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就开始碎片化阅读了

手机时代,全世界都在碎片化阅读:车站餐厅,田间地头,光天化日,深夜街道。打开手机,划拉开一段,迅速读完,抬头,下车了,朋友到了,开饭了。

很新吗?也未必。

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写作,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呢。

中国文人,向爱写笔记。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里,说类似文字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后世名家,则琐闻、小序、清谈、掌故,聚拢一堆,就是笔记小说了。

在明朝之前,笔记小说其实是文本作品的主流。《庄子》、《世说新语》、《搜神记》,大致都是如此。甚或《太平广记》之类,也是短篇作品。宋朝时更是热闹,欧阳修《归田录》就是典型:大文人如他,既要编史书流传千古,也要写掌故记录日常。洪迈尤其闲得无聊,《容斋随笔》、《二笔》、《三笔》,写个不了。苏轼自己写了《东坡志林》,序言道:

其间或名臣勳业,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僊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

所谓“襟期寥廓,风流辉映,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大概就是后世笔记小品文的精神了。

明朝时,长篇叙事作品流行。自《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到《西游记》到《金瓶梅》,大略都算市民读物。比如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首,当时一度被合为《英雄谱》,是歌颂英雄传奇。正德到嘉靖年间,第二代。民间刊刻发达,神魔小说发展,于是《西游记》出来了。其他演义类继续,比如《宋书志传》、《大宋中兴演义》。第三阶段,隆庆万历阶段,《金瓶梅》出现。从描述英雄神魔,到凡人故事。当然,如《如意君传》,也是这时候出来的。到这时,《三言二拍》出现了。

一句话吧:明朝小说流行的历史,是先历史剧,再仙侠剧,最后,大家都看上婆媳剧家庭伦理剧了——今时今日的电视剧发展,也差不多是这逻辑。明朝时叙事作品的发达,间接促进了印书商与阅读习惯的养成——话本发于宋朝,到明朝大发展,实在不是偶然。人民和书生,都有阅读的需要了嘛。

这或者是晚明小品兴盛的原因。市民们有市民小说可读,文人士大夫如公安三袁等,经史章句之余,文章发之于小品。说白了,许多小品,如张岱《陶庵梦忆》,如李渔《闲情偶寄》,并不是严肃的论文,而是个人情趣,发之笔端,与同一阶层的文人聊做调笑。张岱做《夜航船》更是如此,明知未必能书之竹帛为万世师表,只是如他自己所言,伸一伸脚而已。

小品文说白了,便是明清时的碎片化闲书阅读。读时不必如读四书五经、程朱文章,只读过了一笑而已。作者多半自知难成经典,所以着意轻盈洒脱,所以小品多有性灵轻脱之味,取法于《庄子》、六朝写景文章不少。正经话都闷在公文词章之中了,写写小品,好比工作之余发个微博,写个日记,预期读者也无非是同辈中人,笑一笑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小品大多免不了谈诗、吟花、聊饮食、说家具摆设、说为人处世的原因。说宽也宽,日常生活无一不包。说窄也窄,终究是士大夫一流清谈。比如写吃,从李渔到赵翼到袁枚,都讨厌大蒜与火锅。要让他们当真亮出鲁智深式的豪迈,认可狗肉蒜泥,那是不大可能的;但终究是才子,能够一支笔描出晴暖风物,市井百态,书斋清幽,是其绝佳处。常记得这是群有趣味、读过点书、又懒得端架子,写给彼此乐乐呵呵的文字,就会轻松不少——别指望从中学习到什么,只是神游文字,也就可以了。毕竟他们自己写这些文字时,也没指望会名传后世,只是余力发之于小品,轻柔地自嘲一下,而已。所谓“洒然有以自适其适”,自己让自己高兴而已。(文/张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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