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对“替考”这一严重影响公平性的舞弊行为深恶痛绝，由此所激起的批评、反思，现在也推动了相关机制更进一步透明公开。此类冒名顶替钻空子的陋习，几乎可说是古代中国社会中惯有的非正式操作。
冒籍、改名与替考
类似“高考移民”的现象，在唐代就已出现了。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子应在本地参加府试，获得解送资格。但后来逐渐有人发现，省试登第人物与发解诸州的比例失调，也就是说，在配额不变的情况下，到其他府州考试，更容易被录取，这被称作“冒籍取解”。唐代大诗人王维，按说本贯是河东蒲州府（今山西永济），第一次考进士落第；第二年，他托了岐王的关系，以琵琶曲《郁轮袍》打动了九公主，再呈上自己诗作，立刻获得京兆府的解头，高中进士，任太乐丞。
到宋代，由于贵族制已被打破，科举成为决定个人阶层升降乃至家族盛衰的关键，竞争更为激烈。北宋中叶就出现了不少冒籍问题，多半是冒开封府籍贯“寄名托籍，为进取之便”，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意钻营，有些只是迫于旅费，不愿还乡，在京城里又机会更多。熙宁九年（1076），“自来诸路举人，于开封府冒贯户名应举，计会书铺，行用钱物以少约之，亦不下六七千，被告讦则抵犯刑宪终身。有司虽明知伪冒，终不能禁止。”（《宋会要》职官二八，《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最后只能想出一招防止之法：京城应考者，须乡贯十人具保，也就是本地要有人提供担保。
这种买籍冒名的事，到了南宋仍一再出现，屡令禁罚，却不甚见效，最后连具保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冒籍者仍可设法买通十个本地人，问题落在本地如何执行上。直至晚清，这样的事例仍不时可见，尤其江浙一带科考竞争极为激烈，一些内地士子便去边远地区冒籍应考，求取功名。如新疆1769年设学额，很快就出现冒籍取解者：浙江归安县学廪生毛澄1767年赴甘肃为幕僚，1774年冒阜康县籍贯，改名黄斌，1777年中第二名举人。
当时也有不少人痛恨这样的做法，南宋时有人被疑为冒籍，几乎被同考的打死，但这种愤恨并不是因为此人侵犯了被冒名者的个人权利，而是这个外地人挤占了本地的学额。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张謇，在1868年准备考秀才时，也曾冒籍如皋，此事后来一直闹到礼部，才决议张謇可恢复原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未影响张謇后来的科考与仕途，根据《钦定大清律例》卷六“贡举非其人”条，考官与考生如果串通作弊，均“问斩立决”，然而在当时人看来，张謇只是个人冒籍行为，罪不至此。
张謇
冒籍也就罢了，但随着科举考试的激烈化，南宋时就已出现了新现象，即改名后连连投考——起初是自己改名去再考，之后演变为冒他人之名替考。（《宋会要》职官十三）南宋淳熙十年（1183）记载，当时已出现五花八门的舞弊手法：“近日科举之弊，如假借户贯，迁就服纪，增减岁甲，诡冒姓名，怀挟文书，暗计属目，喧竞场屋，诋诃主司，拆挽家状，改易试卷。如此等弊，不可胜数。”官府甚至已经追究不过来了：“而代笔一事，其弊尤甚。间有败露，而官司不复穷治。”（《宋会要》选举五）这样就愈演愈烈：“有一人代三名者，有二三人共为一名者”，而“部胥书铺，群此为奸，撺名纳卷，入场代笔”。（《宋会要》选举六）
替考的弊端之大，远甚于冒籍或改名。本来能代笔的人，势必已有相当的才学，很有希望考取功名，因此北宋很少此类事；但南宋时士人渐多，考中、入仕的几率更低，两浙富豪之家利用漕运解贡举人的名额，高价请人假手去替考，事例渐多。
但最严重的是考官也参与舞弊。嘉庆年间有著名的“樊顺承科举舞弊案”：富家子弟傅晋贤以1200两银子贿赂承办科场五房缮书樊顺承，樊再勾结内帘刻字匠罗文秀，私自抽取中红号的卷子，将岳麓书院士子彭珴的考卷给傅晋贤，让他重抄一遍。不料傅竟高中头名解元，考卷张榜公布，案情遂曝光。事后这舞弊的三人均被处斩，樊顺承在临刑前仍毫无悔意：“前有新化戴某先生，历试八科均中式，均为我所抽换，他人卷得之，彭某仅一试，何足异哉？”（萧穆《敬孚类稿》）
由于这样的舞弊大大破坏了科考规则的公平性，物议纷纷，因而历代无不严惩。清代甚至规定这些都是死罪。《钦定大清律例》卷六“贡举非其人”条：“乡会试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斩立决。”《钦定科场条例》卷三三“严禁夤缘诸弊”：“考官、士子交通作弊，一应采名受贿听情关节中式者，审实，将作弊之考官并夤缘中式之举子处斩，俱立决。”
尽管如此，这样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中提到贵州一例，甚至进入了家族记忆：当地彝族黄氏的祖先开元公的长子，在清朝康熙年间顶替早夭的汉人同学黄显庸之名，考中武举后，从此就一直以黄为姓。两家的后人甚至互相认本家，但彼此都清楚双方祖上并不通血缘。也正因为这样的事例太多，到后来科举制度规定：初次抵京的举子首先要获得同乡官员的印结，目的就是防止考生舞弊，确认其并非冒名者。
在这几种做法中，冒籍取解只是得到一个参与选拔的机会，考还是自己考的，也没有串通考官舞弊，程度最轻；其次是改名，如是自己考，至少也有才学，但替考却极大地影响了公平性；而考官参与舞弊，则是直接篡夺了别人考试的果实。
广州贡院内部的明远楼
变通之道
考场舞弊之所以盛行，是因传统社会并不注重个人权利，当然也没有现代法治观念，人们常常只是把这些看作是某种制度之外的“变通”之举。有时候，冒名顶替的身份也不是对应到个体的，倒不如说是某个与相应角色规范匹配的“资格”，不同的人都可以代入，这就给了人们钻空子的机会。
历史学者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就指出，明代军户按说要履行服役重任，但到后来，他们甚至可以雇人代役，而官府只要你这家人服役，也不会去仔细核实其身份，因为这无关紧要。实际上，“替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也是如此，毕竟起初“可汗大点兵”，是“卷卷有爷名”，而不是木兰的名字。
北宋诗僧惠洪，本名彭德洪，十八岁在开封出家，那时当和尚也有名额资格，必须有官府颁授的度牒，他剃度时曾冒某僧“惠洪”的度牒，自此就以这一法号闻名于世。以北宋为时代背景的《水浒传》中也有类似的桥段：孙二娘将一个头陀做了人肉包子，但留下了他的度牒和戒刀，后来就给了武松，“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缘前世？”武松后来遂被称为“行者”。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王孙亦不能幸免，其结果，就像贾志扬《天皇贵胄：宋代宗室史》所总结的，在南宋初年出现了大批冒牌宗室。绍兴年间就有一位商人妻易氏，“在刘超军中见内人言宫禁事，遂自称荣德帝姬”，但镇抚使解潜送至临安后，被宫人验明属假冒，下狱杖毙。建炎四年（1130），又有一个女子自称是失散多年的柔福帝姬，“自敌中潜归”，被蕲州兵马钤辖韩世清送至行在，内侍冯益等验下来也都觉这回像是真的，“其貌良是”，宫禁旧事也都答得八九不离十，“但以足长大疑之”。此女伤心地解释说：“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宋高宗信以为真，封为福国长公主，嫁给永州防御使高世荣。十二年后，绍兴和议缔结，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说柔福帝姬早死在五国城，才查出这是假冒的开封尼姑李静善，终于将之处死。（见《宋史》卷二四八）
明代这类冒名顶替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在白话小说中也不时可见痕迹。熊大木《杨家将演义》第二十八回，权臣王钦要杀杨六使，丞相寇准密令呼延赞去找一个容貌相似的罪人当替死鬼，汝州太守张济和狱官伍荣商议后，就将相貌相像的死囚蔡权斩首，而让杨六使扮作客商远行避难。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卷，横州刺史郭翰刚得除授就患病身故，主爵得到郭七郎的贿赂五千缗，竟然就将其籍贯改注，郭七郎“从此改名，做了郭翰”。在《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卷中，权翰林为了接近桂娘，托名是其母的侄子，假意认亲，对方非但没有质疑其人品，反倒“欣然招纳”，最后与桂娘“恩爱非常”。
这些事例虽非替考，但内在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冒用他人的身份行变通之举，尽管其动机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为私利，有时甚至还是自我牺牲奉献，又或是为保护忠良。人们所在意的并不是程序正义，而是结果上的合理性。换言之，古代冒名顶替之所以层出不穷，不仅仅是因为串通舞弊行为，也在于社会总体上漠视个体权利，为达目的，并不怎么在意这对他人带来了什么影响。科举考试中买名冒籍虽然引发众怒，但那与其说是因为侵犯了被冒名者的权利，倒不如说因为此人挤占了一个学额。换言之，人们更注重的不是“身份认同”，而是规则的公平性。
如果结果合理，那么人们在利用规则漏洞时也就并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因而不仅“坏人”会这么做，甚至“好人”也常常不例外。被誉为“南通现代化之父”的张謇，光绪二十年（1894）高中状元，以他的成绩本来完全不用做什么手脚，但他早年却也曾买名冒籍。因为他1868年准备考秀才时，祖上三代没有功名，属于“冷籍”，按规矩需要多付报考费。如皋县的张驹同意张謇冒充其孙子张育才，以此名义考中秀才，但此后如皋张家却以冒名一事要挟张謇，不断索要财物，最后试图将他下狱问罪，此事一直闹到礼部才决议张謇可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在这件事上，张謇家里明知买名冒籍是被科举制度禁止的做法，但仍然私下去做了，最初的动机却只是为了少付一点报考费，不料由此被人抓住把柄，搞得几乎倾家荡产，反而付出更大代价。不仅如此，此事中的各方都只是围绕着“利益”展开博弈，却对被冒充的“张育才”的权利并不敏感，这意味着人们当时尚未萌生随现代化而来的个体权利意识。
以往这种对个体身份权利的漠视到了何种程度，由以下事例可窥见一斑：名将郑洞国1924年报考黄埔军校，却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同乡黄鳌报了两次名，还多了一个名额，遂建议他顶替自己去考。结果很尴尬：真假黄鳌都考中，也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一同应声出列。事后郑洞国主动坦白，校方也未予追究。这事耐人寻味的是：黄鳌竟主动建议别人顶替自己身份，虽然结局皆大欢喜，但如果郑洞国一直以“黄鳌”的身份生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现代社会，如果说像“高考移民”这样冒籍还只是挤占录取名额、影响公平性，那么替考、冒用他人身份，这就已经等于是剥夺他人考试机会、乃至生存机会的问题了。因为如今每个人的身份都具有唯一性，一旦被他人攘夺，就意味着失去了相应的所有个人权利，这已构成严重犯罪。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仍依照传统的思维，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诸如姐姐出于权宜之计盗用妹妹的身份证去登记结婚，结果造成妹妹不能合法结婚，当事人往往根本就没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法盲的问题，也是因为对他人权利欠缺敏感和尊重。从近些年的此类事例中也可以看出，那往往都出现在一些相对欠发达、陈旧的价值观较浓厚的地区。对这些问题的重新认识，可能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人都要上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