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松江的雷家，从文化艺术名人的角度而言，出了个雷圭元。
雷圭元是母亲的大堂兄。
在我与母亲对话的第一篇《那些来去倏忽的生命》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她的大伯伯（母亲爸爸的大哥）的娶亲奇事：那第一个太太嫁来不久，生下一个儿子，随后患了一点小恙，没有对症啜药而殁。”这个“生下的一个儿子”，指的便是雷圭元。也就是说，雷圭元刚出生，他的妈妈就不幸因病离世。到了2016年5月，上海松江区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办“雷圭元纪念馆开馆暨揭牌仪式”，当时母亲接到盛情邀请，但母亲轻轻说了一句：“不去了吧。”纪念馆对雷圭元的定位是：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家、书画家及设计家。那天我从松江回家，带回几本厚厚的纪念雷圭元的书册，其中有一本《雷圭元艺术文献集》。其中除了有雷圭元自己的专业文章，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过往回忆录和随笔。我择其一段，读给母亲听：“1906年，我出生在北京西河沿，正是我祖父在北京外交部做左参议，擢右丞，并不久出任奥国公使的时期。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雷润民任职外务部，好读书，雇了一个姓刘的奶娘，把我养大。那时我姑母也没有出嫁，她爱我，就把我带在身边。我算是姑母领大的。”母亲默默地听了，遂点头，说当年大房长孙的雷圭元比她大整整19岁，诞辰至今已是110周年。
母亲问我：“为什么要写雷圭元？因为他很出名吗？”
我说出名是一个原因，又不全是。在中国，雷圭元不但是一位图案学和设计学术体系的建构者，还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实践者。他重要的作品，包括他领衔设计的十大建筑的装饰，它们几乎奠定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国设计美学风格。如果中国现代也有“设计美学之父”，雷圭元便是有资格获此称谓的人。但我又获知，作为常年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雷圭元，一生以“教书匠”自谦，低调沉潜，严谨为学，不事张扬。我将带回的《雷圭元艺术文献集》中一篇雷圭元“晚年自述”的两段内容读给母亲听。一段是：“跟我（小时候）一起玩的，还有一个小叔叔，是我祖父的小儿子，生性怪癖，把很好的玩具，有时一气，砸个稀巴烂，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砸坏从奥地利带回来的同真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行驶的小火车）。”另一段：“（从北京）回松江，我从小就‘放野马’，和我的小叔叔一起在家门外的田野中游戏，放风筝，捉小动物，拔茅草，一放学（家里有一个私塾），就找不到人影了。”
母亲听得很认真，还问：“这是雷圭元写的吗？”然后点头，“对的，这里他写的小叔叔，就是你的外公。”
我说，雷圭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外公——你的爸爸了呀，那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回忆和他在一起的事情呢？
母亲缓了一口气，但又说，这要容她想一想，因为，对雷圭元，回忆显得烟云缥缈，距离很远。
再过几天我和母亲见面，她面前的茶几上是那本厚厚的《雷圭元艺术文献集》。母亲说她这几天把这本书翻过了，主要看了雷圭元自己写的回忆文章。她说回忆文章蛮有意思，她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位曾经出名的大堂兄的实实的形象、长长的过往。
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雷圭元要比母亲大了一代人的年龄。他的许多人生经历和故事，对母亲来说也是陌生的。她把书打开，翻到雷圭元1929年23岁的时候，和祖父雷补同大闹一场，要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动静很大呢，因为祖父要雷圭元这个身为长子的长孙为雷家结婚传宗接代啊，他却要逃出这个家，还要去外国，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我有些不解：那曾经出使多国的外交家雷补同，在这件事上应该豁达开明，对自己的大孙子想去国外学习深造不应出手阻扰。母亲听了摇头，说辞了官当了祖父的雷补同，已不是早年奋斗做官的雷补同了。他思想日益保守，安排所有的一切。家族以他唯上唯大，下面所有人都以他为中心。母亲的家族，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例子。当年雷圭元算是“逆天而行”，并仅需要区区300大洋做出国盘缠。雷补同怒而拒绝，愤而“不送”。最后还是雷补同的女儿——雷圭元的姑妈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暗交于他，使雷圭元终于插翅起飞，奔向法兰西。与他会合的同行好友，就是日后名声大噪的的诗人艾青。
母亲突然一抚掌说：“记起来了。”那是和雷圭元印象很深刻的一次见面。在1947年的上海，彼时母亲自己也已毅然从松江的家中出走，独立在上海生活打拼。见面的地点在南京路上的新雅饭店。请吃饭的主人是母亲的“三伯伯”，雷圭元应叫他“三叔叔”。这顿饭，母亲清楚地记得，当时新雅饭店有一道非常独特入味的点心：银丝卷，外面裹着一层嫩嫩薄薄的透明皮子，里面的“丝”一根根全看得见；将甜而不腻的白面“丝”扯开来吃，很是新奇。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饭桌上雷圭元直接对着母亲说的话：“吉弟，在我们雷家兄弟姐妹中，如果我是第一个逃出松江这个温暖又可怕的家庭的话，你就是第二个逃出来的。我们都靠自己走上社会。尤其你，一个弱女子，更不容易。”母亲说，这几句话，真是说到她的心里去了。逃出家庭独立生活，酸甜苦辣尽尝。她说当时眼睛湿了，心里很暖，至今仍然可以回味。
出了名的雷圭元自然有对他的社会性评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要创建者；学贯中西的图案理论家；终身奉献的教育家；勤于实践的设计家；独具品味的画家。我把这些提升到一定高度的评价说与母亲，她只是无声地一笑而过，旋即又有些兴致上来：“要我说，他这个人，除聪明外，还很幽默的。”听出来，说雷圭元幽默，是比聪明还要赞赏的。
雷圭元画作《风味长留记忆中》
接下去，母亲的记忆被唤醒了。有关雷圭元幽默趣味的故事，收都收不住。
母亲七八岁的时候，二十五六岁的雷圭元已从国外回来，居住杭州。有几年的暑假，他和妻子二人回松江，探亲休息。回来时，总是带给各房弟妹、表妹们礼物，或杭州的油布伞，或非常雅致的折扇。有一次，彬哥（三伯伯的儿子）请他画一幅画，他欣然应承，马上取来纸笔，当场作画。画的是什么？是各式各样的慢慢爬行的乌龟；一只乌龟，两只乌龟，一只又一只乌龟。一张纸上，画了多少只乌龟？弟妹们数起来，整整一百只乌龟啊。而且，每一只乌龟都是不一样的，一百只丑丑的乌龟在一起，真的是一幅悦目的“百龟图”。
当年为家里众口烧饭的佣人叫“阿金根”，也知道雷圭元画得好。而且因为这个“大少爷”脾气好，就大着胆子问：可不可以在雷家的灶头上面为他画一幅画？雷圭元一口答应，便在雷家灶台的空白处挥毫画起来。没多少时间，画成，大家鼓掌。想不到雷圭元再一挥笔，写上如下几个字：阿金根画。
曾经，母亲几个弟妹好奇地问比他们大许多的长兄，你在杭州干什么呢？他便“很形象”地告诉他们：有几次，在美丽的西湖边，久久地坐着一个身着女装的老太太，素雅，淡定，又有一丝愁绪。这和西湖景色一起形成了一幅人文风景画。有陌生人便上前，要与她景中相聊。最后发现，她不是她，而是他——雷圭元装扮而成的。他对弟妹们说：“行为艺术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在杭州做的一项工作。”
我再给母亲读了一段文，晚年的雷圭元对自己如此描述，“我在散步时看见一棵柳树，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只剩下一张皮，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吧。但抬头一看，树梢上又发了芽，蓬蓬勃勃一片绿色，使我想起两句诗：‘老树已成铁，逢春又着花’。”
母亲听之若有所思。旋即进屋，再出来，手里拿着一方小小的图章，递我手上。“这个章，是我10岁左右的时候，雷圭元为我们家四个表妹堂弟妹刻的。我拿着很喜欢，以后工作了，每个月领工资，要盖名字的章，我一直用着它。”
我眼前，顿时有了母亲年轻时盖章时的形象，也有雷圭元一刀刀刻这个章的形象。
我将在雷圭元纪念馆拍到的一幅画作给母亲看：水墨画中，是相叠几层的松江的蔬菜瓜果及四腮鲈鱼，生动鲜活，画幅右边从上至下一句题词：“风味长留记忆中”，时间为雷圭元晚年的1986年。画此画的雷圭元在遥远的北京，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母亲却是另一番说法，她问我：“你知道我这位大堂兄对家里不高兴之后极少回来的原因吗？”母亲说了一个事实：“原来祖父留给雷圭元长房长孙的100亩地，后来被他的继母一句话也不商量就卖掉了，他知道后好气好气呢。”
真是如此？
母亲笑起来：“反正这地，还是不要的好。有了这地，雷圭元解放后的出身成分就不对了嘛——地主啊。”
倒是的，如果真的是“地主”，母亲的这位大堂兄还能这样出头出名吗？（文/郑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