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拥有100年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伟业，不仅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同样也为海外学者所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海外学者即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看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梳理和总结这些观点和看法，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起源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积极地投身中国大革命，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日增，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和关切。大革命前后到土地革命初期，开始出现第一批外国人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论著。如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Yonkers Gilbert）撰《共产主义与中国》（1923），日本学者长野朗撰《中国工人及工人运动：世界的威胁》（1925）、《中国的社会运动》（1926），苏联葛萨廖夫撰《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活动》（1926），极东新信社出版《南方革命力量的现实及其批评》（1927）等。以上报道或论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及时的追踪、分析和评价。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农红军、人民军队的壮大，海外产生了一批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报告和著述。其中著名的有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向美国国务院呈送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随后，一批西方记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1937），尼姆·韦尔斯（Nyu Wales）的《红色中国内幕》（1939），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阿特丽（Freda Utley）的《战时中国》（1939），卡尔逊（Evans F. Carlson）的《中国的双星》（1940）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此外，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和迪克斯使团对延安进行访问，曾在晋察冀边区游历班威廉（William Band）夫妇和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等也对中共有一定的观察，并发表了相关见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特征是“分散性”。缺乏专业化学者群体的广泛参与，报道、报告、著述，多数是描述性的直观感性记录，只停留在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基本情况的层面，不仅缺乏严谨考证，而且也缺乏基于广泛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的深入透彻分析，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框架尚未体系化。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体系化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和建设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充满想象，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物、执政方式、组织构成、政策措施等的关注逐渐升温。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进一步发展阶段，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式微，冷战的加剧，西方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兴趣增强，学术机构数量增加，政府与民间基金投入增多，海外中国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1950年代初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西方学者已经出版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如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1951），布兰特（Conrad Brandt）、史华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三人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1952）等。1955年，为了开展中共政治经济政策的研究，哈佛大学成立中国经济政治研究项目部，该机构几经变化，2007年，改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也逐渐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镇。除此之外，1951年，日本学界成立“现代中国学会”，大力推动当代中国研究。1966年，牛津大学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开始从事当代中国研究。1968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1969年，荷兰莱顿大学建立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197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发表需要载体，1956年，费正清等人倡导下组建的远东学会更名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Far Eastern），出版刊物《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0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版《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1975年，《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创刊，大量刊载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相关文章。
总体而言，与前一个阶段相比，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经历了从“新闻传记”向“学术论证”的转变，开始走向规范化、体系化。首先，明确了研究对象，注重探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形态、最高领导人、党的性质，以及国家政权、政党体制、党的执政规律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注重中国共产党资料整理，除了前述布兰特等所编史料之外，英国学者林迈可的《中国共产党教育问题笔记（1941-1947）》（1950）值得关注。此外，日本学者非常注重收集、整理、编纂中共文献，著名的如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1961）七大卷，竹内实编《毛泽东集》（1970～1972）共十卷。
但仍要看到的是，因受到冷战的影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西方学者很难获得中国的讯息和资料，中国共产党党建领域的研究受到制约，宏达叙事的描述性成果较为多见。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偏重于中共党史研究，力图通过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原始文献的梳理和缜密的分析，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与苏共的差异与联系。其次，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角度上，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往往夹杂着冷战思维，“阴谋论者”“异端论者”“极权主义”甚嚣尘上，“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论说模式占据主流。
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深入拓展
1970年代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缓和、改革开放展开，中国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在研究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情况下，海外学者较之以前更容易得到所需资料，且能够深入中国实地调查研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逐渐走出对峙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相较于后一阶段并不活跃。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动向仍然受到关注，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热门话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苏东剧变阴影，并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国家治理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这为许多海外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契机。2002年，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举行了题为“把政党带回来：中国是如何治理的?”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呼吁改变西方学界忽视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状况，主张把中国共产党重新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重点。
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力量”“中国模式”的根本推动力量，研究、解读当代中国共产党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全面升级，学科化、体系化得到大幅提升。从研究视角而言，中国共产党党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海外学者关注的对象。在党建方面，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执政机制、反腐倡廉、组织建设、意识形态和未来前景等进行全面分析和讨论。从研究价值取向而言，出现了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转移。从研究方法而言，西方学者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等人文学科理论影响，强调跨空间、跨学科，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出现了从“远观式猜想”向“实地式调查”转移。从研究队伍而言，根据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的估算，截至2010年，仅美国大学和智库就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留学欧美的华裔学者开始崛起。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旧存在着一些局限，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和阐释，仍多从其自身价值观出发，采用集权主义、多元化或制度结构、公民社会等研究范式，习惯于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问题。此外，在运用文献资料时，大量研究仍然局限于二手材料，并存在着“不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资料”，“依靠不可信的研究资料”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的提升，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突破原有窠臼，综合研究方面的系统化趋势增强，而专题研究方面的广度和深度化趋势明显。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研究人员遍布全球，除了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等传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镇之外，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进步。研究视角也发生转变，由原来重点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转而更加关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举措成为关注焦点，其余如党的指导思想、执政能力、执政特点、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等，成为研究重点。
四、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研究是海外学者立足国际视野，从其特定角度出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分析和研判，对我们全面认识世界和客观认识自身有着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人民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借鉴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更为关注，在研究范式、视角、方法等方面，均提供了迥乎不同的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成果的了解和评析，对于我们自身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启发性。借助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总结世界各国、各地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认识、评价；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政治立场、理论偏好、文化差异、认知逻辑，从而找到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建立明确的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话语体系。
第二，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外部形象的重要途径。自1920年代以来，海外学界就没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在近100年的研究历史中，有大量的学者、外交人员、情报人员对中国共产党展开讨论，这些研究始终乐观论和悲观论并存，其中悲观论者，总是习惯以西方价值观念、理论方法，审视、解释中国共产党，造成误读、误判；习惯曲解唱衰中国共产党，即便是屡屡被实践证明其错误，仍执迷不悟。随着中西交流的扩大与加深，海外学界的观点在国内传播至为广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从费正清、史华慈，到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义（Ezra F.Vogel）、沈大伟、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郑永年，均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范式与学术观点。大力加强和深化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跟踪和评析，有助于我们拓展以全球化视野观察现实政治的能力，提高治国理政的科学化水平。
第三，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期，学术研究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外部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学者首先应该掌握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动态，关注研究热点，分析其特征、规律、趋势，从而在国际比较中找到共同点，以理性的学术态度，构建具有较强理论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积极回应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切，深化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识。其中，特别要注重甄别偏颇、狭隘、片面，甚至错误的观点，构建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消除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引导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舆论。
（宋佩玉，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公磊，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副教授。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共党史研究”专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