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的意大利文版首次出版于1976年。20世纪60年代初，我与多梅尼科·斯坎代拉这个名字不期而遇，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或者说大致如此。16、17世纪的时候，在僻处意大利东北一隅的弗留利（Friuli）地区，进行过一系列针对女巫和本南丹蒂（benandanti）——一群“以灵魂形式”与女巫作战的人——的审判。当时，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这些人后来也成为我的第一本书的主题。在逐页翻阅一份由某位18世纪宗教法庭审判官汇编而成、记载了阿奎莱亚（Aquileia）和康科迪亚（Concordia）宗教法庭头1000次审判的手抄本目录时，我无意间看到了一条十分简短（不过寥寥几行）的案情介绍。这起案子的被告是一个农民，因为声称世界是从腐坏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受到指控。我将针对他的两起审判的卷宗编号抄在了一小片纸上，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一定会重返乌迪内（Udine），看看其中究竟。时不时地，我总是会回想起这件事来。七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970年，我终于下定决心索取了一份关于这两起审判的微缩胶片。我开始阅读，然后立即就被它们打动了。我将文本誊录了下来，着手研究。差不多七年后，我出版了《奶酪与蛆虫》这本书。
《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2021年7月出版
多年来读过本书某个译本的读者，并不会过多地关注它的作者，这其实是很对的。更引人入胜的，是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以及作为书中主人公的那个磨坊主。今时今日，我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援引一下近年来的研究而已，它们为我们已知的梅诺基奥的身世增加了新内容，也纠正了某些错误。我会在后文中提到一些此类研究，但丝毫无意于穷举一切。我也不打算回顾本书迄今为止获得的反响，关于这件事，我还真的不是很了解。我更愿意聊一聊本书产生的背景。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反思写作者（或能动者）的意图与最终被写出来（或生产出来）的那些成品之间的脱节问题。我将从邻近（contiguity）与远离之间的关系谈起，聊一聊今天的这个我与当时的那个我之间的关系。
我开始学会如何去当一个历史学家，是在20世纪5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当时，我正尝试着从宗教法庭的审判记录中，打捞搜寻一种遭到迫害、抹杀和遗忘了的农民文化的吉光片羽。这一选择，是受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对底层阶级（subalternclasses）文化之反思的影响，早在我偶然地、不经意地接触到梅诺基奥的审判记录之前，选择已经做出；然而，这并不能解释，我为什么会决定投身于对这些审判记录的研究，而这是我在几年之后才着手去做的。在我留神倾听梅诺基奥的那些话语（本书的标题便出自其中）的回声余响时，尽管它们在宗教法庭审判官看来陈腐平庸，回望历史的我却从中辨识出了某种推动力，那是曾经促使我在第一本书中研究弗留利地区“本南丹蒂”的同一种推动力：就巫术这一主题而言，梅诺基奥的证词代表了一种令人着迷的离经叛道，而巫术这个主题，在主流历史研究中本身就已经相当标新立异。眼前的这本书，也是那种对特立独行之激情的产物，正是从对异常与正常之彼此关联的思考中，它才得以诞生。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弗朗索瓦·菲雷（我在《奶酪与蛆虫》的意大利版前言中提到了他）写道，我们关于那些非特权阶级的知识，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统计数字而已。这一陈述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将我的这种研究定义为一种无足轻重的研究。我没有去研究那些特权阶级，反而开展了一项针对某位磨坊主的研究，这个人有名有姓，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还颇读过几本书。本来不过可能是一条脚注的素材，却成了一本书的主题。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那些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边缘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无视的角色，在这里成了研究的焦点。这固然是一个我很早就做出了的选择，但它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政治气候中汲取了新的能量和名正言顺的理由。
然而，这个决定却迎头遇上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被迫害者的声音幸而得以传到我们耳中之前，已经经过了重重过滤：审讯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作为第三方的书记员（notaries）的抄写记录，就是这些滤网。梅诺基奥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他给儿子写的信成了某种例外。这些宗教法庭审判记录的抄本，是施加于心理、文化和肉体上的重重压力的产物，它们作为历史文献而言，究竟有多大价值？
1992年出版的英文版《奶酪与蛆虫》封面
早在我写作第一本书《夜间的战斗》时，就遇上了这一难题。正是这些历史文献（审判记录），迫使我反思历史学家的角色，而直至今日，我依然怀有这种顾虑，只不过在其上加了各种粉饰伪装罢了。在关于本南丹蒂的研究中，我曾以为自己可以绕过这个障碍，因为宗教法庭审判官的问题与被告的回答之间，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于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本南丹蒂们关于自己在夜间战斗、以出窍灵魂形式与女巫和男巫激斗的那些故事，都是些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而梅诺基奥的审判官们对于他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也持有同样的不予置信的态度。在两种情形下，法官的讯问与被告的回答之间的巨大分歧，排除了前者对后者施加影响的可能。但在梅诺基奥审判的讯问过程中，另一个元素浮现出来：梅诺基奥记忆中他读过的那些书，与实际上的这些书大相径庭。从这种泾渭分明之中，浮现出了一个深藏不露的口头文化的暗层：这是一个梅诺基奥在阅读那些印刷制品时无意识间应用的滤网。马克·布洛赫曾写道：“历史上最影响深远之事，可能也是最确定无疑之事。”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但今天，我或许会借助另一个类比对此加以诠释。作为演员的宗教法庭审判官和梅诺基奥，相对而言无力解决我们的疑问，但这却促成了一种与所谓的双盲对照实验相当的情境，无论是对实验者而言，还是对实验对象而言，实验的目的都不得而知。
实验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进行，但在做好必要的警惕防范之后，其结果也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例如，荷兰社会学家托尼·哈克就从梅诺基奥一案入手，构建了一个解读模型（modelofexegesis），它适用于解读大多数风格不同的文本，其中也包括精神病院中病人的临床图表。在后文中，我会提到其他一些受梅诺基奥这桩不寻常的案例所启发而得出的普遍原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案例”和“普遍原理”拉近了我们与微观历史之间的距离，而《奶酪与蛆虫》这本书常常被认为是这种微观历史的一个典型范例（尽管当这本书首次出版时，“微观历史”这一术语尚未进入历史学的行话之中）。这种从微观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解读，当然会影响到我对这部作品的反躬自省，而它本身，也受到了这本书写作形式的条件限制。
1970年，我开始执教于博洛尼亚大学。我很快便发现自己卷入了论战之中，它们与创办一份学术期刊的计划相关，虽然这些计划从来都未能实现。这项倡议的带头人是两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当时已经负有盛名，而另一位詹尼·切拉蒂却还是文坛新秀。许多讨论都围绕“考古学”这一术语而产生，一位参与者、杰出的哲学家恩佐·梅兰德里在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主张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重新定义，而这让我颇感困惑。《奶酪与蛆虫》最早的前言，便包含了这些年深日久的论战的一点词锋尖锐的余痕。但我从这些论战中收获的那种思想解放之效，却不仅限于这篇前言。
在一次最近的访谈中，奥地利历史学家斯蒂芬·施泰纳向我指出，在我的作品中会反复出现一个特征，那就是迫切想要表明一项研究是如何构思完成的，而这很少会在其他历史学家处见到。施泰纳将这视为伟大的20世纪文学的一个回声。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特别提到了普鲁斯特和布莱希特。但在1970年，当我开始研究梅诺基奥的审判时，我向这些伟大作家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名字——雷蒙·格诺。当时，他的小说《蓝花》即将被卡尔维诺译成精彩的意大利文。我那时一度很想模仿格诺的行文风格，把我正在写作的这本《奶酪与蛆虫》编排为一系列以不同风格写成的段落，从不同的文学体裁中汲取灵感[其中就包括了戏仿历史著作（historiographicalparody）这种体裁]。我几乎立刻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它的轻浮与这些历史文献的厚重质感，反差实在过于强烈。然而，它还是在这本书的完成过程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尤其是在对那些没有任何评论的断章残简进行排列组合之时，以及在求证假设而又最终放弃这些猜测的过程之中。
用证据来表明一项研究是如何被构思完成的，在当时有着超出形式范畴的影响（现在也依然如此）。宗教法庭审判传递给我们的那种你一言我一语的现场感，既真实也虚幻。我们似乎认识了梅诺基奥，但他也会让我们难以捉摸，而这不仅仅因为他的回答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即便在刑讯折磨之前）。探访过去，永远都是借助某些中介实现的，因此也就永远都是偏颇不全的。
因为永远都只能借助某些中介来实现，永远都绑定了某种观点，历史知识就其定义而言，便永远都有改进完善的余地，即便并没有掺入人为的谬误——而这的确可能发生。可以预料，所有这些也会出现于本书中。曾被我大段援引却都是零碎引用的梅诺基奥的审判记录，由安德烈亚·德尔·科尔加以精心编辑后得以以全貌出现，这一至关重要、令人钦佩的作品中包含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导言，其中有几点让我颇为困惑。在重新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德尔·科尔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它们取自我之前不知道的一些文献。从这些新鲜的材料中，浮现出了几名证人的供词，他们在法庭上供述，蒙特雷阿莱（Montereale）的教区神父奥多里科·乌莱曾经追求过梅诺基奥的女儿们。遭到拒绝后，这位神职人员反过来向宗教法庭告发了梅诺基奥。在第一次审判结案时，一些梅诺基奥的亲朋好友策划了报复行动。他们袭击了这位教士，后者勉力挣脱才逃过一劫。没过多久，乌莱就离开了蒙特雷阿莱，落脚在附近的一个村镇，在那里负责一个专门为他而设立的教区。
德尔·科尔在一些细节上丰满充实了我对事件的再现，并指出了我的叙述中的一个错误。标注日期为1599年8月30日和11月13日、由罗马教廷最高宗教法庭的圣塞韦里纳红衣主教所写的两封信件，并不像我猜测的那样与梅诺基奥有关，而是关于另一个弗留利的异端分子安东尼奥·斯科蒂拉罗的。当这些信件写成之时，梅诺基奥已经被处决：在德尔·科尔发现的一份标注日期为8月16日的公证文件中，提及斯特凡诺·斯坎代拉时，称他为已身故的（quondam）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之子。
这些补充信息和更正，毫无疑问增加了我们的理解认知。然而，我并没有被德尔·科尔认为梅诺基奥的想法源自清洁派（Cathar）异端教派的主张说服。在我开始研究这些文献的时候，也曾仔细思忖过这种假设，但很快便默默放弃了。德尔·科尔独自得出了这一想法，但他提出的许多零星的背景情况，看起来却几乎否定了这一可能：“这位弗留利的磨坊主当然不是一个清洁派教徒，而根据审判中的记录，他的信仰也并非完全基于清洁派的概念……梅诺基奥不是一名清洁派教徒……”德尔·科尔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猜想，预设了一种跨越了几个世纪却没有被文献记载下来的思想传播。
事实上，我自己就立下了一个完全基于猜测而做出更大胆的猜想的先例，也即预设一种平行关系：一条线，是梅诺基奥关于天使生于混沌的那些理论，他将此比作蛆虫从奶酪中生出；而与之平行的，是当时在中亚广为传播的宇宙起源论。在一篇文字尖锐但出于好意的书评中，人类学家瓦莱里奥·瓦列里尽管盛赞了我这本书，却大力批驳了我的猜想。他认为这些猜想是“民粹主义的狂热幻想，一种对‘大众传统’（popular tradition）之集体性、自发性和亘古性的浪漫想法”。我经常在其他地方谈到，在某种程度上与我的成长环境紧密相连的民粹主义，和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所做出的选择，两者之间存在许多联系。这种驱动力让我犯下了一些错误，有时候还会过甚其辞。我不想为前者辩护，而对于后者，我认为是知识获取在某些时候达到爆发点的表现之一。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的批评者们从未质疑过我对梅诺基奥一案相关文献的技术细节的分析，我这本书的绝大部分，都是专注于这项任务的。但即便这种分析源自一种民粹主义的选择，试图重现这位磨坊主实际读过的那些书以及他阅读这些书的方式，也无可厚非。（这样的一种选择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针对这些文本，已经产生了许多专著和文章，而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我这本书的启发。
《奶酪与蛆虫》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已经被翻译成数种语言。人们解读它的方式，往往已经超过了我的一己之能，他们所借助的那些文化和语言的滤网，是我所不掌握的。这当然可能发生，但这为何会发生?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在这个故事与众不同的主人公、这个人称“梅诺基奥”的多梅尼科·斯坎代拉身上寻找答案。即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也生活在某种背景或是许多种背景之下，一言一行均出自这些背景。在梅诺基奥的传奇故事里，浮现出了两个元素，它们令这个传奇对于生活在与他所处时代相距迢遥的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很容易理解：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交织渗透，以及他向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发起的挑战。这个不为人知的磨坊主的名字，之所以会在今天被人们记住，恰恰是因为他输掉了的那场挑战。
本文节选自《奶酪与蛆虫》2013年英译版前言，中译本于2021年7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