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美日冲突的历史根源何在？

1945年后的美日关系是否已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是否会取代前者？要对这两个问题做出有益的回答，需要首先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

1945年9月2日上午，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从左至右：麦克阿瑟将军等人抵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准备接受日军投降。

1852年，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 总统命令马修·C·佩里准将向日本天皇递交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我们知道，陛下政府的传统法律不允许对外贸易，除了与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贸易。”但菲尔莫恳求天皇允许日本和美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正如美国国务卿第三代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 III）所回忆的，1989年，布什政府上台时的“目标”是将“日本从一个内向的信奉重商主义经济巨人转变为一个向外看的经济政治强国，并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如果这两份文件能成为美日关系的记录，观察人士就会得出结论：136年来，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在现实中，很少有两国关系如同美日关系一样至关重要而又变故频繁。然而菲尔莫尔和贝克的话揭示了塑造两国关系的基本主题：美国决心塑造一个开放的日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开放的亚洲。日本人决心打破西方的限制，通过将外国商品和资本拒之门外，对自己的外交关系（也就是他们的国内秩序）施加最大限度的掌控。在几个历史转折点（1910- 15，1918-22，1931-45，1970年代）上，这两种路径之间的冲突围绕中国问题而爆发了出来。

在1990年代，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官员一直坚持推行他们的前任在过去140多年里大力推行的政策：机会均等而公正无偏（用约翰·海的话说）地开发取之不尽的亚洲市场；以及一种由西方强国（一战前是英国，后来是美国）担任资深合伙人，日本担任新合伙人的政治模式。这种双重政策的全盛时期发生在1920年代。但在1929年之后，随着美元这一中心环节的解体，这种关系也随之分崩离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发誓再也不会如此受制于人，20世纪40年代末，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帮助下，他们严格控制着自己的资本流动。1947年日本财务省的一份内部分析表示，由于日本对“基础产业”的所有权“对日本经济的独立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外资控制公司管理层。”

1951年后的冲突本不应让人感到意外。到1960年代，日本已从战争中惊人地恢复过来。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受到了历史的影响，积极地追求独立。一个世纪以前，将武士道德准则应用于明治时代日本的精英官僚体系，在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占领官员的支持下得以重建了精英官僚体系，美国人希望这能帮助日本重建经济并创造出口。这些管理者主导了经济和外交政策。日本经济是由系列塑造的，这是一个将强大的银行和产业非正式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大家族。系列对资本的控制，使日本人既能进行长期规划，又能在实现其长期追求的经济自主目标方面走得更远。日本的政策重点在二战前是亚洲；在战后是美国；而在1973年后，这一重心越来越再次回到已经截然不同的亚洲。

与此同时，美国创造了一个集权程度稍逊的中央国家，其官僚机构受到的诽谤要远多于它系统性获得的授权。在19世纪末，美国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措施（包括高关税和巨额的选择性补贴）。这些政策创造了美国近代史上最高的储蓄率和一个经济奇迹，使美国人在20世纪初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竞争力，美国人决心开放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他们认为，自由的经济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市场创造和分配财富。在国内，竞争是常态；成为经济指南的不是系列非正式的家族和公司网络，而是反垄断法。即使资本将因而依赖于不断波动的市场而非稳定的储蓄，这也没有关系：季度报告是对生产者的一种受欢迎的定期检查，同时也鼓励美国人迅速更新观念，以保持在不断变化的技术前沿。

美国官员往往进行全球性的思考。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将融入美国的全球政策。当日本在1904-15年或1930年代试图封锁周边地区时，它与美国的冲突加剧了。1989年后，核心问题变成了亚洲地区组织（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是否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新成立的东亚经济论坛（EAEC）被《经济学人》描述为“一个旨在排斥美国的亚洲版APEC”。与此同时，1990年代日本也在怀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是否是华盛顿将日本出口商排除在西半球最富裕市场之外的手段。美国人回答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酝酿了至少80年，他们的市场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美国认为，日本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美国保护国内生产商的抱怨，简直虚伪至极。而日本则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对工业的大规模援助视为美国行动不遵守美国说教的典型例子。

正如詹姆斯·贝克在1989年表达的悲哀希望所暗示的那样，美国一直在试图把日本推向世界，而且似乎永远如此。当日本在1905年、1915-20年或1931-45年照办时，这更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然而，1945年后，美国人又做了一次此类尝试——尤其是因为，正如一位美国亲日派高层所观察到的那样，远东早已变成了美国的“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近西”。东京处于美国将这个“近西”融入更大世界贸易体系的计划中心。到1993年，该中心运转良好，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主导了东南亚并流入中国。日本人均收入为31450美元，而美国为24135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151家是美国公司，149家是日本公司。

美日冲突的原因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根源可能被控制。但它们不会被彻底消灭。这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在文化层面上也产生了冲突。权势日益提升的日本财务省官员榊原英资在上世纪90年代表示，日本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补充道，他和一些新的爱国同事打算让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更为扩大。

正如日本外务省官员栗山尚一在1990年写道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就如同就像1980年代落下了帷幕”。但是，1951年后美日冲突的根本原因，并未如帷幕落下一样就此终结。就像栗山自己预言的那样，冷战所包含的“特殊民族主义”在1989年后开始爆发，动摇了世界局势。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人再也无法“独自……维持国际秩序。”栗山尚一（1992-95年颇受欢迎的驻美大使）希望再次上演1922年华盛顿会议式的合作——这一次将以大团圆作为结局。但他担心，由于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紧张局势仍将加剧。包括查尔默斯·约翰逊、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和R·塔格特·墨菲在内的许多著名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大都同意栗山的结论。

很明显，许多冲突是由于数百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然而，其他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1945年后美国的自由贸易和“一个世界”政策几乎没有文化基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由重商主义关税和政府的大力干预所决定，而不是任何对自由贸易的信念。在日本，1945年以后的工业和社会合作，与使得1945年前时期满目疮痍的激烈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奇迹”中备受赞誉的终身雇佣制在二战前并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工厂雇员往往是在结婚前短暂从事工作（而且工资很低）的年轻女性，而劳工组织则被打垮了。

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贸易和相关的经济政策起源于这样的决心——不再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或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再经历30年代了。”）这也是美国人千年一遇的机会带来的结果——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了无可争议的霸权，并从开放市场政策中获益良多。日本官员也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他们认为，通过压制军方并强调国家在产业组织方面的才能，可以更好地实现对秩序和独立的追求——在1945年这一追求曾悲惨地陷入停滞。吉田模式取代了山县模式。系列取代了殖民主义。到1980年代，日本政府领导人屈从于美国减少限制的要求，但其成功的政策却开始慢慢夭折。例如，正如历史学家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所观察到的，日本受到严密保护的大米市场的开放，就是“一粒一粒地”进行的。

事实上，在五十年的和平与频繁的合作之后，美国人和日本人经常以一种不为人知的热情互相抨击，比如在美德关系中就是如此。《华盛顿邮报》驻东京记者T·R·里德（T . R. Reid）总结说，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看法似乎就是这样：

当你的父母在电视前吃冰淇淋的时候，你可以杀了他们。你可以蹂躏你的妻子。你可以把你的丈夫弄残疾。你可以拿出一把足够大的枪杀死一只灰熊，把一个在万圣节敲门的16岁无辜的交换留学生的性命炸死。你可以做上述任何一件事，然后找一个美国陪审团，让你逃脱惩罚。

所有这些真实的事件都在美国和日本的电视上播出过。到1995年，日本财务省国际局局长榊原英资公开表示，鉴于美国社会的暴力性质，美国任何“改革”日本资本主义的企图，“都是对我们自己文化价值观的野蛮暴行”。

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日本人将他们的英雄从过去复活。1870年代，曾领导一场反西方现代化武士起义的西乡隆盛，在一系列售出840万册的著作中广获赞誉。甚至连小泉八云的作品也获得了复兴，因为他对传统日本的热爱，用一位日本作家的话来说，使他成为“日本思想最雄辩、最真实的阐释者”。”

因此，过去的文化被翻新以保护现在的奇迹不受未来美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但诚然，双方都篡改了过去。1995年，当各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时，有几个插曲揭示了这份过去技艺的力量。

在美国，不愿面对过去的情绪出现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航空航天博物馆（Smithsonian's Air and Space Museum）——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史密森学会计划举办一场展览，展示1945年两颗原子弹的投放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战争的结局。顶尖学者们煞费苦心地撰写了一份400多页的分析报告的多份不同草案，以为这次展览提供背景。然而，这些文本中包含了日本视角。这次展览还进一步展示了描绘广岛爆炸遇难者惨状的工艺品。基于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新的文献，这些文本提出了关于是否有必要投下炸弹的尖锐问题。

这些历史记录引发了退伍军人团体和他们在国会的朋友们的猛烈批评。他们拒绝接受新的研究成果，拒绝日本视角，抨击“修正主义”，并威胁要削减史密森学会的预算。遭受惩罚的博物馆否认了这些研究成果，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也被迫辞职。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标志是展出了“伊诺拉·盖”号的裸露机身，但没有附任何文本。广受尊敬的太平洋史者罗纳德·斯佩克特（Ronald Spector）回忆说，当他担任海军军史局局长时，曾受到压力让他在描述过去的事件时美化美国海军官方，他回答说，“我们国家不需要政府来批准历史撰写。如果你想让政府来批准历史，你应该去俄罗斯。”史密森学会事件之后，斯佩克特总结说，“看来他们至少可以留在华盛顿。”他补充说，很明显，许多美国人认为有些事件“太重要了，不能留给历史学家去处理”。

一位熟悉日本的美国记者写道，史密森学会对争议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典型的日本方案”。日本非常善于避免自己的二战记录，它把有趣的军事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但几乎没有解释为什么它们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使用。在极其无聊的层面上，奇幻小说重新开展了战争，它们有时以日本军队解放加州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因战争罪被起诉而告终。这些畅销书（有时销量超过10万册）的读者是一些对战争没有记忆，主要通过仔细净化了日本暴行的教科书来了解战争的年轻人。（到1990年代，其中一些教材终于变得更符合事实。）一些博物馆和电视网络确实展示了真实的历史。NHK电视台的纪录片生动地描述了1940年代，韩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的“慰安妇”或性奴隶的痛苦。不幸的是，这种观点没有在政治高层得到反映。好几名日本内阁成员为日本的战争记录辩护。一位法务大臣否认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这些官员最终因日本国内外的抗议而被迫辞职。

1991年，传奇导演黑泽明的美国崇拜者也发出了类似的抗议。自1950年代以来，黑泽明通过《罗生门》、《七武士》和《生之欲》等影片重新定义了电影制作（《生之欲》精彩地抨击了日本的官僚主义）。然而，《八月狂想曲》在纪念珍珠港袭击50周年时，邀请演员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扮演一个不太像的日裔美国人角色——前往长崎，为1945年8月9日的原子弹爆炸含泪道歉。在指责美国人应为日本人遭受的苦难负责的同时，这部电影从未提及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对美国囚犯的虐待或珍珠港袭击本身。这两枚原子弹似乎只是出于美国的残暴才投放到日本的。当西方人抨击这部电影时，黑泽明十分震惊。

《八月狂想曲》海报

美国人对这种对过去的篡改感到愤怒，他们想让日本政府调查，为什么在德国集中营的美国战俘中每25名有1人死亡，而在日本监狱中每3名就有1人死亡——他们通常残忍地死去（比如被斩首）。伊恩·布鲁玛的著名作品《罪恶的代价》（The Wages of Guilt）详细描述了德国如何试图与过去和解，而日本却没有这样做，以及这种差异如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邻国更信任德国而不是日本。1995年中叶，当国会议员们提议通过一项为战时侵略和暴行道歉的决议时，70%的自民党成员与其他反对者联合否决了该法案。（一个美国记者指出，双方的激烈争吵就如同如果“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试图“就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撰写一份联合声明”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在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歇斯底里之后，1995年8月，日本近四十年来首任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制止了激烈的争论。日本高层官员在历史上首次为日本在战争中造成的苦难和破坏表示“道歉”。他特别向其他亚洲人表达了“衷心的歉意”。他的悔悟可能也是社会党人对日本在未来可能卷入类似海湾战争的冲突的警告。即便如此，村山富市的内阁还是一致批准了他的道歉。随后，许多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大约6千名“神风”飞行员，“他们的悲剧性壮举（正如神社牌匾上写的那样）使他们的美国敌人感到了恐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日本人和美国人都认为没有必要纪念中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遭受的苦难。中国官员缺席了纪念活动。两国在中国问题上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被忽视了，正如这一斗争于1990年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内部开始加速一样。

一位日本高级官员在1996年表示：“过去100年来，我们在外交事务上的重点一直是美国，从现在开始，重点必须是中国。”到2010年或20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约5500万海外华人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专业知识，但美国和日本投资者也在争夺这个巨大的市场。日本电子巨头松下电器在32家中国工厂中雇佣了1.8万名员工，这是日本大举进军亚洲以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开发广阔市场的行动的缩影。与此同时，微软、IBM和美国运通等世界领先的美国计算机和服务行业也在中国扩张。日本路径的三个特点使其有别于美国。首先，日本人明白有必要与中国的家族网络合作，以在市场上获得优势。这种亲缘关系巩固了1945年前的财阀和战后的系列，它们塑造了日本独特的经济。其次，日本与其亚洲邻国（而非美国）一道认为，民主和问责制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反而可能成为阻碍。西欧人也没有打算在中国挑战这种看法。美国汽车制造商曾在1995年认为，他们在中国建立新工厂的问题上处于有利地位，结果却发现这些丰厚的合同被一家德国公司获得。最后，与美国不同，日本扩大了对外援助，并将其与购买日本商品紧密联系在一起。外国援助成为了日本进入中国和东南亚的锥形进攻战术，而美国国会则无情地削减援助，直到它的对外援助在工业国家中人均排名垫底。美国人将对外援助视为安全保障，因此在冷战后予以大幅削减。而日本人把援助看作是经济手段，因此在1989年以后一直在不断扩大援助规模。

中日关系的潜在裂痕出现在1990年代。随着俄罗斯获利颇丰地向中国出售技术，以作为两国明显处于发展中的长期军事关系的一部分，东京官员的担忧也在日益增长。在对中国的担忧和对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的的担忧这两者的困境中，日本不情愿地在1995-96年巩固了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在略微减少驻日美军的同时，日本承诺继续支付美国在日本军事开支的70%。它还悄悄地重新解释了条约，这样美国军队就可以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进行最远到达波斯湾的军事行动，而日本也将首次提供武器部件和后勤支持。

然而，没有人知道，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日本人会作何反应。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1996年指出，遏制措施对苏联起了作用，因为“我们有许多好盟友。”然而，针对中国，“我们在亚洲不会有一个盟友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这会导致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的关系严重紧张，更不用说澳大利亚了。”日本主要防务分析人士西原正对此表示赞同。西原认为，单靠日本无法对付中国人，也无法保护重要的海上航道，因此日本需要美国；“但问题是，日本政府不想与美国谈论中国或韩国问题”。

危机将继续考验美国人和日本人是否吸取了历史教训。历史学家山本满指出，冷战结束后，美日关系被迫经历了“一个基本而深刻的调整过程”；但两国都在继续“用旧话语来解决新问题”。对美国人来说，考验将是他们能否接受一个为亚洲人服务、由亚洲人建设的亚洲——这其中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尽管五角大楼强烈反）的角色都将相对下降。可能的答案是，美国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200年的历史，尤其是作为1989年后全球超级大国的感觉，使这种接受几乎不可能发生。亚洲市场提供了太多的利润；对于已经无所不能的美国军队来说，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太诱人了。对日本人来说，一个考验将是，他们最终是否学会了用与以往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其他亚洲人，以及他们能否维持对军队的制度性防范措施。另一个考验将是，日本如何才能在新技术和外国金融势力的“台风”侵袭下维持其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秩序可能被“台风”吞噬。因此，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日本来说，历史记载都没有展露出一种简单的新关系将取代旧关系的明确前景。《朝日新闻》1993年发表的社论指出：“人们应该认识到，日美关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竞争时代，在新时代中任何含糊其辞都是行不通的。”

因此，日美关系史可能会继续与冲突相伴。但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可以使两国人民之间有更好的了解，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还可以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接受、控制和限制这一冲突。当然，冲突的根源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不可能安稳地被消灭。因为那些早期冲突的主要根源——决定哪一制度将主导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开发的百年竞争——仍将继续影响美国和日本在21世纪的国内外政策。

本文节选自《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美]W.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