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联社报道，一支埃及考古团队于4月27日在埃及达卡利亚省（Dakahlia）距开罗东北部约93公里的库姆·埃尔·库尔干遗址（Koum El-Khulgan）发掘出跨三个时代的110座古墓。其中有68处墓穴可追溯到早期下埃及的布托（Buto）文化时期（从旧石器时代到约公元前3100年）；5处属于前王朝末期的涅伽达III期文化（Naqada III），该文化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统一前的几十年间崛起；另外37处则属于中王国和新王国之间的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年至公元前1550年）。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是两个稳定王朝之间的动荡时代，其统治者并非埃及法老，而是来自西亚的喜克索斯人。除了一些人骨，该遗址还出土了炉灶和烤箱的残余、泥砖建筑的地基残部、陶器、珠宝以及古埃及传统观念中象征生命新循环与重生的圣甲虫护身符。
68处早期墓穴最早可溯源至距今8000年前，为研究埃及三角洲地区从石器时代至早期文明肇始阶段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遗存。墓穴均呈椭圆形，里面许多尸骸的埋葬为头朝西的蹲状姿态。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一名婴儿的尸骸被埋藏在罐子里，这在新石器时代是一种常见的埋葬方式，在埃及、中国等国内均可见，但仍让考古学家心存疑惑，并生发出许多探讨：研究以色列雅法城（Jaff in Israel）墓葬的考古学家Yoav Arbel猜测人们可能认为婴儿的身体十分脆弱，需要他们保护以助其脱离凶恶的外部环境，即使是尸体亦如此，因此便将其存放于罐中；亦有观点认为，罐子形如母亲的子宫，将早夭的婴孩尸体置于其中，是一种回归大地母亲的象征，或者也可视为母亲的庇护，这种观点恰与古埃及人的生死观念较为契合。让婴儿重回母亲怀抱，是将生命回到最初起点之举，也就意味着新的生命轮回，或曰重生，同遗址出土的圣甲虫护身符上也有相似寓意。但究竟何种说法最接近当时的墓葬观念，尚需要结合更多的考古材料进行深入研究。
布托文化以下埃及三角洲西北部的布托遗址为中心，最初该地有Pe和Dep两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合并为一个名叫帕尔-瓦吉特（Per-Wadjet）的城市，后来才被希腊人称呼为“布托”。而瓦吉特（Wadjet）恰是守护下埃及的眼镜蛇女神之名，是故循此可知，该地主要信奉瓦吉特女神，她的神谕就坐落于该地的一座著名神庙里，日后希腊文明的神谕传统可能由此地发轫。因靠近西奈半岛，故而该地是与西亚交流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孕育着延续到最晚的一个埃及早期区域文化。由此观之，该遗址能出土大量喜克索斯人的墓葬遗存，也与该遗址地理环境有关。
如同布托文化时期的墓穴，5座涅伽达文化的墓穴同样呈椭圆形，其中2座的两侧、底部及穴顶由一层黏土覆盖。除此之外，《今日埃及》报道称，这里还出土了圆柱形和梨形的容器以及一个装饰有几何纹样的碗。涅伽达文化第三期属于前王朝晚期，彼时距离上下埃及统一还有数十年，而王权观念已有萌芽，区域性文化也渐趋统一。作为主要标志的王名和王陵已经出现，在上埃及、孟菲斯（Memphis）附近和三角洲都出现了大量带有王名的纪念物，譬如发掘于赫拉康波利斯的纳尔迈（Narmer）调色板和蝎王权标头，正说明对国王的崇拜倾向与国家的征服扩张。对于这次在涅伽达III期文化墓穴中出土的器物，可以通过形状、纹饰及微痕判断其生产使用状况，借由同期相关遗址出土文物进行类型学的分类整理，并根据早期古埃及人的墓葬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以期勾勒出早期国家的发展图景，这将对填补前王朝晚期的历史细节起莫大作用。
喜克索斯人的墓穴有着该遗址里最丰富的埋葬阵列，不同于早期的墓穴，这一时期的墓穴均呈半矩形坑状，深度约8至33英寸。据《埃及独立报》报道称，尸体被埋葬的方式仍为脸朝上、头朝西，与布托时期的埋葬姿态有相似之处。除了成年人尸骸，考古学家也发掘出一个被埋葬于小型陶土石棺中的婴儿尸骸，或许能以此为突破口推测墓主人身份。此外，从这些墓穴中还出土了银质戒指、丧葬器皿和刻有圣书体铭文的印章等一系列精美文物。相较于前两个时期的墓葬，第二中间期虽然处于动荡阶段，但新出土的墓葬还是昭示了该时段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高度发展，也彰显了喜克索斯人与古埃及本地文明的融合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喜克索斯人并非指一个民族，而是指“外族统治者”，是第二中间期前期建立第十五王朝、统治三角洲部分地区的外族政权。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喜克索斯人应是讲阿摩利语的民族，但对他们具体的人种归属尚且不清；而他们的发源地，目前学者们也只能推测出大致范围，即最北部不超过黎巴嫩边界，最南不超过约旦高地。他们的统治区域集中在三角洲地区，且主要依靠中埃及和南部埃及的傀儡来维系统治，因而在尼罗河谷鲜少发现相关遗址。但是，由于整体上尼罗河三角洲区域的考古遗址较河谷地带要少很多，故而目前对于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如何有效实行统治，如何构建起官僚系统和国家机器，如何与埃及当地人和谐相处共同生活，如何融入本土文化体系这些问题，学者们尚未知全貌。此次发掘增加了喜克索斯人的墓葬材料，为研究第十五王朝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有望深入释读那段在埃及为数不多的由外族统治的历史。美国大学的埃及学家Salima Ikram对媒体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遗址，因为它联系了埃及早期文明和另一个重要的时代——喜克索斯人的时代，学者们正在努力研究埃及人和喜克索斯人如何一起生活，以及前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古埃及文明。
此次发掘可谓为逐渐萧条的埃及旅游注入了一管强心剂。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宣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前往埃及旅游的人数从2019年的1310万跌至2020年的350万。近期的“法老大搬家”游行以及底比斯西岸“消失的黄金之城”的发掘都对埃及旅游的提振起到一定带动作用，而这次达卡利亚省的考古发现，也可拉动埃及经济恢复和发展。除此现实考量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推动三角洲地区考古的发展及对古埃及文明的进一步溯源重现。
不同于时常发掘出丰富实物遗存的尼罗河河谷地带，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工作曾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这并非考古学家有意为之，而主要在于天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三角洲由于地处尼罗河下游入海口段，地势较低平，地下水位较高，土壤更为黏重，生物活动更为频繁，且整体上比河谷更为潮湿，故而埋藏于地下的遗迹也很难保存和发掘，需要更先进的技术支撑和更多样的研究方法。近年来，由于技术和人才、政策环境等条件的成熟，三角洲考古才逐渐成为埃及考古的前沿。
这110座墓穴背后不仅是来自三个时代的呼唤，更代表着考古事业的又一次进展，一次对埃及早期历史和民族交融的生动实证。三个时代宛如不同的声部交织出一曲宏大的文明交响乐，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在埋葬方式和葬仪、出土器物上既保留本时代的鲜明特点，又不失彼此相似之处，对于整体性研究该遗址及周围甚至该地区文明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纵向上，它远至八千年前，延展了埃及历史的长度；横向上，它可与该地区内其他遗址进行比对，更可从墓葬中探求古人生死思想观念及社会生活方式。三个时代的文化层堆积，或许本身就是在过去之上的传统回归与发展，正如考古学科的发展，正如人类文明的前行，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继承，以及向前展望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