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86岁的葡萄牙裔英国艺术家葆拉·雷戈（Paula Rego）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具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力。
近日在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举办的葆拉·雷戈回顾展呈现其百余幅作品，包括拼贴画、油画、大幅蜡笔画、水墨、铅笔画以及版画，从上世纪50年代的早期探索，到著名的《狗女和堕胎》（Dog Women and Abortion）系列，再到2000年以后层次丰富的场景绘画，展览横跨其70年的艺术生涯。无论是魔幻现实还是直接映射，雷戈的绘画揭露了人性中人们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她自己这样说道，“绘画能够揭示那些你对于自己都保密的事情。”
葆拉·雷戈，1988年 图：Nicholas Sinclair
雷戈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她的家庭崇尚自由，而彼时的西班牙正笼罩于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独裁统治之下。艺术成为了雷戈追求自由的出口，其早期的作品具有大胆的政治意味，例如《审问》（Interrogation）作于她15岁时，刻画了独裁政府统治下的生活。16岁时，雷戈被父母送到了英国，她在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学习艺术，曾与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加入“伦敦小组”（London Group）参加展览。她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首位驻地艺术家。
《审问》，1950
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雷戈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女性权利以及堕胎权。她是反堕胎运动的批判者，指出堕胎的污名化会将女性、尤其是贫穷的女性置于糟糕的境地，并为此创作系列绘画作品，这些用蜡笔所作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冲击力，画中的女性正面临堕胎，神情痛苦。“每个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所不得不做的一切让人无法忍受，”雷戈曾说道，“但这一切都源于葡萄牙的极权过往……堕胎的问题是这一暴力情境的一部分。”
《家庭》，1988
《爱》，1995
雷戈“挪用”了西方艺术史中的两大典型修辞：“凝视”与“斜躺的裸体”，并以此挑战了观众的视线：画中的女人或是直视观众，或是愤怒地避开视线，或是痛苦地紧闭双眼。艺术家希望提醒人们意识到这些裸体画背后，在性行为及其后果上的性别不平等。
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展览中，一间展厅让人尤为震惊：画中的女子或是蹲伏，或是爬行，或是屈膝，或是入眠。在一幅名为《狗女》（Dog Woman）的作品中，一个女人四肢着地，面部扭曲，仿佛正发出咆哮或是吠叫。在与之相邻的《恶犬》（Bad Dog）中，女人背朝观众，在床上做着相似的姿势。
这几幅画中都没有男人，但是女人们扭曲而奇怪的姿势或许是受到某个看不见的男性的监视，后者正低声发出命令。也可能不是这样。她们或许是因为神而受苦。这两幅展现痛苦与折磨的场景让人想起17世纪西班牙艺术家胡塞佩·德·里贝拉 （José de Ribera）所刻画的对于被诅咒者的惩罚。雷戈1935年出生于葡萄牙，从天主教到20世纪的独裁，她的艺术扎根于伊比利亚人的经验。葡萄牙民间故事是其创作的重要源泉，“因为它们就是我，它们构成了我的背景，”雷戈在近期的采访中说道，“我理解它的残酷和邪恶。”雷戈的创作显然混合了葡萄牙的历史以及英国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这是贺加斯（编者注：18世纪英国讽刺画家与连环画先驱）和里贝拉的梦幻结合，而戈雅与布努埃尔（编者注：西班牙导演，稍长运用超现实主义）正在床底窥伺。
三联画《仿贺加斯<时髦的婚姻>》，1999
和贺加斯一样，雷戈是叙事画家，在画布上讲述故事。但是她的故事是超现实和神秘的。怪异的发型，镜子里不安的一瞥，还有那种仿佛一切都在凌乱的排练室中上演的感觉，迫使你去解读她诗意的迷。在一幅场景中，新娘轻柔地抱着她的丈夫，就像圣母对待死去的基督那样。
雷戈的一生充满戏剧性。1951年，身为难民的她在伦敦安了家，嫁给了另一位艺术家维克多·威宁（Victor Willing），后者死于多发性硬化并发症。这是她“荷加斯式的圣母怜子图”的来源。但你无从知晓，她的艺术究竟是自传式的，抑或只是为其小说提供材料，这一点既诱人，又叫人不安。
《舞蹈》，1988
威宁在雷戈1988年的梦幻巨作《舞蹈》（The Dance）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和她在一起，一次是和另一个女人。这幅画讲述了过去与乡愁：舞者们聚集在月光下的沙滩，身着过时的服装，沙堡为画面增添了一丝阴暗，仿佛这个平静而愉悦的时刻只是从残酷中的暂时抽身。
《舞蹈》出自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大胆杰作，它们都透露着这种扣人心弦的乡愁。这些作品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在一幅高高的画布上，一名身着红装的年轻女子正蹲在地上，为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男人系鞋带，鞋被擦得很亮。女子的硬皮手提包开着，露出深红色的内部，和她的手套一起被放在地上。当她为他系鞋带的时候，男人带着白色手套的手像螃蟹一样紧绷，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狂喜的。作品名为《军校学员和他的姐姐》（The Cadet and His Sister），而即使你还没有读到这个标题，已经能看到那种病态的映射和超现实主义。
《军校学员和他的姐姐》，1988
与此同时，《警察的女儿》（The Policeman’s Daughter）描绘了一个穿白衣的年轻女性正在给她的父亲擦长筒靴。她裸露的左臂完全伸到了高高的黑色靴子里，像是要和她融为一体，她的眼眸低垂，没有流露自己的想法。在这个作于1987年至1988年的系列中，所有的绘画都表现了一个压迫而不诚实的社会，而怪事如同一位男性家长靴子上的灰尘一样不断累积。
雷戈是一位运用颜料——或者说是颜料与蜡笔的魔幻写实主义艺术家。从20世纪90年代起，蜡笔成为雷戈的主要媒介。她的蜡笔画非常大，并且具有油画的质感，你很难称之为纸上绘画，它们既柔软有粗糙，仿佛画中的身体和脸会从墙上跃下一样。
《警察的女儿》，1987
事实证明，雷戈最杰出的作品作于1990年代以后。这些孤独的人物具有一种悲剧的力量，让我们超越了故事的讲述，而进入巴洛克式存在主义的领域。1997年的《牢房》（The Cell）描绘了一个狱中人，躺在荒凉的床上——或许他是被艺术家囚禁于工作室里的模特？在他旁边，一个女人穿着内衣跪在自己的床边，将她的脸靠在红色丝绸床单上的一条裙子上。
雷戈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家，但是这场展览无法让你沉浸在她的世界中。每个展厅都漆了不同的颜色，构成了一种随机的攻击。是谁给雷戈1980年代的宏大场景选择了青绿色？说到底，谁会在这种颜色的墙上挂画呢？这看起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它很说明问题。它表明了美术馆的内核与雷戈所作的艺术相距很远。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令人羞愧的故事：就在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那一代人将绘画抛之脑后不久之前，雷戈开始了她身为画家的征程。或许你并不熟悉她90年代以后的出色作品。不足为奇。因为它们被那些引发轰动的新事物淹没了。
《白雪公主角色扮演者》（局部），1996
葆拉·雷戈在工作室中，2018 图：Phil Fisk/The Observer
或许你能够忽视墙面颜色的干扰，但是你很难避开那些无用的展墙文本，浙西诶文本总是想要将她微妙的陌生感解读成粗糙的政治信息。你一次次地被告知，要把这种艺术看成一种反抗。事实并非如此。这是艺术。当你克服了这些多余的干扰，感受到《狗女》的迷人之处时，你就会发现这是伟大的艺术。
“葆拉·雷戈”将展出至10月24日。
（本文编译自《卫报》相关报道，以及泰特官网、维基百科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