方式的盲目复古。章太炎赞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不主张把经看做“修身”的书，主张读书要“识得大体”，“得其精神”，不被前人的流派所限制。就是要把宗法社会、封建社会陈腐的“思想教科书”的经，变为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借鉴的历史。他既反对怀疑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没有分辨力的食古不化。他把道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伦理”，他说：“是不变的”；另一部分是“社会道德”，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的。以孝道为例，对于父母的爱与关怀，当然是要继承的，这是普通伦理。但古代宗法社会的“孝道”，与世袭、独裁、等级相关的具体行为标准，是无法继承的。压制和束缚人的自由民主精神、扼杀人的创造精神的糟粕，也必须进行理性的反思。诸如二十四孝、《弟子规》等，也就没有必要全盘接受。章太炎反对独裁，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对于人性的压抑。他说：“我们既不可以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以今论古。”他的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决定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是非、优劣是有所分辨的。
第三，面向未来和社会深谋远虑的致用观。章太炎面对社会问题每每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举例来说，首先看他在汉字问题上的态度。1908年，吴稚晖在《新世纪》杂志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文中说：“象形字为末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这里的象形字，就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合音字就是诸如英语等表音文字。章太炎发表万言长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明确指出：“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行，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同时，在追求教育普及的实践中，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对汉字改革问题，他眼光远大，思虑周全，明确指出，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面对汉字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我们不能不钦佩章太炎在作为文化基石的汉字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第四，保持理性、探究本原的科学精神。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三十以后有著书之意……亡命东瀛，行箧惟《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二书。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说文》，久之，觉段、桂、王、朱见俱未谛。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又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秩然。”他说：“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自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音，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章太炎在发展《说文》学的过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文人繁琐的考据，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学精神，把中国语言文字学引向理论的探讨。他继承“小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善于从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中归纳条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条例，贯其会通，要其义理，探其根本。这是他的语言文字学能够较好地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重要原因。他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是一种求本溯源的研究。章黄《说文》学教学采用系联的方法，看到《说文》内在的形音义网络，隐含着系统论的原则。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治经”的六条原则：“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五也；汰华词，六也”（《说林下》）章太炎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平易的、客观的、朴实的。他用“始则由俗转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语来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也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同时，为了反对急功尽利的庸俗致用观，章太炎对“经世致用”作出了辨证的解释：“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去除了“经世致用”中功利化和实用主义的弊端，用辩证的思想处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且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
《小学答问》初刻本
第五，以宏扬国学、振兴民族精神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章太炎在狱中自负地写道：“上天以国粹付余，自麟之初生，迄今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癸卯狱中自记》）他认为自己是肩负着传承国学的责任的，要把我们的文字、语言、典籍、思想、历史传承不息。如果中国学术的研究能够坚守这种精神，就不会盲目地崇洋媚外，而是能够实现文化的自信！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沧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文始》采用语音系联探求汉语词源，《新方言》在语音分化中寻求早期状态，《小学答问》在用字的纷乱中探讨本字。这一切都为了祖述华夏文化的根源。语言文字的根源，就是传统文化的根源。章太炎语言文字研究中的文化自信，是很有深意的！
《新方言》手稿
第六，博览群书，将中国文化溶于血液中的博学与智慧。章太炎是一个深刻而智慧的人，他博览群书，经史烂熟于心，借鉴历史而观察当代，穷究根源而看透世态。他同时熟悉世界文化顶峰时期的西方文化，从这个立足点上出发，不断加深对哲学、佛学、经学、史学、医学等中国固有的学问全面认识。20世纪初期时潮使一批盲从的人文科学放弃了传统，被全盘西化所冲击。章太炎却始终清醒、果断，从不动摇，坚守着以古鉴今和洋为中用的立场，有许多月新时代的创新。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章太炎国学从国粹派起步而超越了国粹派走向现代，其内容和精神，都应当是现代国学发展的起点。
“国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内涵早已经多次变异。古代国学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继承，但就总体名称的内涵而言，不论是作为教育制度的名称，还是作为教育内容的名称，都与帝王宫廷有关，这些定义是今天不能直接沿用的。19-20世纪之交，“国学”与“盲目西化”对立，成为一种学术主张，并且带有了现代理念，这才是现代国学的基础。21世纪与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又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中，国学尚需进一步推进。章太炎国学明确的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的品质，对今天国学的发展是有诸多启示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在古今、中西文化又一次激烈碰撞，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当代文化建设，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建立在自己的语言文字和自己历史基础上的“国学”，必须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的方向发展。当前提倡“国学”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克服——把“国学”再次拉向古代，宣扬封建，以古非今的复古倾向，认为“遗产无优劣”、“传统不分好坏”而不加抉择的做法，以及把国学当做商业化“标签”肆意歪曲等乱象，都需要警惕和克服。在国学进一步走向现代的今天，让国学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众文化素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时，重温章太炎国学的现代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选自《章太炎与国学的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学术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