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相对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是沦陷较晚的区域，1938年10月，广州及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沦陷，1939年上半年，海南岛及汕头沦陷。关于沦陷区情况的记载与研究，1939年10月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就有涉及广州及华南地区的内容。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及党的负责人向中央的报告也有不少涉及华南地区沦陷及沦陷后的情况，后来整理出版的《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就有一篇《华南沦陷区特辑》的专稿，包括“广州沦陷的回忆，东莞、江会、海南、潮汕激战情况”等。中共广东省委1939年在韶关创办的《新华南》杂志也陆续登载了一些反映沦陷区情况及指导沦陷区工作的文稿，如《魔妖世界的广州》《暴敌蹂躏下的顺德》《日寇在东宝沦陷区的阴谋》《潮汕的沦陷及其教训》《日寇目前在琼崖的新阴谋》《怎样开展沦陷区民运工作》《在半沦陷的乡村里苦斗》等。
1939年1月，战时文摘社出版了《广州沦陷记》，收录了数篇时人关于广州沦陷的报导。1939年7月，重庆求实出版社出版了陈质文编著的《华南沦陷区真况特辑》，内容包括广州、南海、佛山、顺德、东莞、新会、海南、潮汕、厦门等地沦陷后敌伪建立统治机构及敌情报机关、经济文化侵略的情况。1939年1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粤闽区宣传专员办事处以“密件”形式印行了《广州沦陷一年实录》，内容包括广州概况、敌军情况、伪组织情况等。1940年11月，该机构又以同一方式印行了“调查资料第二辑”《潮汕沦陷区报告》，内容包括潮、汕两地的敌军动态、伪军动态、伪组织动态、经济、商业、粮食、文教、宣传、民生民情、游击队活动等。
1960年代前期，广东的党史工作部门组织力量，走访了一批抗战时期在广东工作的老同志，试图弄清这时期中共党组织与华南抗日武装在广东发展壮大的情况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形成了一批调查档案。在“文革”期间，一些广东抗战历史的亲历者根据审查或外调人员的要求，写了一些交代材料，也涉及这个时期的历史。1980年代初，广东省及一些地市的党史工作部门也主动访问或邀请老同志口述、撰写了一批回忆资料。这些资料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和较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均藏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档案资料室。1985年，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了《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该书收录了梁广、陈翔南、王磊、何君侠、肖泛波、余美庆、麦任、余慧等数十位曾在广州沦陷区进行过地下斗争的中共领导干部及党员的回忆文章，是了解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不同系统在广州开展地下斗争情况的珍贵历史记录。近年有学者对沦陷区情况推出了若干研究论文，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广州市番禺冼星海纪念馆八路军抗战的浮雕
一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在沦陷区开展斗争之重要性的认识，既是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和部署的结果，也是在华南对敌斗争局势演变的实际过程中摸索的结果。
广州沦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对日军进攻华南及如何应变问题缺乏应有的打算，当日军大举入侵时，才仓促做出安排。据梁广回忆，“广州沦陷前夕，省委对广州沦陷的估计是右倾的，……根据国民党所吹嘘的军事力量——兵力和工事等等作出估计，认为日本侵略军到广州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所以没有作出周详的具体的撤退安排部署，由于这样，到了19日晚上，日本侵略军到了广州附近，林平从部队方面得到了情报以后，我们才知道，于是当晚深夜十二时、一时许，分头奔走，到处叫门，通知撤退。十分仓促忙乱。没有决定留下负责人，也没有决定留下哪些人继续坚持活动，而是全部撤退。”10月18日，省委会同广州市委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省委机关撤往粤北，同时成立中共西南特委、东南特委和东江特委。会后，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李大林到西江，尹林平到东江，梁广到香港，分别主持相关地区党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活动。从广州撤退时，“由于撤退的决定做得很仓促，所以很多事情都没有过细的考虑，只是想留下一、二个党员埋伏下来，掌握情况，待以后好进行联系，开展工作。”代理省委书记李大林安排市委一位干事留下来，找他谈话，这位干事要求有一个女同志作掩护，于是组织上留了一位女工与他配合。但在日军到的第二天，“这个人就跑出来了”，为此李大林批评了他。广州市的党员都撤出来之后，“广州市的阵地就没有了”。10月24日，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党的组织，是直接负责华南沦陷区和港澳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机关。
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1月1日致电广东省委，其中要求：１、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２、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自卫军；3、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1940年6月，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会议，由从延安回来的张文彬传达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确定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敌后和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将广东省委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驻韶关，领导国统区和东江游击区工作，张文彬任书记；粤南省委设在香港，领导沦陷区、珠江三角洲游击区等地的工作，梁广任书记。会议之后，粤南省委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敌后大城市。太平洋战争之前，主要注意力放在香港，太平洋战争之后，则将重心逐步转向广州。
1942年5月，粤北省委被破坏事件发生后，11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东临时工委，并指定由林平、连贯、梁广三人组成，林平管全面，梁广仍负责敌后城市工作。广东省临委成立后，决定对东、西、北江的组织停止工作，保存个别关系；广州外围与珠江三角洲及东江前东组织并四个城市（广、港、澳、湾）采单线形式继续工作。同时考虑到敌人对香港加紧统制及顽方在港活动频繁，梁广在港时间已久，为避免暴露，应迁往澳门或广州外围一适当地点居住。
1943年2月，林平向中央报告了他们在广州、香港等沦陷区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针：一、省、港、澳、湾四个城市党组织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广负责指导，在各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必要地区设平行组织（分别职业部门及工厂、学校，分开地区）。二、省、港、澳、湾均处于敌后及被敌人统制情况下，党的组织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长期掩护，积蓄力量，培养干部，埋头苦干的方针。三、领导干部职业化，停止会议生活，停发文件，关系疏远，禁止任何横的关系。港、澳、湾着重巩固，慎重发展（主要工人、海员、学生）。广州则着重发展（主要工学两类），亦采取双重组织，严格审查工作。四、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去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广泛统线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在沦陷区的工作，执行的也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4年秋，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广东党组织又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敌后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加派力量开展广州工作，以适应我各游击纵队在广州周边区域愈来愈活跃的趋势，总的目的是为将来配合部队里应外合解放广州做好一切准备。广东省临委的工作决定提出：“发展大城市组织工作。运用合法、非法、有形、无形各种方式，中心放在伪府、伪军上及产业、交通工人中。在城郊发展游击小组，造成城市周围及交通要道两侧的掩蔽的游击区。”“建立领导机关，目前应设在广州外围，香港由东江（纵队）负责，广州由东江（纵队）、中区（纵队）双方负责。”省临委负责人林平向中央报告称，“我们目前活动具体情况：东江方面以东莞、宝安、惠阳、九龙新界、港九为基地，已派出武装工作队，一在罗浮山东、北、南三面、增城、从化、番禺边界包围广州北面，一沿铁路北上，准备以英德为基地开展。南、番、中、顺游击区方面，以南、番、顺及中山为基地，向新会、台山发展，并包围广州南面，越过广九路。”
1945年5月，中共七大文件尤其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传递到广东，并由交通员带交广州地下党负责人，文件迅速在党内得到传达。《论联合政府》中有专门的“中国沦陷区的任务”一节，报告指出：“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组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的消灭日本侵略者。”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这个报告，既是对沦陷区工作更为明确的指引，又是对在沦陷区开展地下斗争的党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二
在上述几个不同阶段，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在华南敌后沦陷区的工作，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武装
还在日军大举进攻广东之初，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武装就诞生了。10月13日，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等研究部署在东江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决定派曾生、周伯明等，率部分党员干部与积极分子等返回惠阳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东莞常备壮丁队”的基础上，成立实际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王作尧任队长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斗争。这两支抗日武装，在实际抗日斗争的曲折艰难的磨炼下，逐步发展壮大，特别是经过1940年初东移海陆丰的受挫，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应坚持在敌后发展、而不是向国统区发展的指示，彻底明确了发展方向的问题，从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进袭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东纵部队在民兵配合下，经过激战，毙敌大队长长濑以下五六十人，取得了百花洞战斗的胜利；随后日军又出动1000余人向我宝安阳台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也被击退。1943年11月，日军为进一步控制广九铁路，向我大岭山根据地发动“万人扫荡”并围攻阳台山根据地，东江纵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挫败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44年5月7日，日军加藤大队和伪军400余人，又向我东莞梅塘地区进攻，遭我三面夹击，毙伤百余人，加藤大队长狼狈逃回后剖腹自杀。
1938年10月22日，吴勤在佛山市郊发起成立了一支有五六十人的义勇队。义勇队在南海县平洲伏击日军运输船，袭击小塘火车站，破坏日军交通线。不久，抗日义勇队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吴勤为司令。广游二支队成立前后，吴勤亲赴韶关和香港，分别会见张文彬、廖承志，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他的游击队，接受中共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决定，要把吴勤游击队改造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在珠江三角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基础，派刘向东、严尚民等一批干部和党员充任游击队骨干。吴勤这个队伍在成立初期成分复杂，有土匪、赌徒、失业游民、小商贩、散兵，生活和纪律较为松散，一批中共党员到部队工作后，对部队进行整编，动员了一批打石工人和贫苦农民加入，送出了一些不良分子，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1938年10月下旬，中共南顺工委委员林锵云、黄云耀等带领部分党员，在顺德龙眼、众涌开展抗日活动，并在顺德西海、路尾围、大洲等地，筹建抗日武装。林锵云等于1939年2月19日在顺德大良成立了顺德抗日游击队，并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第四区直属广东第一游击区第二支队游击司令部特务中队的番号。1942年5月，吴勤司令遭国民党地方武装袭击杀害后，广游第二支队即由林锵云出任代司令。珠江部队采取“发展中山、经营番禺”的方针，跳出顺德西海狭小地区，向中山、禺南、南三等地发展，粉碎了日伪军9千余人对五桂山根据地的“十路围攻“，部队发展到2700余人。1944年10月，成立了中区纵队。
1938年12月，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又改编为独立总队，由300人迅速发展至1300余人，活动范围扩展至澄迈、临高、儋县、琼东、定安、乐会、感恩等县，先后进行了罗板铺伏击、奇袭永兴、攻击那大等战斗，到1939底共毙敌500余名。1943年，琼崖独立总队采取“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针，在1943年秋、1944年春的反“扫荡”战斗中，粉碎了有1万日军、5千伪军发动的“扫荡”“蚕食”，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
1938年11月，中共中山县委召开武装工作会议，决定举办训练班，培养骨干，建立由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后，县委着手组织县别动队，部分区委着手建立区、乡别动队。至1939年1月，县别动队有300多人枪，其中共产党员约有100多人。4月9日，中山县委召开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要求各区党组织加紧建立抗日武装。会后，各区农民自卫队、乡警队、别动队相继建立。
1940年12月，中共增城中心县委为加强对广州外围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沦陷区工作委员会。次年2月，东江特委组织小分队挺进增城和广州外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于4月初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全队100多人，卢伟良为大队长。独立大队以油麻山为基地，在增城、永和、福和一带活动，并伸展到广州市郊的罗岗及从化的太平场。1942年8月，该部由增城转移至东莞，编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主力大队。
华南抗日游击队最初的武器来源，既有取自党员、积极分子自己家里的收藏，也有从其他渠道争取的，例如以合法名义向当地国民党驻军申领的。还有就是从国民党溃兵手中以低价收购而来，例如在珠江纵队，“由于国民党军队狼狈逃走，在三角洲地面所丢失的枪支弹药难以统计。例如独九旅在江佛公路败退时，一部分走到乐松圩一哄而散，各自出卖枪弹，一枝驳壳四元，步枪三元，一个手榴弹二角，还有不少盗卖机枪等重武器。”
1943年12月，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1944年秋，在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的基础上，成立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即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1945年1月，在南番中顺游击部队一部的基础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林锵云任司令员，梁嘉任政委，谢斌任副司令员，周伯明任参谋长。1945年1月，粤中地区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梁鸿钧（后谢立全）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委，刘田夫任政治部主任。1945年1月，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周楠任司令员兼政委，李筱峰任参谋长，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在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委。到抗战胜利前夕，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至28000余人，在东江、海南岛、珠三角、粤中、南路和潮汕等地建立了8.2万多平方千米、1000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战期间，华南抗日纵队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总计歼敌2万余名，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兵力。
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敌后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据东江纵队副官李家富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部队从香港的供给线被切断了，东江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惠、东、宝相继陷落，部队的经济情况十分困难，连吃也成了问题。但是，人民群众关心游击队，“冒着千难万险为我们送粮运药。”当时他带着一个通讯员在东莞一带筹粮筹钱，向较少劣迹的地主富农要粮，向摊贩收税，还用部队的名义给店铺送信，包括到有日军驻防的厚街镇，悄悄地把信派到每家店铺，“收到信的店铺，都能将钱送到部队来。”1943年10月的一天晚间，李家富到大进步村活动后准备过夜，当晚日军包围了这个村，“这条村伪村长李伯球……马上来通知我，叫我化装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日军把村民赶到晒谷坪上，要村民把游击队供出来，但无人供出。“日本鬼子从人群中把一个叫李观福的青年抓出来，要他认，否则要枪杀他，但他很坚定，说没有游击队。李观福一家人都十分害怕，他的妹妹顿时大哭起来，他妹妹也看见我，也没有将我供出。日本鬼子在村折腾到深夜十一点多，日本狗腿子翻译提出要钱，要猪，村民凑了一千多元伪币和二条猪才保释了李观福。”
其二，打击日伪，惩处汉奸
驻粤日军为巩固殖民统治，在沦陷区普遍设立“维持会”“绥靖军”等傀儡组织。1939年6月，吴勤、何福海等在番禺县大石乡组织了抗日俊杰同志社（简称俊杰社）。共产党员严尚民、徐云、李冲等在该社指导工作。该社以禺南为支点，向南海、顺德、三水和广州市郊发展，成为拥有52个分社、社员数千人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半武装群众团体。俊杰社于同年7月奔袭广州市郊东朗和南海盐步伪军据点，攻打禺南员岗乡伪维持会，消灭了经常欺压百姓的地税队。9月，俊杰社芳村分社在三山至大石间河面伏击日军，缴获日军汽船两艘，毙伤、俘虏敌数十名。俊杰社积极活跃于沦陷区，与广游二支队密切配合，给日伪以很大威胁。
1938年5月，在中共党员徐可生的积极推动下，由李东林、魏友相等一批进步青年在增城福和地区组成一支抗日救亡自卫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0月，增城福和被日军侵占后，该队坚持在福和附近山区不时袭击日军，破路毁桥，消灭汉奸。1939年春，在大鱼头伏击前来“扫荡”的日军，后转至增西国统区。1940年，中共增城县委成立，为扩大抗日力量，派魏友相加入国民党组织，充任福和区区长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同时将自卫队200余人改编为福和地区杀敌大队，并在该队建立中共支部，以魏友相为大队长，李南为支部书记。随后以六十三军随军杀敌大队名义，在增、番、从地区进行游击活动。9月，该队会同翁源大队一个中队和国民党一五三师四五九团一部，夜袭福和官塘日军据点，一举歼灭日军指挥官冈田以下官兵260余名。
1941年7月，林锵云领导的人民游击队独立第一中队与广游二支队合编，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发展到300人，下辖4个中队，1个手枪队，以西海地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10月11日凌晨，伪军2000多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广游二支队在谢立全指挥下，与敌激战至下午4时，击毙伪军前线总指挥祈宝林以下200余人，俘敌11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400多支，手枪50支，子弹1万多发。游击队仅伤亡各1人。1942年5月，吴勤被国民党杀害，中共广东省委即任命林锵云为代司令，罗范群为政委。1943年2月，成立珠江地区武装指挥部，直接领导和指挥广游二支队和珠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使之不断发展壮大。
1943年6月，为加强东江北岸抗日武装斗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抽调兵力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博罗地区。10月，在增城、博罗中共地方组织支持下，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独立第二大队，阮海天任大队长，李筱峰任政委。12月，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该大队成立后，活动在博罗西部、增城及广州东北郊，先后歼灭铁场伪警察中队、石滩伪联防队和警察所、新塘伪绥靖军1个连、龙眼洞伪军1个连，袭击长宁源头茹村和均和日军据点，在油麻山、黄旗山重建抗日根据地。1944年夏，该大队会同东江纵队挺进粤北先遣队向粤北挺进。9月9日，袭击清远县城。10月中旬，该大队返回增城。11月11日晚，由副大队长郑卫灵、政训部主任杨步尧率100余人夜袭新塘火车站，生俘日军物资供应站长阿南中佐及翻译等，将敌仓库焚毁，毙俘日伪军3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使日军控制的广九铁路半个月不能通车。不久，又解放永和圩。12月，增城永和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东江纵队第四支队成立，以永和为中心，在增城、禺北、广州近郊、从化、花县一带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中共珠江部队决定建立广州郊区工作组，派卢德耀、卫国尧等人以广州河南的沥滘镇为基点，在广州郊区并不时进入市区活动。1944年4月，他们与部队里应外合，活捉了在沥滘一带为虎作伥、恶贯满盈的汉奸“十老虎”中的8老虎和伪联防队员9人，为当地民众除了大害。6月，又抓了驻广州河南石榴岗的日军翻译罗芳嘉。
1944年6月23日，珠江地区武装指挥部副指挥谢立全率广游二支队禺南、顺德、南海大队共300余人，袭击番禺新造镇敌伪据点。新造位于广州东南，驻有敌伪400余人。晚9时，袭击开始，经两小时激战，毙俘番禺县伪第二区长冼尧甫以下100余名，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200余支及军用品一批。
6月26日，谢立全又率广游二支队禺南、顺德、南海大队及民兵约700余人，夜袭番禺市桥。市桥驻有日军300余人和伪军李辅群第40旅1000余人。经3小时激战，游击队攻占了第40旅旅部，打垮伪军3个连，毙俘敌1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0余支，子弹1万余发及物资一批。
其三，深入敌区，建立据点
如前所述，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广州沦陷后的工作布置，在最初阶段不够到位。广州是日伪在华南的统治中心，广东省委撤离时本来布置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一些党员留下坚持斗争，但日军进城后，陆新等人也仓促撤到粤中，致使中共在广州的工作中断了近两年。在这期间，中共不少机构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东南特委、粤南省委等，都是依托香港开展工作，在人员、物资、经费、立足点等方面利用香港的优势，予中共在华南的敌后武装和党组织以支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香港的优势不复存在，广州地位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尤其是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并在广州周边地区活动日益频繁，中共有了积极积蓄力量、把握时机，加强城市工作，以备在条件成熟时抢先占领广州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广州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此外，在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事件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明确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停止活动，但在沦陷区的工作仍照常进行。
1940年6月，中共南（海）番（禺）区委派员至广州，先后在中华中路云台里、惠福路、广东大学等地建立秘密据点。1941年初，中共北江特委派王磊为广州特派员，和一批党员干部潜入广州，以洪门小学、省立二中、广东大学为据点，发展党组织。随后，中共粤南省委、粤北省委、珠江抗日游击队、东江抗日游击队等先后在广州市内或市郊设立联络站或工作组，有党员60余人。
1943年12月，广东省临时工委负责城市党组织的梁广也进入广州，在十三行路以开“华昌京果药材行”作掩护，设立领导机关，开展活动。1944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梁广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省委派陈翔南接替梁广。1945年2月，陈翔南抵达广州。中共不同系统在广州的这些据点和工作组（站），鉴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实行单线联系，各系统之间没有横的组织联系。但梁广及其继任者陈翔南分别与各系统负责人有联系，如梁广与东纵的陈坤，珠纵的郭静之、崔楷权，北江特委的王磊、何君侠以及打入国民党军统内部的张心吾、邓俊贤、苏茂芝等，陈翔南与东纵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曾珍以及郭静之、何君侠等。
潜入广州的中共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职员、教师、商人、小贩、车夫等职业为掩护，一些党员打入南海县伪警察局和伪《中山日报》，有的还打入了汪伪广东高等法院、广东妇女会、国民党军统在广州的地下情报组等机构。他们承担着发展组织，接送来往人员及传送文件、指示，调查、研究沦陷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搜集敌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散发宣传品等任务。如钟达明向东纵领导提交过广州社会情况的报告。曾绘制了大汉奸陈璧君、林汝珩、汪宗准等人的住地地图，提供给游击队准备采取捕捉行动，后因形势变化而未果。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为部队传递文件、提供情报、协助购买日本军用药品，并先后护送党员、干部和战士100多人到东江游击区，在日本投降前夕，还完成了一次向日本宪兵司令部内的反战人员联络、购买一批军火的任务。有的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工人进行各种斗争，如到日伪办的一间化工厂，破坏敌人的炸药原料硝酸铵的生产。
其四，组织群众团体，进行反日宣传
日伪在敌占区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严禁任何反日团体和言论。为冲破日伪的严密统治，中共地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各种斗争。如在广州等地成立了“读书会”“游击之友”和“抗日大同盟”等外围组织。“读书会”要求不高，主要是吸收一些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参加，活动内容是通过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进行思想教育；“游击之友”要求比“读书会”高，秘密串联，经审查考验后才吸收，并举行宣誓仪式，成员是单线联系，每周接头一次。它的成员有时也直接参加一些实际行动，如协助印刷秘密文件，张贴、散发抗日传单等。他们把从东纵、珠纵带出的宣传品如《前进报》、新华社社论等翻印后，以各种方式散发到广大群众中去。1945年6、7月间，广州地下党发动了一次全市规模的宣传攻势，动员了几乎全市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游击之友”参加，约定时间统一行动，一夜之间，将4000多份东纵、珠纵《告全市同胞书》撒遍广州的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
日军侵琼后，中共琼崖特委及时作出了“积极发展民众组织，以增强抗战的力量”的指示，在各地建立起青抗会、妇救会、农救会、儿童团等民众抗日组织。据1942年9月统计，全琼共有县级民众抗日团体9个，区级16个，乡级198个，参加人数达55700多人。各地组织的锄奸团、民运队、救护队、情报站、交通站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委和中共游击队改编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1939年3月改为独立总队）创办《抗日新闻》《每日要电》《战斗生活》《南路堡垒》等报刊。其中《抗日新闻》每3-5天出一期，发行数量很快增至2000份，成为最受琼崖民众欢迎的报纸，对宣传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五，策动日伪反正，开展反战工作
1942年春，香港的中共组织在进行大营救的同时，组织留港人员打进日伪机构各部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图发展。同年8月，有一连伪军反正，投奔到东江游击区。1943年，中共琼崖特委也把“发动伪军反正”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并制定颁发奖励条例和反正证。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矛盾，通过伪军家属做争取工作，注意接收自发反正的日伪军。经过策动，驻各地的台湾籍日军和伪军不断哗变、反正。仅1944年10月至12月，台籍日军携械投奔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就有3起。1945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将各地反正的台籍士兵集中起来，成立台湾士兵解放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在港九地区，1944年春，东江纵队同港九党组织联系，引带投诚过来的日本反战人员潜入香港，与日本人秘密联络和开展反战工作。1945年夏，东江纵队在对日伪军俘虏改造教育的基础上，先后在战俘中建立了台湾人民解放同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等反战组织。这些组织主动到前沿阵地向日伪军开展反战宣传攻势，瓦解日伪军。一些伪军军官在作战中被东江纵队俘虏，经过教育释放，返回广州后愿为抗日效力，如伪军新兵营白营长、陈璧君警卫连张连长、伪绥靖公署高参萧维扬等。萧维扬曾获取日军进攻禺南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及日军军用地图，及时送交了珠纵部队。1945年春，珠纵二支队派王兰化装进入广州，利用她在伪方任职的亲戚，弄到子弹万余发，并由其亲戚设法将子弹送到游击队手中。
三
从总体上看，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在远离中共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情况下，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进行艰辛探索、浴血奋斗取得的，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在华南敌后武装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一直是密切关注并予以实际支持的，也从延安等地派了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参与华南游击队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指挥工作，包括华南抗日部队的重要军事干部梁鸿钧、卢伟良、李振亚、庄田、邬强、谢斌、谢立全等等。张文彬到延安开会，一次就从延安带回干部30多人。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给曾生、王作尧、林平的电报即指出：“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对广东党组织在华南沦陷区这方面的工作做了较高评价。
另一方面，中共在广州沦陷区的活动和发挥作用主要是在抗战中后期，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周旋在敌人统治十分严密的中心城市，机智勇敢，忍辱负重，以各种方式顽强生存和坚持下来，其艰难程度是今天很难想像的，当时组织上很少有经费拨给他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费，基本上需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即“党员养党”。“那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组织完全没有钱拨给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这叫做‘党员养党’”。因此，这些在广州工作的党员，有的靠做苦力为生，如余美庆做泥水工、收购破烂，何雪云上山打柴，肖泛波自己学会做杏仁饼四处兜售。陈友到日军被服厂当搬运工、拉人力车，马禧在日伪广东化工厂做苦工，何君侠开了一间小文具店，崔楷权开了一间柴店，有时要“靠吃粥度日”，钟文钜（即钟达明）夫妇做水客和帮人加工面粉，身体虚弱也得咬牙坚持人力推磨。但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全身心投入民族解放事业，一直到抗战胜利，没有一个人出事和暴露。
同时，为了在敌人心脏立足和打入敌伪机关，他们也尽可能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伪方高级人员的关系，开展各项工作。如地下党员麦道时的姐夫是伪政务厅长周应湘，麦通过这一关系介绍地下党员钟达明到伪机关当职员；何琼堂嫂的哥哥罗庚崇是伪广州市法院院长，何琼通过他找到市法院录事的职位，并介绍另一位地下党员曾珍到法院当录事；地下党员李淑明是军阀李福林的侄女，一个堂叔是伪军团长，李淑明曾通过他帮助地下党员郑鼎诺写介绍信给伪教育厅长林汝珩，请其帮忙进入广东大学；陈新的父亲陈德明留日时是冈村宁次的同学，当过伪增城县长，陈新的姐姐陈淑珍与汪文煦等汪伪上层人员联系密切，陈新等人利用这些关系寻找地下党的落脚点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等等。这种工作方式与党组织有意识的安排有关：“广州、香港保持特派员，用单线领导，基本上根据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方针。现决定全党凡有在城市交通要道工厂、军警有关系的加以锻炼派去工作时，由各地党指定专人负责的直接联系。”
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相对而言，广东党组织在广州沦陷区的力量总体上还较为薄弱，一些工作设想未能来得及实现。例如余慧回忆1945年春组织派她到广州巡视地下党的情况即称：“从广东抗日游击战争形势来说，我们的部队越来越接近广州外围，如何里应外合解决广州的问题已摆在眼前。但是广州地下党力量仍很薄弱，这不能不使东纵和省临委领导同志感到着急。”比较熟悉广州情况的余美庆向她介绍广州的情况，“概括来讲是三句话，广州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地下党力量薄弱。”余慧回到根据地后向东纵领导汇报：“广州地下党已经建立起来，但力量很薄弱，而且分成好几条线，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到1945年7月，林平在广东区党委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谈到在沦陷区和大城市的工作时，还是认为，在1938年10月到1939年秋这个时期，“我们也有弱点，那是忽视了沦陷区和大城市的武装工作”，在1940年到1944年下半年这个时期工作中的不足之一，“是没有把大部分干部转移到沦陷区做敌后的武装工作”。“直到临委建立以后，对于怎样加强部队工作，加强敌后沦陷区的工作，加强农村工作，才与过去有了改变。”林平指出，从总体上看，抗战以来，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缺点之一是“对于武装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广东党组织“当前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我们应加强大城市地下军工作。这个工作，今日来说，我们还是相当薄弱，我们从去年八月以后才注意这个工作，到今天成绩还非常少。今后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应大大加强，我党要特别注意和重视。”
而在林平报告的一个月之后，抗战胜利即宣告来临，时局转变得非常快，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任务也随之有了重大调整。8月14日，中共广东区党委根据时局变化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广东党组织迅速适应这一变化，迎接新的挑战：苏联对日宣战、总反攻到来之后，时局发生了突变，“目前阶段是反攻阶段，以解决敌伪为主，这一阶段便不会长，在广东会更短些。将来阶段，抗战结束，坚持人民解放斗争，坚持实现联合政府的斗争，以全力制止与粉碎内战，建立新中国。”“除非实现了联合政府，不要幻想广东不打内战，相反比其他地方会打得厉害，……必须估计必然与可能产生的各种困难：如严重的内战，解放区的可能缩小，反动地主、特务的破坏，经济物资极度缺乏，干部对坚持斗争无信心……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一切困难的到来。”“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强大的巩固的进退有据的根据地，扩大解放区，扩大主力军，发展地方兵团和民兵，我们的方针是依靠人民，放手发动农民，一心一意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组织他们、武装他们。”指示信最后指出：“时间突变惊人，时光一刻千金，我们必须胜利，也必能胜利，困难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勇敢、快快前进！”实际上，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已经很快地从对日伪、在敌后和沦陷区的斗争，转变为对国民党、在国统区、防止和应对内战上来了。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2期，原题《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作者左双文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