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男，一九四〇年生，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五九级导演系毕业生，电视剧《大宅门》的导演和编剧。郭宝昌身世传奇，经历坎坷，自幼被卖进豪门，在同仁堂乐家经历宅门恩怨与时代变迁，本文是他笔下真实的人生故事。
郭宝昌
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用在婚姻上真是再恰切不过了。窝囊的男人必娶个争强的老婆，洁癖的女人必嫁个邋遢的汉子，儒雅的丈夫必配个蛮悍的妻子，精细的婆娘必找个马虎的爷们儿……这我见过太多了，怎么也闹不明白，老天爷是怎么想起这么配对儿的，还真是，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对立统一，挺合理。有矛盾才有和谐，一个巴掌拍不响，两只手互相打击才拍得出响，就是鼓掌叫好，互打才能有好。当然，打过了头，手掌也是要红肿的，没有矛盾对立就好不成，那不叫和谐，叫顺拐！
一九四八年，二姐已经是三十多岁的老姑娘了，这么多年一直嫁不出去，因为她恶名远扬，出了名的泼辣蛮横。她是二娘生的，二娘生下她没多久就染病去世。怜其幼失母爱，家人都对她比较偏护，老爷子也总是宠着她，娇纵惯了就越来越没样儿了。
小时候喜欢赖床，早上不起，在被窝儿里吃早点，赖到下午两三点钟，才磨磨蹭蹭地起来吃午饭。养只波斯猫，在被窝里和猫一玩儿就俩钟头，谁也叫不动。直到有一次老爷子真火了，踹门而入，掀开被窝就一顿暴揍，老爷子一向手黑，几巴掌下去那小屁股就红肿起来，打得她两三天疼得没法坐。管用，以后只要叫不起，就说老爷子来了，立马一跃而起。不管跟谁，只要打起架来，拳打脚踢混不吝。打输了吃了亏，就满地撒泼打滚地闹，是真滚，躺在地上来回地滚。你不理她躲着她，不行，她死跟着你骂，从院里追到屋里，从屋里追到厕所，无论男女，你坐到马桶上，她就站在马桶前，指着你的鼻子骂，词儿也多，也不知道跟谁学的，一串儿一串儿不停歇地骂，连个逗点儿都不用。嗓门儿贼大，调门儿贼高，吵得里外各屋谁也甭想消停。上小学了，学校离家门口也就三四百米，宅中子弟都是走来走去，她要坐车。宅里有两辆自家的三轮车，一辆双人的，一辆挎斗的，常年雇着大麻子、二麻子两兄弟蹬车，她每天上学两个来回儿都要坐车，还必须是二麻子的挎斗三轮，摆小姐的谱儿。看见别人的衣服好看，她就要做，做好了又不穿，挂满了一柜子，差不多都没穿过，可看见别人衣服好，她还要做，样样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说起吃，更刁了。订好了去便宜坊吃烤鸭，她非要去吉士林吃西餐；全家都吃打卤面，她非要吃包子；全家都吃涮羊肉，她非要吃什锦火锅，还得菊花锅——那做起来是很麻烦的，白菜粉丝垫底，要码上炉肉、鸭条、猪肚、炸腐竹、小丸子、肚片儿、虾仁儿、豆腐泡等等，用高汤闷好了后，浮面撒一层黄白相间的菊花瓣儿。她倒从不护食，招呼大家一起吃。郑厨子经常叹气道：唉！光二小姐一个人儿我都伺候不过来。有一天，她的表哥、四房的老十二（京剧名票、著名琴师）带她去荀慧生先生（与梅兰芳齐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家玩儿，还吃了顿饺子。回家后就闹着要吃掐菜烤鸭馅儿的饺子，郑厨子没听说过，只好跑到荀家找人家厨师请教。原来是用豆芽菜掐去两头儿，不切碎，再加一片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切碎，调以自制的酱汁做饺子馅，真是闻所未闻，怎么想出来的？！还别说，真他妈好吃，如邓丽君的歌中所唱，“叫我思念到如今”。
就这么一位小姐，谁敢娶？尽管门庭显赫，家财万贯，也没人愿意捅这个马蜂窝。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女张飞”，她还很得意，经常在酒席上聚会中大喊大叫地耍活宝，说段子逗馊哏。叫她安静点儿，她就越发地张扬着奓着膀子举起双臂，做老虎扑食状吼道：“我是鸭子呱呱呱，我是张飞哇呀呀，哇呀呀呀……”接着就冲着每个人的脸，学着京戏里大花脸张飞打“哇呀呀”。从小到大都这样，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挺可爱的，性格烦人可生性诚实善良，直率天真，她表面是什么样儿，心里就什么样儿。不像宅门儿里太多的人表面斯文有礼，心里藏奸耍滑，她是透明的，想什么全说出来骂出来，不记仇不背后玩儿阴的。可这脾气就是不招人待见，好一阵子，人们都躲着她不理她，叫她很孤寂了些日子，没对手打架也是很失落的，可你倒是改改脾气呀，不改，也改不了。
令人奇怪的是，她还有两样特别的爱好与她的脾气特不合槽儿。一是酷爱京剧，会唱不少戏，谭派老生，嗓儿冲，没的说。一个嘎调能唱到high C，高亢嘹亮，韵味十足。她能守着留声机听一下午谭鑫培老板的《 四郎探母》，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完全是个敏而好学的乖孩子形象。酒席宴上，她约我和她的表嫂顾三太太（程派青衣）三人一起唱过《二进宫》，我勉强能够上她的调门儿，还听她和她侄女雯姑娘唱过《武家坡》。她还有一个酷爱是弹古琴。老爷子痴迷古琴，收藏了几十张国宝级的名琴，在海淀花园子专门修了两层小楼的“十二琴馆”，还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二姐有两位师父，一是她的大姐、被称“中国第一女琴人”，一是驰名大江南北的古琴大师管平湖。二姐迷上了弹琴，而且府中的女眷几乎无一不喜琴，连老爷子大姨太的贴身丫头都弹得一手好琴。二姐只要弹起琴，则焕然两人，不但温文尔雅，在老师面前也毕恭毕敬，一副淑女的样子，人燥，是弹不了古琴的。中国传统器乐中，若论高雅，唯推古琴。母亲说，古琴是神乐，只要入我门中，就能显出人的真性情，也许吧。
“缘分”是个说不太清楚的词儿，特别在婚姻上，有包办的，有介绍的，有自由的，有持久拉锯战的，也有偶遇而一见钟情的，女张飞和艮萝卜的婚姻属于最后一种——一见钟情。艮萝卜是二姐夫的外号，形容此人干、艮、倔、藏，少人情味儿，无理，不留面子，没商量，少情趣等等等等。这种人大多不合群儿，不可理喻，社交场合不受欢迎，叫人敬而远之，像半生的或长得过了头缺了水份的萝卜，就一个字儿：艮！他那张脸就艮，颧骨、腮帮子、下巴颏棱角分明，面色青灰，像无规则的削了几刀的青萝卜。毕业于黄埔军校，一直追随军校副校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麾下反蒋，曾一度任李主席的秘书。李主席与老爷子是故交，在一次宴会上，艮萝卜削了一个苹果给二姐，情感上十分孤寂的二姐备受感动，而且，穿上军装的艮萝卜很有些冷峻、挺拔的军人气质，平常走路都是咔咔的军人步伐，于是一见钟情，非他不嫁，并决定一九四八年秋举行婚礼。可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局发生了大变动，天津失守，北平成了孤岛，八路军（那会儿大家都这么叫）围城，还炮轰了南苑机场，站到房顶上能看得见南边半空里滚着团团的黑烟。出外打探消息的仆人郑老屁回来说，八路军那边有照妖镜，能照见北平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照准了就开炮，一打一个准儿。家里人吓坏了，除了在门窗玻璃上都贴上纸条子外，还在堂屋里搬来三张大条案拼成一排，上边儿蒙上了厚厚的棉被棉褥子，大白天的钻到案子底下躲避，一旦炸得房倒屋塌，至少不被砸死。只有老爷子和二姐不钻，说宁可炸死也不受那罪。时间一久在案子底下就太过无聊，干脆，案子两头儿的被子支起来，点上两盏煤油灯，打麻将，连吃饭都叫老妈子送到案子底下吃。一打麻将，这世界立马儿全太平了，孩子们熬不住一个个全溜了，二姐却钻了进去，她不是怕炮弹，她有麻将瘾。也就那么三五天，忽然传来消息，八路军说了，要让北平老百姓踏踏实实地过个年，春节期间绝对不攻城，不打炮，这才都疑疑惑惑地钻了出来。偶尔还有炮声，说是八路军闲着没事打着玩儿的，说打两炮？打两炮。放的是空炮，没炮弹。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八路军这叫什么玩儿法？就这架势还结哪门子婚呐，再说那艮萝卜姑爷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小半年都没照面儿，二姐又孤寂起来。
没等到春节，傅作义与八路军和谈成功，八路军进城了。打探消息的郑老屁在前门大街竟看见了七八年前为逃婚而出走的孙少爷打着红旗走在解放军的队伍里，着实地叫老爷子吃了一惊，大宅门里出了共产党！这是另一篇文章了。
《大宅门》中部分角色的原型来自郭宝昌生活中见到的人物
艮萝卜露面儿了。新政权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邀李济深主席参加，他陪李主席来到北平。老爷子在家中设宴招待。二姐很着意地打扮了一番。艮萝卜陪同李主席在府门口下了汽车，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家里人都被禁在屋中，老爷子只带了二姐在府门口迎接。艮萝卜一身西装，派头十足，一直陪侍在李主席左右，很是风光。孩子们都关在屋里不许出门，不许吵闹，我是最不安分的，偏偏站在东廊子的门口边，想看看这位大人物什么样，老爷子走在最前面亲自引路，走到我跟前狠狠捅了我一下低声喝道：“进去！”我忙退回屋里。艮萝卜迈着军人的步伐咔咔地随李主席走过去了，二姐在最后。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宴会进行中间忽然停电了，这在当时可是常事，可能是供电不足，经常是分区停电。只见仆人们轻手轻脚地跑来跑去点廊子上院子里的灯笼，厅里的吊灯蜡烛也点亮了，有点儿混乱。这时艮萝卜给供电局打了个电话，口气很厉害，说李主席正在参加一个宴会，为什么停电了？！果然也就十几分钟吧，电来了。都说二姑爷神通广大，当然，二姐也面上有光，这样的男人，那个姑娘不仰慕呢。孩子们都跑到大门外看停在门口的小汽车，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小汽车，想看看车里边什么样儿，一脸严肃的司机站在车旁，不许我们靠近。还听说为了安全，汽车身是通了电的，谁一摸就放电，打你一跟头。也只能远远地看着。
在这次宴会上定下了二姐婚礼的日期。北平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了，只是听说上海解放以后，蒋介石的飞机仍去轰炸过，而且扬言还要空袭北平。所以北平市民还要有防空准备，一旦飞机来轰炸，事先会拉警报，赶紧躲起来就是，这闹的人心里还是不大踏实。
婚礼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当年大姐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办的。西式婚礼，很隆重，宾客满堂，西服革履长袍马褂什么打扮都有，还有很多记者举着相机窜来窜去地拍照。我被带到了一个角落，母亲忙里忙外顾不上我，一个花枝招展三四十岁的老女人负责招呼我。老爷子作为主婚人上台讲了话，不知怎么了，结结巴巴不知说了些什么，下面的人都嗤嗤地笑。直到用餐了，我才看到新郎新娘，两人缓缓走来，穿过各桌向客人们点头致谢。二姐的婚纱十分华丽，拉纱的少男少女是二房的两个孩子，艮萝卜穿着一身西服，挺帅的，只是铁青着脸，谁都不看，也不点头。侄子猴三儿提个装满各色电光纸碎片的大花篮，跑前跑后起着哄地往新郎新娘头上撒，婚纱上沾了好多五颜六色的碎片。宴席是西餐，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看着桌上的刀子、叉子、勺子完全不知所措，老女人耐心地教我怎么用。乱乱哄哄吃得正来劲儿，忽然听见一个什么人大吼一声：“空袭警报！美国飞机来轰炸啦！”。人们先是一个静场全愣了，接着便乱了营，高喊着：“快跑！快跑！”我被老女人拉着跑了出去，一直把我推上三轮车送回了家。结果呢？根本就没什么空袭警报，虚惊一场，好好的一个婚礼被搅合了，第二天才知道，是艮萝卜得罪了一个小报的记者，就弄了这么一个损招儿。老爷子说看见没有？这位姑爷整个儿一愣头青，不知深浅，宁可得罪大总统也不能得罪记者，记者都坏着呢！二姐哭了一天。我母亲只是说不好，不好，太不吉利，长不了，长不了。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婚姻长不了。其实，合府上下所有的人对这婚姻都不看好。先不说这长相，二姐长的圆圆乎乎像麻将牌里的一饼，这位姑爷长的干瘦巴巴像麻将牌里的二条，这俩人搁到一块儿它不是一副牌呀！再说二姐那脾气秉性，遇见这么个愣头青，还不得天天吵日日闹，早晚得吹。
可这段婚姻的发展，并没像大家预料的那样，这就得说说这位姑爷了。艮萝卜这个外号是大伙儿后来给他起的，他从未表示不满或异议，当面叫他他也不恼。二姐自从嫁给他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只要有艮萝卜在场，二姐一改粗喉咙大嗓门的习性，变得细气低声很儒雅的样子，有了口角也不骂街了，只是嘟囔嘟囔而已，更不用说撒泼打滚了。众人议论，出了什么事了？这不正常啊？当然也都愿意往好了想，和谐了吧？直到有一天出了个不是事儿的事儿，才觉得不对了。艮萝卜行事一向不按常理出牌，比如，他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屋里不管就一个人还是一屋子人，他推门而进却视而不见，或找个地方坐下抽烟，或喝着啤酒来回走动。大家习惯了，也从不和他打招呼。他和你聊天，正聊到兴处，也不是个结点，他突然起身说：“走了！”把你往那儿一扔，转身而去，弄得聊天的人一脸茫然，是哪句话得罪他了？没有啊！这种突然袭击让人无法预判。可是二姐不管是吃着饭，还是聊着天办着事，总有一只眼时时瞄着艮萝卜，只要听他一声“走了”，就立马儿停止一切活动抄起外衣小跑着跟了出去，根本来不及和任何人打招呼。开始大家都理解为是夫唱妇随，二姐改脾气了，可那天不对了。
二姐在西里间和老爷子的大姨太聊天，没看见艮萝卜走，等她不经意地往院子里看了一眼，竟发现艮萝卜正在走出垂花门，她像弹簧一样地蹦了起来，抓起手提包向外奔，一路小跑追去，可不到一刻钟又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说紧赶慢赶到了公共汽车站差一步没上了车，艮萝卜先上车走了。一摸身上忘了带钱包，向母亲要了两毛钱，又匆匆地走了。母亲说四十几岁的人了，还这么马虎。保姆说，不是马虎，也不是忘了带钱包，是根本没钱，全身上下一分钱也没有，春节时还向她借了五元钱，到现在也没还。大家都惊了，怎么会呢？向保姆借钱？这是没好意思开口向娘家人要，钱都上哪儿去了？一张汽车票才四分钱啊！
这就要说说各房头的收入了，族中四大房头分四大股，每季股息下来，不管各房头多少人，都均分一股。三房老爷子这股往下再分七股，老爷子一股占二分之一，其余二分之一由二子二女二位妻子分成六股，每股人民币一千多元，这只是公中的，各房还有各房的私产，比公中的还要多，两三千都不止。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天文数字了，那时两口子过日子，每月有个六七十元工资就可以穿得衣冠楚楚，吃得满嘴流油了。那么二姐的钱都哪儿去了？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到上房打招呼，一掀里屋门帘，只见二姐拉着母亲的手在哭，我忙退了出来。后来母亲告诉我，二姐自打结婚以后，每季发的股息，必须全部交给艮萝卜，而且一分零钱都不给她。母亲奇怪了，你找他要啊！不给，还骂人，急了还动手，二姐无力反抗，这还是当年的女张飞吗？！艮萝卜在一九五九年李济深先生去世后就没事干了，被安排到一国家单位的总务科做了庶务，其实就是管理勤杂工，每月工资那会儿都叫四百二十大毛，就是四十二元钱。都劝他别干了，太掉价儿，他不，他绝不吃软饭，只要有工作自己能挣钱，腰杆儿就硬，就是一家之主，一家之主首要的就是掌管财权。这是个硬道理，族中各房头均有吃软饭的姑爷，大多被姑奶奶管得严严实实，二姐还不如保姆，做饭买菜，日常杂用等等，保姆手中总是得有些钱的，二姐没有。还有个最要紧的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二姐怎么一直不怀孕？原来这艮萝卜就是冰炭一块，浑身上下没一点儿热乎气儿，几乎没有夫妻生活，偶尔他心血来潮弄咕几下子，完事儿就完了，从不知什么叫亲热。母亲摇头叹气道毁了毁了，这哪儿叫两口子。也不敢跟老爷子说，一九五三年柜上公私合营以后，老爷子的精气神儿一下子就垮下来了，一阵一阵犯糊涂，刚吃完饭就又叫开饭，半夜三更醒了非要去逛王府井，这些个烂事你就是跟他说也没用。自那天以后母亲每月都给二姐一些零用钱，还帮她还了债务，还得瞒着艮萝卜。
……
大饥荒的一九六一年，春节快到了，我母亲悄悄地跑去各家送吃的东西。那时候的两桶肉罐头可以换一金戒指，家家都无度荒的准备。最令人惊异的是，我母亲在一九五九年一入冬就说要闹饥荒了，备点儿吃的吧。可那会儿市面上一片繁荣，各种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怎么就闹饥荒了？从十二月起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一月，整整两个月，母亲大包小包不停地买回各种罐头食品和高级香烟，全部堆放在我的屋里，立柜里塞满了一两百条香烟，全是好烟呐，中华、牡丹、云烟、上海、红塔山……各种肉罐头：午餐肉、火腿肉、凤尾鱼、沙丁鱼……连我的床下都塞满了，我愤怒了，不要再买啦！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没饭吃？这是阶级敌人造谣，搞破坏！可母亲不听，一直到我屋里满坑满谷再也没地方放才罢手。谁也没想到啊，一九六〇年春节一过，市面上突然所有的商品都消失了，一切凭票供应了，连女人的卫生纸也凭票买，一月一张只发给女人。最抢手的商品是粮票，金子都不行，它不能吃。有粮票也很难吃到正经粮食，当时学院食堂的窝头，一个二两，其实用粮一两都不到，掺上白薯叶子先蒸一道，再用加了超声波的管子的蒸锅吹一道，蒸出的窝头比二两的还大出一圈，取名曰“双蒸窝头”。不能用手拿，要铲起来慢慢地往碗里顺，一拿就成碎末了。营养不良，人多犯浮肿病，俩人一照面看看脸浮肿了，便戏谑道，您也双蒸窝头啦？！我有时与一些年轻人说起这些情景忆苦思甜，叫他们知足吧，要珍惜当下，你们赶上好时代了，好多小青年不信，说哪儿跟哪儿的事呀，瞎编，别逗了您！哎呀，我逗你干什么？闲着没事儿了我！一九六一年四月，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二十六届世乒赛，不能叫外国人胡说八道，体育馆大厅里设立了点心专柜，凡看球的人可买一斤高级（价）点心，不要粮票，一斤五元，那时我们学院食堂一人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七元钱，我买了十天一张的套票，只看了两场决赛，买了两斤点心，其余场次均被朋友们、同学们抢着去了，主要为了去买那一斤不要粮票的点心。
出了什么情况了？通过学习讨论、听报告才知道是苏联修正主义搞的鬼，是苏修头子赫鲁晓夫那个秃驴搞的鬼！他居然说中印战争，是为了边境上一块不毛之地而战，我们愤怒地说，你赫鲁晓夫的脑瓜才是不毛之地！因为他头上大面积秃顶。我们勒紧裤带，发愤图强，誓与苏修决战到底！
可口号并不能填饱肚子。母亲节前悄悄叫了一辆三轮车，给各家去送罐头，很秘密的，那时候拿着一提包吃的满街跑，很危险的。二姐家冷冷清清。艮萝卜没下班，保姆走了，因为她是山东人，用的是地方粮票，北京不能用，养不起了，只好回了山东老家。看到母亲送的东西，二姐很感动，大大舒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凑合着过年了，她特别佩服我母亲怎么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手里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我母亲的储备真的救了不少人，特别是那些穷亲戚朋友。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二姐家，见她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没了保姆，还能这么整洁，难为这位姑奶奶了。母亲忽然发现二姐额头上有一大块青紫，挺显眼的，问她怎么弄的。天呐！这才知道十几年来，二姐一直忍受着艮萝卜凶残的家庭暴力，这块青紫是他用皮带抽的。母亲真怒了，说这次一定要等艮萝卜回来讨个说法。二姐慌了，说千万别，弄不好将给她招来更大的祸事，叫我们快走，三十晚上一定回娘家给老爷子辞岁。
回来的路上，母亲心绪极坏，说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千金小姐怎么如今落到了这个境地，这艮萝卜真该千刀万剐！可家里也有不同的声音，说二姑奶奶这种人就欠艮萝卜这样的厉害角色来治她。一物降一物，这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这也叫缘分！
尽管在族中艮萝卜的口碑不怎么样，他对我一直非常客气，有两件事我始终忘不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抽烟了，小孩子抽烟总是被人指责说三道四的。在家里没人说我，来的客人还经常送我两包只有首长在内部才能买到的特供烟。有一天在院子里，艮萝卜来了正好遇见我，好像早预备好了，他“嗯”了一声把两匣吕宋雪茄塞到我手里，转身进了北屋，一句话也没有。我也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当然他也不需要。我回书房一看，真是两匣上佳的吕宋烟呐。匣外层包着一层玻璃纸，两个长方形的扁匣子是菲律宾木的，木质柔滑有细细的黑色暗纹，封口是烫金的暗紫色商标，打开一看，里面分成五格，摆放着长短粗细不同的五种雪茄，每支烟腰上也都裹着一圈儿烫金的商标，美极了，一股优雅的高等雪茄烟叶的香味儿轻轻飘上来。这怎么舍得抽呢，我在书架上放了半年多，还经常拿下来看一看，嗅一嗅，分明是个可欣赏的艺术品。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才在重要的场合拿出一支来点上摆谱儿，两个空匣子一直到八十年代大搬家时才丢失。到现在也闹不懂他为什么送我这两匣雪茄，在他的行为中这是很破格的。因为他从不送礼。
还有件事，就是大饥荒年代，我经常带我的哥们儿弟兄和同学们到家里来吃饭，我们班的同学大概只有两三个人没来过。那真是一群饿狼啊！常年吃不饱，每次吃完走了以后，桌上便留下一大堆空罐头盒，大家都特别由衷地表示谢意。我心里很愧疚的，大家都在挨饿，独我衣食无忧，三年饥荒我的肚子确实没受一点委屈。有一次艮萝卜看见了，突然对我说：“不要叫同学到家里来，很麻烦的！”这么多年经常见面，他跟我一共也就说过十几句话，也都是随意打个招呼的常规套话，可这句话却叫我一怔，他说得很正式很正经很严肃。什么“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很奇怪的一句话，我没当回事儿。同学照来不误。直到六四年我被揪出成了反革命才恍然大悟。艮萝卜这个人虽然从不谈政治，但他的政治嗅觉相当的灵敏。
整我的专案组令所有来我家吃过饭的人进行揭发，吃过几次？吃的是什么？大概可以折合多少钱（这份罪证材料我至今还保留着）？于是就有了一组数据，在全院师生的批斗大会上，专案组长宣布了我一系列罪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反动学生郭宝昌，利用国家困难时期，以请客吃饭为名，拉拢革命同学，腐蚀工农子弟，花了一千多元，终于打入了团内，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阶级敌人打响了筷子头上的枪声。”看到了吗？这就是“麻烦”，这就是艮萝卜说的麻烦！我当初为什么就没往这上面想呢！
一九六九年初劳改队解散，我回学院等待处理，偷偷去几家探望了一下。大姐一家搬走了，情况不明；侄子猴三儿被赶去乡下；侄女大芹被赶到乡下生活无着嫁给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堂房二哥一家五口，打死了俩，二哥被打残后自杀，有个养女也造反跑了，只剩下小夫人一个人；六嫂家还好，都活着，四合院已被占领，一家六口挤在南屋的一间平房里，屋中搭了一个大通铺，六嫂苦笑着说成了集体宿舍了，又拿出一盒“大前门”烟给我说买不起好烟了，凑合抽一根吧。说起了运动，六哥还死撑面子说托毛主席的福，我没挨打。其实不是的，我有个老同学就住这个胡同口，说那天亲眼所见，这条街的人都来围观看热闹，六哥跪在街上被打得七荤八素，六嫂的化妆品全被砸碎，弄得满条街都是香水味儿。
来到二姐家，一进大门就觉着不对，这是大杂院儿了，院子里站着六七个穿着军棉大衣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革命小将，有俩人在生炉子，冒着浓烟。一个女孩子问我找谁，我说找谁谁，她顺口说道，他呀？早死了，我又问他爱人呢？她说搬走了，早不住这儿了，我又问她搬哪儿去了，女孩子的眼神立即变了，上下打量着我问，你是她什么人呐？我知道坏了，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太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了，我要说是找二姐，我就甭想走了，立即会被揪斗，忙撒了个谎说我是天津来外调的。那是个外调满天飞的时代，揪出的反动分子太多，为了落实罪行真假就要去外面原产地调查取证，就叫“外调”。女红卫兵立即放松了，说她搬到了表姑家，在遂安伯胡同。我忙退了出来，松了口气，好险！直到一九七二年，我才从母亲口中知道了真实情况。运动一开始艮萝卜就被揪出来批斗了，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反动军官、反动资本家、国民党特务，被小将们用皮带（居然也是皮带）抽得体无完肤，终于不堪忍受从五楼跳了下去，摔死了。结论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二姐被革命居委会作为反革命家属管制起来，总算全须全尾儿的保住了性命。
一九八〇年政府为被查抄过的人员落实政策，归还查抄财产，我母亲已去世，我当然是我母亲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待我去落实政策办公室办继承人手续时，不行了，我已被起诉到法院了。太荒唐了，我们三房的小大房和小二房联合二姐一起在区法院把我告下来了，告我是外来户，是野种，没有任何养母子关系的证据，根本没有继承权。我太了解二姐的为人了，她绝不会带头儿起这个哄，一定是被小二房的人忽悠起来的，再加上她当时确实生活困难，一直寄人篱下，应该是半推半就上了贼船。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和善亲切，情同姐弟，而且我母亲只比她大四岁，是母女关系，却情同手足、朋友一般，长期地关照她，她也明知我们母子关系是老爷子认定的，怎么好意思拉下脸来和我打官司？太没良心了吧？！我这个人又从来对财产视若粪土，以剥削二字为耻，公私合营前，母亲执意把财产过到我的名下，把股东身份换成我的名字，我坚决拒绝，很多人出面劝我说服我，我也毫不动摇。自食其力，凭本事挣钱，是我的不二信念，这真要感谢党多年对我的阶级教育。可我就纳闷儿，我这样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后来怎么就被打成反革命了？有位朋友说刘少奇、彭德怀都反革命了，你他妈算老几呀！这话我心服口服。
一家人上法庭打这种财产的官司太丢人了，我提出把财产分成两半，我拿一半，其余一半分给他们，不行，他们要全拿，至于给我多少，要看他们高兴。我怒了，那就打官司吧！区法院的办案人员真是厉害，他们取证时，居然找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亲眼见证了我母亲买我的时候签下了过继文书。我胜诉，他们不服，又上诉到了中院。开庭那天，很冷，狂风大作，灰沙扬尘。在中院门口，与二姐相遇了，她穿件棉大衣，围着线围脖，裹得挺严实，眼中充满了忧郁和惶惑，对我说：“宝昌，咱们一家子怎么跑到法院门口来了？从小到大咱们可没红过脸儿，怎么就打上官司了？你不是说分出一半儿吗，我同意了，咱们不进去了成不成？”我说：“二姐，不成！晚啦，这官司是你们非要打的，这都到了法院门口，左脚都进去了，右脚也跟进去吧。”中院开庭也就是走个过场，二十几分钟就宣判了，维持区院原判。这是终审判决。
从法院出来，往东走不远就是新桥西餐厅，我请一直陪我打官司的几位哥们弟兄去吃西餐，餐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们在最北头靠窗的一张餐桌前坐下了。真是巧了，不到五分钟，二姐他们一帮人也走进了餐厅，互相张望了一眼，二姐他们便默默转身坐到了最南头也是靠窗的桌前。不知怎么了，我心里特别特别的别扭，说不清道不明的，没有一丝一毫胜利者的心态。新桥西餐厅，曾是族中在五十年代各房吃西餐的大本营，我与二姐无数次的一起在这里吃过饭，如今竟成了陌路人。毕竟我们一起生活过二十多年，毕竟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养父，毕竟老爷子对我有二十四年的养育之恩，这结局，好吗？对吗？我忽然觉得我也挺没有良心的！
生活、命运，理不清，扯不断，闹不明白，不懂！我忽然想起马三立先生的一个相声段子：逗你玩儿。
本文节选自郭宝昌新著《都是大角色》（活字文化策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