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至今日，日记逐渐成为热门的出版现象、耐人寻味的阅读风景。清代日记、民国日记因蕴藏丰富的信息，不仅获得学界强烈关注，也深受普通读者喜爱。日记包含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事，往往让读者为之着迷，获得愉悦。人们愈想把过去看得越清楚，就愈发把日记瞧得越仔细。“微观”由此成为考察日记的通常视角，研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因而也是本专栏一系列文章的基调。为致敬《清史探微》和《国史探微》，专栏命名为“日记探微”，试图让人在享受日记阅读趣味和充分挖掘日记价值之余，寻找有意味的材料，提炼有价值的问题，也一并探讨适合研读中国日记的有效办法。
1905年，发生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影响了立宪运动的走势，成为近代史的重要事件。对爆炸现场的当事人而言，出洋五大臣中的徐世昌（1855-1939）、绍英（1861-1925）等人均有日记存世，日记记载他们当时的反映及心路历程。在送行人员中，王振声等人也通过日记保存珍贵的历史剪影。有关爆炸案的消息通过口耳相传、电报、报纸等途径逐步在各地扩散，不同地区的人接收这一消息由此存在时空差别。日记保存人们接受这一信息的具体时空位置，有助于管窥全国各地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在此，日记成为观测事件的不可或缺的细部材料，而事件则成为勾连不同日记进行比照阅读和分析的纽带。
本文通过关涉此案的三十种近代日记，试图丰富认识这场爆炸案的现场。当然，记载这场爆炸案的日记并不止于三十种，然从此三十种日记的分析来看，日记可以作为具体历史事件的材料与注脚，作为校勘历史现场的对读文本，也可以作为测定信息传递时空距离的有效手段，作为观测日记所载内容公共性程度的指征，甚至作为考察文人生活中事件轻重层次的一种基本方法。许多事物或事件在不同文人日记中反复出现，很可能表明这件事在当代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这些日记作者的时空与位置，有助于解释局地社会中文人关心的重要议题。如果进一步注意这些事物或事件的出现方式和影响效应，则近代史中相关议题的轻重深浅序列或可据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一、五大臣日记中的被炸案
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改革与立宪的声音日趋强烈。为应对严峻的内外危机，慈禧太后决定重启改革大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农历日期，本文用阿拉伯数字所标者为公历日期），光绪帝颁发上谕，声称面对艰难时局，朝廷屡屡颁布各种诏令，力图变法革新，振兴实业，虽然奠定基本的改革局面，但成效并不明显。慈禧和光绪帝认为，“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在朝廷看来，此前变法之所以不成功，主要由于改革派官员未能洞悉改革的原理，对改革事业理解不深，导致改革失败。在此，朝廷似乎将整个清帝国的振衰起敝寄托在五位出洋大臣身上，这就注定这项改革任务的艰巨，也无形中给这项事业增添极大风险。稍微出点意外，改革大厦可能摇摇欲坠。
果不其然，这年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选定的黄道吉日，被派出国的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纷纷在家祭祖告天之后，踏上前门火车站的火车，预备出洋考察。此时正是上午十一点，火车准备鸣笛出发。忽然晴天霹雳一响，有人朝火车扔下炸弹。一时之间，鲜血与弹片齐飞。骚乱之后，有人死亡，有人受伤，被送往医院，送行及围观的群众纷纷逃散。出洋考察的行程被迫中断，直至十一月十一日，在改派李盛铎等人之后，考察团才得以继续成行。爆炸案发之后，北京各界纷纷猜测背后主使者，不就即获知扔炸弹的是革命党人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一代古文大家吴汝纶的堂侄。整个事件也并不复杂，钟叔河先生曾用“御赐路菜点心”、“前门车站炸弹送行”、“皇太后凄然泪下”、“续调随员一十六名”等条目予以概括。
探讨爆炸案发生现场，当事人的日记成为重要的材料。日记作为私密性的史料，反映当事人所思所想所感，因而别具价值。尤其是，几种涉及现场的日记互相对读，更有助于揭开历史书写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面，从而还原出更为立体而丰满的在场的历史情景。为人熟知的一份史料即出自“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1853-1910）之手。戴鸿慈是广东人，因为出洋考察立宪而迅速升迁。在出洋五大臣中，戴鸿慈最为勤勉负责，为后人留下了详实的《出使者九国日记》。利用这份日记中，有助于窥探当时的历史现场。
戴鸿慈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日记记载，“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送行者伍秩庸侍郎受震逼迩，两耳为聋。惟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已。余等商定，改期缓行。徐、端两大臣往练兵处，绍大臣往法国医院治创，余遂与泽公先归。抵家，朋辈咸集慰问。自惟托朝庭厚福，履险如夷，合家欣幸。少憩，往练兵处晤徐、端两大臣，商定备折奏陈，明早呈递。因即命车赴园。晚，至海淀，徐、端两大臣继至，同访铁宝臣尚书寓园。晚膳后，赴万兴堂宿。”根据戴鸿慈的回忆，当天“五大臣”分坐在两节车厢中，戴鸿慈和端方（1861-1911）在后一节车厢，前面一节车厢里则是载泽（1868-1929）、徐世昌（1855-1939）和绍英（1861-1925）。而炸弹在前一节车厢中爆炸。当时场面混乱，戴鸿慈在仆人的掩护下下了车，才知道炸弹在前面车厢爆炸。等他面见载泽之后，发现载泽眼眉破皮，绍英受伤，萨荫图一家受伤惨重，于是五大臣商量，当即决定改天再出发。五大臣中似仅仅绍英受伤较多，前往法国医院治疗，其余几人则照常行事。
然而出国考察因炸弹袭击被中断，毕竟是大事。第二天，戴鸿慈早早进宫，先到军机处禀报一切。八点，慈禧和光绪帝召见了他们，除载泽和绍英请假外，其余三人均面见圣上。日记如是记载：“承皇太后、皇上慰劳有加，又问泽、绍伤状及当时情形。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谨陈词宽解。问答逾时，乃出，至海淀用膳。午后，往法国医院问绍大臣、萨郎中伤，均已见效。惟萨内弟已身故，其从弟亦垂危云。是日计毙三人，伤十馀人，真无妄之灾也。闻凶手已在炸毙之列矣。往候伍侍郎问好，以聋不能见客，申刻归寓。是日承赐酒席，并传旨免其谢恩。”看来，五大臣启程遭到刺杀一事，引起慈禧无限感慨，连她这样一位在晚清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开始感叹办事不容易了。觐见之后，戴鸿慈前往医院探望绍英和萨荫图，两人恢复情况甚好。这时，戴鸿慈才知道扔炸弹的吴樾也被炸死了。
慈禧的感慨并非惺惺作态，毕竟，八月十九日（9月17日），慈禧曾面谕出洋五大臣，训诫他们“以留心考察、以备采择等语，拳拳珍重，祝以一路福星”。重审出洋五大臣遭受炸弹袭击的历史现场，有必要将时间回放一个礼拜，来到农历八月十九日（9月17日）。这一天，《徐世昌日记》记载：“未明起，入直。召对后，偕泽公五人请训，勖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认真考察，将来好采取有用。并蒙奖以‘汝等五人出去，朝廷甚为挂念’等语，并谕以‘愿汝等一路福星’。”《徐世昌日记》记载得较为简略，但从中已可见慈禧和光绪对此事重视。但五大臣面见慈禧时究竟说了什么，《徐世昌日记》没有记载。此时，我们需要借助日记对读。《绍英日记》记载绍英与载泽等人“随同请训，蒙恩召见。皇太后皇上训勉周详，示以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如宪法事，现在虽不能宣露，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以备采择。并蒙赏赐‘一路福星’之吉语。天恩高厚，应如何敬谨考察，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是日至军机诸位处辞行，惟廉大人未见。庆邸云泽公与你们二位如考察毕，亦可先回，并可至福建一看也。次日蒙恩赏路菜、点心八匣。并云不必往谢恩矣”。慈禧太后几乎掏心窝子说话，除了勉励出洋诸大臣考察各国政事之外，慈禧太后还特别提示立宪事宜。尽管“大清宪法”还未到公布的时候，但对于立宪的进程，慈禧应该确实是在有计划地推进的。由此看来，以往教科书宣称清末立宪是慈禧及满清王公贵族的权宜之计，恐非事实。王汎森曾说：“从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的思想发展，其间虽有许多模糊的、往复的、顿挫的变化，但大致而言是一个连续的格局。”1900年以后，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颇有反复，但总体而言，慈禧确实应在持续推动立宪，尽量朝立宪派的呼应看齐。
当天觐见圣上的活动结束之后，绍英还去军机处与诸大佬辞行。而第二天，五大臣都获得慈禧的赏赐。赏赐的菜肴，则绍英记载的简略，仅提及他送给宫中前来颁赏人员“茶敬四两”，至于挑夫，绍英也赠送了“十二千文”。而《徐世昌日记》则予以细致罗列，云：“本日蒙恩赏饽饽、月饼、酱肉、香肠、小肚、茶叶等食物八盒，传谕不令谢恩。”不必谢恩，当然是来自帝王的莫大荣遇了。从《绍英日记》和《徐世昌日记》这段细节可见，绍英办事细心，日记多记家国大事，而对皇帝赏赐的内容本身并不在意。而徐世昌则对食物等细节看得较重，对军国大事反而认为不必在日记中记载。在此，也可略略管窥绍英与徐世昌两人的处事风格。两人都谨小慎微，在他们看来，皇帝赏赐的菜肴和谢恩等等都值得记载，其篇幅与爆炸等军国大事几可等量齐观。而进入民国之后，徐世昌和绍英后来一个担任民国大总统，一个担任内务府大臣继续辅佐溥仪，二人的命运已于此等小事已略见端倪。
五大臣的伤情如何，根据戴鸿慈的记载，总共有三人被炸死，十几人受伤。其中随团成员萨荫图一家伤亡最大，其内弟被杀死，从弟也重伤。而伍廷芳（伍秩庸，1842-1922）被炸弹震聋耳朵，造成短暂性失聪。
其他人伤势如何？戴鸿慈当然有关心，他注意到载泽眼眉受伤，注意到徐世昌受火灼伤。他也曾去法国医院看望绍英。但绍英受伤的具体情况如何？戴鸿慈的关心显然有其限度。毕竟，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观察世界，戴鸿慈当然不例外。故而，探寻绍英的伤势，应回到绍英本身。且看《绍英日记》光绪十一年9月24日记载：“早赴前门东车站，会同泽公、徐夫。甫登火车，忽闻炸炮一声。当时跌倒，随有家人扶出，身受伤七八处，惟左股较重，即至法国医院调治。同去者为服部先生。医士欧宜穆、沙荷德调治甚效，暂在医院调理。”绍英的伤情于是比较清楚，受伤七八处，左大腿受伤较重。绍英前往法国医院治疗，同行者居然有日本人服部宇之吉（1867-1939）。服部宇之吉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服部宇之吉也参与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送行仪式。欧宜穆为法国驻华大使馆医官，也在医院兼职工作。
绍英所受伤害看来的确不重，第二天他仍在记日记。云：“会衔具奏车站匪徒施放炸弹事，蒙恩派太监至家看视，并赏食物。天恩高厚，感激莫名。”不过此后住院中，绍英的日记就中断了。也许是病情并不容许他记日记吧。直至九月初五日，绍英才恢复日记记载，云“由左股起出炸弹之钢子一枚。幸西医施治得法，虽疼痛，尚能忍耐”。这时，我们才知道绍英当日被炸，曾有炸弹碎片射入左腿，所以伤情较为严重。经过西医有效调治，九月六日，绍英“由医院归家”。至此已绍英的伤情已基本痊愈。
出洋五大臣被炸弹袭击的历史现场，《徐世昌日记》的记载也值得关注，当日记载：“晨起，检点琐事。祖宗堂前、婶母位前行礼。起行至前门外车站，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登车后将发，忽炸弹暴发，烟气弥漫，车胎震损。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斃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者甚多。随员萨荫图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停车不行，到练兵处，办稿奏事。午桥同来，琴轩、芸楣诸君来。”在受伤人员的记载中，徐世昌没有提及自己的伤情，可见他被火灼伤十分轻微。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萨荫图一家伤亡惨重。不过，徐世昌还是提供了现场受伤人员更多的情况，即他的仆人王顺受伤较重，且送行人员也多受到伤害。
二、送行随员日记的旁观视角
利用日记还原历史事件，人们往往怀疑日记作者的写作动机。当人们引入“作者”概念之后，有理由怀疑日记并非简单地为自己而写，而是如自传那样试图重构记忆，以便向未来的读者发言。置身于一件令人瞩目的当代事件中，出洋五大臣可能还试图令他们的日记成为公共性的言说和解释。故而仅就历史现场的还原而言，在利用出洋五大臣的日记勾勒爆炸案之外，还应当利用送行随员的日记，从旁观者视角再度审视炸弹案现场。
在当时的送行人员中，还有一些人也有日记存世。在官员方面，如顺天府通州人王振声（1842-1922）也曾亲历此事。王振声为同治十三年进士，一直在翰林院任职，担任过会试同考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被授予徽州知府。此时，尚在京师的王振声，也加入送行的队伍。《王振声日记》记载当日事件为：“是日晴。辰起，赴前门火车栈送出使五大臣启行。火车未开，炸弹发，绍越千受伤，火车毁，出使大臣不能行，皆散。至同丰堂用饭后，拜客归。”作为出使团的局外人，王振声以冷峻的眼光审视整个爆炸现场，记叙也十分简略。对王振声而言，爆炸案不过是日常迎来送往中的小插曲。不管是否发生爆炸案，送行结束，他前往同丰堂就餐，继续访客等日常酬酢活动。王振声这样的中层官员并不能预料到，吴樾袭击五大臣一事将来历史上掀起那样巨大的风波。这也提醒人们在还原历史现场时，不仅盯着主角的表现，也应该关注配角的观察。既从后世的影响去考察某一事件在当时所造成的“烈度”，也不妨先假定它在当日不过具备有限的意义。
《王振声日记》日记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还揭示相同的时间在不同人那里记载的“不对等现象”。如，爆炸案发生后第二天（9月25日），王振声称前往医院看望绍英。日记云：“是日晴，……晚赴万福居许席卿之约，顺道先至法国医院看绍越千，伤痕不甚重，少座即出城。”然而对绍英而言，王振声这样的“下僚”委实记无可记。故绍英日记仅仅记载皇上令太监前来探视，未及他人。两相比较，大概一则可见绍英膜拜皇恩的忠诚度，一则可见在高位者往往忽视低位者。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怀念诗文的“不对等现象”已经揭示朋友间友谊的不相称，何况王氏与绍英仅是官场同僚，并无深交。
在这场隆重的出洋考察欢送仪式上，不仅官员被要求出席，学堂学生也在队伍中摇旗呐喊。通过其他人日记，学堂学生的声音也得以呈现。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的父亲王祖询的日记记载，“廿六日（1905年9月24日） 换戴暖帽。出洋五大臣启程，汽车将发，铃声已动，炸弹暴响，刹时间，人声沸鼎，血点飞空。使臣中泽公、绍右丞受伤，送客受伤不少，伍侍郎头破。立即停驶，均赴颐和园请旨。此次特简大臣考察政治，为立宪起点，必见忌于匪徒，所致人毙于车中，腹洞，臂股均失其一，惨目尤甚。潘斗南轶仲族弟为实业学生，排队送其监督即绍右丞，目击难发，来述。”（《受福富昌镜室日记》）王祖询并未加入送行队伍，但是从友人潘承谋（字轶仲）的族弟潘承曜（字斗南）处获悉这一消息。潘氏兄弟出身苏州贵潘家族，其时潘承谋任农工商部员外郎，潘承曜正在京师实业学堂学习，王祖询则正在吏部投供候差。据王氏日记可知，潘承曜和京师实业学堂学生列队欢送学堂监督绍英，亲眼目睹爆炸现场，回来以后，转述其事。年轻的潘承曜绘声绘色描绘其事，而王祖询予以照录。在潘承曜这样的青年学生眼中，似特别留意爆炸案造成的血腥场面，故于此津津乐道，而王祖询也有意加以渲染。对爆炸影响下的时局，他们反而不那么关注。
送行人员对这场爆炸案的理解各有差异，他们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事件无疑在许多人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
近代国学大师唐文治也是爆炸现场的目击人。多年以后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记载，不烦笔墨记叙此事：
八月初，奉旨派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绍英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启行之日，余偕商部同人赴正阳门外车站送行。五大臣甫登车，余等正在车外接谈，忽轰然一声，车中炸弹爆裂。幸余所立之处，距车一丈许，并未受伤。当即至车站客厅内，饬人详细查问，始知有革党某（后询知为安徽吴姓）施放炸弹，其人已死车中。绍大臣受伤颇重，随员中有萨君霁谦名荫图受弹子伤数处，载大臣之侍卫炸去一臂，幸未死，均送中医院。送行者伍君秩庸在车旁，震倒于地，两耳皆聋，亦入医院。载大臣等暂归，越数日始行。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为唐文治七十岁时应门弟子所请而编纂的年谱，从年谱记事的详细情况来看，唐文治编纂时应当利用自记的日记。尽管唐文治误记此次出行五大臣的成员，且对其后出洋时间的记载也不确。然而也因为这样的误记，令人更确信唐文治年谱来源于较早的日记材料。与王振声和潘承曜等距离现场较远的“看客”不同，唐文治距爆炸中心较近，所受影响更大，故所记增添了自身在爆炸现场的情况。且案发以后，唐文治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参与事后的查询，故所了解较王振声等人更为详细。
三、爆炸案消息的传播
出洋五大臣被炸案不仅对当事人有重要影响，爆炸发生的消息很快传播到其他地方，成为时人了解时局的重要材料。不同时地的人在不同时间获知这一消息，间接表明清末各类信息传递的时空范围有层次差别，不同通讯工具导致各地接受信息存在差异。而不同的人所得的信息源也不尽相同。这种信息源和通讯载体的差异并非围绕按照地理距离而呈现同心圆式的差别。根据日记作者记载此事的时间差别，可初步感知清末各地获取最新资讯的时空差异。当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即便获知信息，也并不在日记中记载此事。然而，正是通过保存这一事件的日记的记载，我们认识晚清重要事件如何进入私人写作领域才获得重要参考。
出洋五大臣遇袭事件发生后，消息在北京城迅速传播开来。爆炸案当天巳刻（九点至十一点，刘鹗对具体时间的记载恐不确），正在家中检点字画的刘鹗，忽有琉璃厂著名书画店论古斋陈某来告，“火车头等突发炸弹”。刘鹗“急派人往询，云炸弹发于包房。泽公爷、端午帅俱伤面，血淋然。闻死者三人，伤者十余人。前日之地震殆为此欤？”可见爆炸案很快在京师街头巷尾传播开来，不过刘鹗按照因果定律，将这件事归因到前天京师所感应到的地震上。
刘鹗《乙巳日记》载出洋五大臣被炸消息
对身处京师的广大官员而言，爆炸案并未搅乱日常行程。苏州人吴荫培（1851-1930）时任翰林院编修，依然题诗作书，宴客。八月二十六日日记记载，“写杨椒山先生家训卷，题诗一绝句。午刻，在寓请客，桂花盛开，刘博老、何梅老、徐花老、张星垣、徐信伯、邹芸老、松如昆季、费芝云、顾寿礽皆到，行掣筹令。傍晚席散。又请刘佛翁、潘经士、庄心如、吴绎之、张若愚、余冰臣饮。是晨五大臣奉使出洋，到前门车站，忽于车中遇掷炸弹者，行期有请旨改后之说。”爆炸案的消息按照惯例，被置于当天日记的末尾，并未得到特殊照顾。直至下个月初四日的午后，吴荫培还曾跑去前门车站看刺客照相，并评价刺客“的是上等人”。看来吴荫培主要以猎奇心态看待此事。
时任军机大臣的荣庆（1859-1917），当天带领满人章京三十六人觐见，直到巳正以后才回家。到家后不久，荣庆就被致元甫告知火车站发生变故。荣庆当天日记写道：“幸五大臣无恙，亦不幸中之幸也。”对五大臣身体状况的关心，是荣庆日记有别于他人日记之处，这主要由于荣庆和出洋五大臣在爆炸案前后交往颇多。八月十九日，在五大臣面圣时，荣庆正好入值军机处。案发之后第二天，北京局势一下紧张起来。荣庆日记记载：
八月二十七日，菊人、少怀、午桥入见，奉谕饬拿匪徒，并严门禁。卯入值，营中以兵护行，请旨撤周荣曜出使，以李盛铎改充，月余心病，今始去矣。
八月二十八日，入值无事，仍垂询前日事情，并饬臣等善卫圣慈周匝，钦悚实深。
可见这一时期，京师空气十分紧张。根据荣庆日记的记载，九月五日以后，端方似已完全恢复，经常和荣庆一块参加宴会。而爆炸案对荣庆而言，似乎也是一个转机。九月廿八日，荣庆依旧在军机处值班，最终获得好消息，圣旨决定“派尚其亨、李盛铎随泽公等出洋”。此外，周荣曜本是粤海关书办，以巨款贿赂奕劻得，骤然得授驻比利时公使。荣庆对此十分不满，岑春煊闻知此事，即予以弹劾。至于九月，周荣曜果然被撤职，荣庆也得偿所愿。
满清宗室内的载沣这些天正在忙着盘查户部库银，爆炸案发生前一天他刚刚为载泽饯行。五大臣出行那天正值秋分，天气十分暖和，载沣的行程在日记中也写得十分清楚：
二十六日 巳刻，赴户部银库盘查，未刻毕。现换暖帽。泽兄出使，甫登火车，忽发一爆烈炮子，泽兄受微伤、伤毙数人之事。往府视之。丑正，秋分节。（《醇亲王载沣日记》）
爆炸案改变了载沣的行程，他不得不再度前往探视载泽。然而，欢欢喜喜的出洋一事只能暂时搁置。一直到十一月初十日，载沣再次前往载泽处送行。
皇室之外，镶黄旗的体仁阁大学士、步军统领那桐（1856-1925）也在日记中将五大臣被炸一事看得特别重。《那桐日记》详载此事：
廿六日 早赴颐和园，外务部值日，提署、外城工巡局奏事，两宫在仁寿殿召见，垂询工巡局事甚详，午刻归。今日考查政治大臣启行，甫登火车，奸人掷炸弹，泽公、绍英受微伤。未刻见泽公、徐、端、载四人，赶办奏底，明日奏闻。
廿七日 赴颐和园，提署会同外城工巡局具奏昨日火车失事事，奉明发谕旨一道。未刻到肃王处拜四旬赐寿，申刻归。
廿八日 未刻到法医院看视绍越千、萨季千伤痕，看伍秩庸伤，盛伯希处出分。申刻进署，酉刻归。
依照那桐日记体例，一般每天记事都十分简略，对出洋五大臣着墨甚多，可见那桐对此事投入了异乎寻常的关注。
尽管多数在京高官都在日记中表达对此事的严重关切，但他们谨慎记载此事，并不过度流露情绪性的态度。部分官员这段时期的日记还恰当地空缺，例如恽毓鼎《澄斋日记》本月八月廿一日至九月廿七日日记就明显地失载。
在爆炸案发生当天，尽管消息已经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但对其他地方的人而言，街市依旧太平，他们不曾知道在遥远的京师，发生这样一件大事。
在距离京师最近的大城市天津，严修可能是最早获得爆炸案消息的人。八月廿六日这天，严修和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接待客人，十点钟去了小学参观合操。十一点到老龙头火车站送行。一点钟回局休息。当天下午，他就得到这一消息。“遣李顺接苻曾归，则闻北京车站暴动之事。”严修派仆人李顺去接李焜瀛（1874-1937，苻曾、符曾）回，随即获知变故。李焜瀛为高阳相国李鸿藻之子，正是出洋五大臣的随行人，此后他作为出洋考察随行人员前往英国。严修不动声色完成这一天的参观学校、接待客人等事务。直到晚上，他“写信寄木斋”，无从知晓严修和李盛铎信中写了什么。但严修在日记中使用“暴动”一词，已见出他对此事定性的严重程度。
大部分天津人都在爆炸发生次日才获悉这一消息。徐兆玮此前二十五日午间刚刚抵达天津，准备乘船南下。在案发后的次日，即廿七日（9月25日）日记中记载：“闻昨日五大臣出京，为炸药所轰，几濒于危。此事颇骚动，不知谁实主谋也？与映南书，询昨日曾往送戴少怀，受虚惊否？”从徐兆玮的记载看，第二天，爆炸的消息已在天津传开。不过徐兆玮仅仅将此事看作一次规模较大“骚动”。除了好奇爆炸案主谋是谁外，徐兆玮首先想到的是朋友、外务部主事张鸿（1867—1941，初名澄，字映南）的安危。对于案件牵涉的其他方面，他并不十分关心。
同在天津的安徽人何宗逊（1862-约1920），时在直隶提督马玉昆幕府总理文案兼管营务处，爆炸案发生当天，他回拜各营，并会见鄂军统领吴虞卿。直至次日，方才获悉讯息。日记记载如下：
二十七日（9月25日）半晴阴。昨日出洋五大臣起程，将开车时，忽有炸雷发于车上。泽公微伤，绍左丞瑛。重伤，馀无恙。送行者伍侍郎廷芳。及霁谦之二子均伤，并轰毙数人，霁谦妻弟亦与其难。使节遂未成行。今日敬之由京晚车回通，谓外间传说，系孙文之党所为，其信然耶。
与严修一样，何宗逊获得的消息也是通过口耳相传。友人敬之从京城乘车回，亲口将此事告知何宗逊，并点名汹汹舆论皆认为是孙中山党羽所为。九月初三日，何宗逊从天津抵达北京，亲自探访这一消息。
初三日（10月1日）晴。早车入京。……午后偕仲任赴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看霁谦。其本身腿受弹伤，卧未能起。其二子头部受伤，已将平复。其夫人亦在医院照料，独其堂弟某伤重，于昨日溘逝于美国医院，与其妻弟同归于尽，良可伤已。
除去公干外，何宗逊在京城主要探望此次爆炸案损失最重的萨荫图。距离京城较近不近让天津的文武官员和文人最早获知消息，且这种消息的获得往往依靠最为原始的口耳相传形式。同时，距离的优势也能令他们最快行动起来，包括赴京慰问他们的朋友。
而在天津之外的其他地方，口耳相传显然是最为原始而低效的模式，他们更多地依靠时兴的电报获得信息。
远在广州的江西宜黄人符璋（1853-1929）八月廿八日就得知消息，此时他作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幕僚，在广州城内公干。符璋八月廿八日日记：
饭后诣营务处文案张芾亭，收发吴可诚处一坐。夜，许守备来。
出洋五大臣廿六日午刻出京，上火车时，有人持炸药轰发，端方、戴洪慈、徐世昌无恙，泽公微伤，绍英伤耳无碍。随员惟萨荫图被伤，差官死者四人；送行者死二人，伤十余人。
从符璋日记记载来看，京中电报传递的信息十分简要，且具有固定模板，泯灭现场的痕迹，也消泯口耳传播带来的各类附加信息。根据各方日记记载来看，电报消息最早在衙门官署传播，拥有电报的地方消息往往更为灵通。从南通抵达上海的张謇（1853-1926），在案发当晚就获得消息。张謇日记八月二十六日记载：
夜十时后楚卿来告，五大臣临发都门，炸药忽发，泽公、绍商丞微伤，送行者毙二人，伤十数人。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拟与陶斋电，问安否，并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稿交楚卿。
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张謇深感此事不利于立宪，当下决定给端方拍电报。上海便捷的资讯渠道有助于张謇迅速作出应对策略。在靠近上海的地方，消息同样传递地十分迅捷。苏州吴县知县李超琼（1846-1909）在八月廿八日即获得消息，当天日记记载：
本日沪上各载，二十六日新派出洋五大臣泽公、端方、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由京启程，甫登汽车，为人所狙害，以炸药轰之，惟泽、绍受微伤，而随员、家丁及送行之高官死者六七人，伍侍郎亦受重伤云云。奇矣！此近世所谓暗杀主义，岂以诸公欲更新国政为不然，而欲肆其毒耶？诸人遂改行期于翼日焉。
李超琼的日记表明，在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已纷纷刊载这一消息。与朝中大员不同，李超琼以充满情绪性的话语对此事作出评价，先是认为此事“奇矣”，接着以反问语气抨击“暗杀主义”，怒斥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为肆虐毒害。
北京、上海、广州之外，一般文人获得消息并没有那么灵通，毕竟能够直接获取电报信息的人并不多。湖北鄂州人朱峙三（1886-1967）本年八月廿九日（9月27）日记，“出洋五大臣在车站被炸，死亡一人即刺客也。又闻，此刺客姓吴，安徽桐城人。五大臣有满人三，即载泽、绍英、端方，均未炸死。所称汉员，则沈家本、徐世昌也。伍廷芳在站送行，两耳被震伤，系二十六日事。”朱峙三此时正在家乡湖北鄂城县师范上学，他的消息来源恐怕来自报刊。朱氏本年六月初六日日记记载，“报载，派戴鸿慈、徐世昌、端方赴东西洋各大国考察政治。”看来他对此事一贯关注，而消息源则是报纸。从日记措辞来看，朱氏后来参与革命，并非偶然。
和朱峙三一样，通过报刊了解到爆炸案消息的还有皮锡瑞。身在长沙的皮锡瑞八月三十日日记记载，“迪鲁来拜，……闻廷议官制当改，服制未闻，大学堂办法亦未尽善，午帅廿六出京。旋见报，云载泽、绍英廿六上火车，将开，忽闻轰振，炸药猝发，二人皆受微伤，车中炸死一人，似即放炸弹者。奉旨严办，不知此辈是何举动。”熊寿鹏（迪鲁）告诉皮锡瑞朝政新闻并端方出洋时间，可见皮锡瑞的消息有来自朋友传递者。然而消息灵通的熊寿鹏并不知道出洋五大臣被炸一事，通过报纸，皮锡瑞则迅速捕获这一消息，这表明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模式在迅捷程度上已不及报刊了。
皮锡瑞像，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八月三十日得到消息的还有身在杭州的长沙人李辅燿（1848-1916）。李辅燿是曾任两江总督的李星沅之孙，此时任海塘工程局总办，在日记中写道，“出洋五大臣于廿六起程上车时，忽有炸药轰起，载泽、绍英受有微伤，此外送行者伤斃三人，车中轰斃一人。此亦怪事，私怨耶？公愤耶？”（《怀怀庐笔记》第二十八本）李辅燿并未记载消息来源，推测也当为报刊。由此看来，就消息获得的迅捷程度而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往往在两天内即可获得一手资讯，实属“一线城市”，而武汉、长沙、杭州等地均在三天内以后才能实现信息覆盖，只能屈居清末信息传递“二线城市”。
李辅燿《怀怀庐日记》记载爆炸案消息
在更为偏远的甘肃、广西等地，爆炸案消息传达到的日期更为滞后。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1849-1917），在九月初三日方才获得消息。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九月初三日日记记载，“阅邸抄，京师正阳门外火车开行，炸弹猝发，车内毙一人，车外毙三人，泽公及外务部侍郎绍英均受微伤。非常之变也。”叶昌炽通过最为传统的邸抄途径获得消息，然而邸抄传播以来邮传系统，至于兰州，距离案发已过去一周了。
叶昌炽像，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而在西南边陲的广西，时任边防督办的郑孝胥（1860-1938）迟至九月初十日，才知悉爆炸案。日记写道：
阅上海报，至廿八日。出洋各大臣廿六日上火车时，有掷炸弹者，泽公、绍英皆受微伤，遂未行。
郑孝胥既没有通过电报、邸抄获得这一信息，他获得爆炸案消息居然是通过阅读上海的报纸。郑孝胥获取资讯的严重滞后应当归结于上海报纸发行至广西所需的漫长时间。这也再度表明，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读报获悉此事。时任温处学务分处编检部主任的刘绍宽（1867-1942）也迟至九月十三日，方才通过阅报得知此事，并在日记中摘抄报刊消息云：“载泽、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端方五大臣出洋，在火车被炸，载泽微伤，绍英较重。”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幸读到那些报纸。热衷于阅读《申报》的浙江台州人黄秉义（1874-？）在台州只能读到并不连续的《申报》片段，故日记也未载此事。
由于电报的影响，一些远在海外的外交人员甚至比国内许多人更早知晓此事。以记载出使日记闻名的张德彝（1847-1918）其时正在伦敦，所著《八述奇》八月廿九日日记云：
酉初外务部来电，云考察大臣廿六上车尚未开行，忽有炸弹轰震之事，五大臣及随员均无恙，泽公、绍右丞微有碰伤，将息就痊，仍即起程。
从张德彝记载看，当时外务部的消息已经不准确，五大臣根本没有很快起程，而是住院，行程延宕许久。然而张德彝也许受到火车一词的提示，当天的日记在这条信息之后，接着记载英国某火车发现一个装有英镑和食物的篮子。令人莫名其妙。
时在德国柏林的驻德公使馆二等译员王承传爆炸案发生后数天，正在奥地利等地旅行，并未在日记中直接写到爆炸案，但此事的后续影响在他的日记中仍有体现。十月二十八日日记记载，“接外务部来电，知考察政治五大臣尚未起行。”十一月十四日日记载，“阅洋报载：‘考察政制大臣，昨由天津起行矣。’”从王承传由西方报纸获知消息来看，当时外交部传递信息有时不比西方媒体更顺畅。事实上，王承传等人在柏林获知国内消息严重滞后，如十月初八日，王承传才接到外务部八月廿二日任命汪大燮为出使美国大臣的咨文。
四、爆炸案的余波
从爆炸发生的京师，到滨海的天津、上海、广州，再到兰州、广西等地，有关爆炸案的消息逐步扩散，最终甚至穿洋过海抵达欧洲等地。爆炸所造成的影响也逐步发酵，影响与之有关的许多人。
就出洋五大臣考察团而言，一些随从人员的命运也因此改变。有的人付出身体受伤的代价，更多的人尽管身体没有受伤，人生选择却发生新的蕲向。著名古文家吴汝纶之子吴闿生（1877-1950）原拟随绍英一道出洋考察。突发的炸弹令他行程受阻。9月27日，也就是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吴闿生悄悄回到保定，并将现场情况如实告诉他的朋友贺葆真（1878-1949）。吴闿生在保定逗留十几天后，决定另做打算。《贺葆真日记》1905年九月十日（10月8日）记载：“吴辟疆来。辟疆以山东杨莲甫中丞电招，将委以济南学务，欣然欲往，乃来京辞绍公，不作海外游矣。辟疆游海外，凡所闻见，将必发之于文章，益于辟疆者甚大，乃以炸弹之故止其行，诚辟疆之不幸矣。”炸弹改变了吴闿生的人生规划，他决定接受山东巡抚杨士骧 （字莲甫）的召请，前去担任山东学务处委员。作为桐城派的盟友，贺葆真认为此事不利于吴闿生扩张他的文学与事业，为之感到惋惜。然而对当事人吴闿生而言，爆炸不仅令他惊魂未定，也令他重新思考出洋的利弊，对他而言，放弃出洋考察成为在此成为更好的选择。
然而，对爆炸案的核心人物——出洋五大臣而言，突如其来的炸弹虽改变他们的行程，引发短暂的惊惶，但他们从心底认为这起刺杀活动不过是偶发事件，如徐世昌所言，是“可怪”而已，他们不曾料到这是革命党人此起彼伏的暗杀行动中的一环，也不曾料到这件事将深远影响晚清政局走势。炸弹案没有造成出洋五大臣的重伤，仅仅绍英受伤住院，而其他人则是接连探望。如徐世昌在八月廿九日（9月27日）即，“出门到法国医院看绍越千伤痕，谈良久。又看萨郎中。”他们互相看望和慰问受伤的同僚，与日常友朋之间的探望和慰问并无多大区别。在他们眼中，这次炸弹袭击仅仅是一次意外，一件发生在京城的寻常治安事件。而对王振声这样的局外人而言，这更是平常的一次意外事故。在探望了绍英伤病之后，王振声日记再不曾记载此事相关的任何讯息，他每天忙于准备奔赴徽州知府任上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20日，王振声乘火车南下赴任去了。不过，对王振声而言，他仍然记得9月12日，面见慈禧时，慈禧的训谕：“时事艰难，应饬州县官认真勤事，不可因循怠惰。现在兴办学堂甚要紧，须多设小学堂以开民智。”慈禧谆谆于民智的开启，并感叹“办事之难”，她也许确实希望整个帝国循序渐进走上立宪的道路。五大臣和慈禧一样认为这样的改革速度已足够迅猛，然而历史进程却嫌弃他们行动太慢。
这年十一月，因炸弹案拖延三个月多的出洋五大臣考察团总算成行。张謇在当年十一月末的日记中写下“立宪近况记略”云: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持两可，会八月廿六日车站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五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复延宕至三月之久。……要之，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
因为炸弹案，张謇对于立宪的前途不再信心满怀，而是充满担忧。张謇所担忧的并非炸弹案，而是经由这一微小事件造成整个立宪大好形势的动摇，在慈禧等上层看来，出洋五大臣的考察再度成行不过是政治的惯性作为。张謇认为这件事的成效如何将在1906年秋冬之际见分晓。
1906年，在立宪形势仍不明朗的局势下，炸弹案却再次爆发。六月底，京城的端方宅邸遭到炸弹袭击。在刑部为官的唐烜（1855-1933）很快将这件事与去年出洋五大臣被炸事联系起来。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廿九日日记云：
入署，散值赴东四牌楼访孙祥卿，晤谈。至谳局，拟往贤良寺拜刘仲鲁太常，不果。自去岁诏遣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八月廿六日启行，方齐集正阳门外火车站，突被炸弹阻回，至十月始出都，均有戒心。闻近日星使回国，在上海、天津皆用声东击西之术，意在令人无从捉摸，致有行踪诡密之讥，何不达如是也。……在署闻前日东华门端午桥节使宅内，于下午三钟时忽被炸弹轰伤五人，立毙者三人，内有日本人一名，奇矣。
当下的炸弹案很快令唐烜想起去岁的变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已经令五大臣在回国之后自诡行踪，以保护自身安全。然而，京城里端方的宅邸仍遭到炸弹袭击。可见对一般官员而言，此事令他们戒心倍增。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对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关心，宋教仁日记没有与爆炸案有关的直接记载。仅仅在1906年1月21日日记中云“笃生、王慕陶来。笃生自北京来，充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随员者也。（是日清出洋大臣戴、泽等抵京），谈良久出。”杨毓麟（字笃生，1872-1911）的到来，给宋教仁带来不少信息。然而或许出于保密的缘故，宋教仁并未提及他们的谈话是否涉及去年那场爆炸案。
不管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并不关心这件事的也大有人在。爆炸案发生那天，远在两千里外的王闿运（1833-1916），刚从湘潭抵达长沙家中，由于人口太多，他不禁在日记中自嘲，“新闻纸无新闻，斗室顿增十余人，喧哗拥挤，陈婿乃从李生同寓旅客寓，亦一新闻也”。王闿运并不知道北京城在这天发生了大新闻，还嘲笑报纸没有新闻可读。只在八月廿八日，他的学生李某前来“言外夷皆欲效专制，而端方乃方议立宪，今之愚也”。王闿运并不赞同立宪，对此事也就十分冷漠。此后数十天，王闿运带着家眷和门生，乘船浩浩荡荡沿江北山，九月八日游玩君山岛，此后他北游至陕西，十二月方才回湖南，并无一语提及爆炸案。
在江南活动的中下层读书人吉城（1867-1928）正在江苏东台创办新式学堂，其《遐年砚簃日记》完整记载光绪三十一年间事，却丝毫不见爆炸案的踪影。在广西帮办军务的孟森（1869-1938），日记也不载此事。在西藏驻藏办事大臣有泰（1844-1910），日记也无一语道及爆炸案。看来并不是那么多人那么关心时事。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虽然知道这件事，但限于日记体例或其他原因，他们并不把爆炸案写进日记。不管怎样，从日记这种特殊题材对爆炸案的记载情况来看，似乎可以清楚区分哪些人对时事新闻特别关心，由此也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有关革命和立宪的冲突究竟左右了多少人的思想世界。
在爆炸案发生前的三十多年间，慈禧在国家内外交困中的表现已给世人留下诸多负面印象，人们对她充满怀疑。等到1910年，清王朝预备立宪时，一切都来不及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距离五大臣出洋考察不过六年时间。然而，在1905年徐世昌、绍英和戴鸿慈等人的日记中，这次爆炸事件并非重大事故。可是从爆炸案消息传递的范围不断扩展来看，从这一消息不断进入私人化的日记写作中来看，爆炸案的确已经成为官员和文人的严重关切事件，尽管他们努力克制自己在日记中表达丰富的思考和情绪，但众多日记对这件事的集中关注，本身已构成有意味的事件。文人们在日记中对时事的这种普遍关切，尽管在形式上较为寻常甚至有点枯燥，所记载的内容也大同小异，然而许多人在私密写作中“复制”此类消息，使得爆炸案这一的消息成为群体性瞩目的焦点，由此构成时代风会的指征。同时，经由爆炸案，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人的日记，也具备对读的可能。文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写下爆炸案这件事，使得爆炸案成为观测身处不同时空文人所思所感的通道。由此，零零散散的日记具备重新连接成为整体观照时代的重要材料、重要视角，同时，也不妨成为有意味的方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