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崇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新著《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的满鲜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本文为第三篇书评。
自费正清提出“朝贡体系”这个概念以来，东亚世界秩序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单就近世而言，新清史普遍关注游牧地区，强调清朝统治中的内亚面向，以反对费正清的“传统中国”朝贡秩序；而特拉华大学教授王元崇的著作《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的满鲜关系》则将目光投向东方。本书以清-朝关系为线索，全面考察了宗藩体系下双方在礼仪、政治、经济、外交层面更为复杂的互动，挑战了“朝贡体系”狭隘的经济内涵，并将清朝置于这一复杂的东亚世界秩序之中，认可了清朝努力利用与朝鲜的模范宗藩关系将自己打造为文明中心的中华面向。
《再造中华帝国》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时间跨度为清朝初期至中期，讲述了朝鲜从尊明为宗主国、到与清朝结为兄弟、最后转变为清国首个属国的过程。朝鲜一开始以“华夷之辨”为据，将满洲政权视为蛮夷，但在两次战争中为清朝击败，陆续结为兄弟、臣属之国。在明朝灭亡后，虽然朝鲜国王臣属清朝以求存，但私下里反仍尊奉明朝，高举明与朝鲜的君臣父子关系，以儒家名分为自身统治正名，确立朝鲜作为“小中华”相对于“蛮夷化”中国的文化优越性。那时《燕行录》中常常可见朝鲜士人在出使清朝时对当地习俗衣冠胡化的鄙夷，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出使中国的北学/实学派朝鲜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清朝经济上的繁荣，他们在与清朝文人的交往中，也意识到了汉族人对于清朝继承中华正统的认可。这些发现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扭转了“华夷之辨”的二分法，开始倡导朝鲜向清朝学习，认为满清终究还是中华，朝鲜虽然保留了大明衣冠，在发展层面依然是蛮夷，是另一种有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与葛兆光等人提出明朝灭亡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秩序逐渐走向分崩离析不同，本书作者认为盛清时代，朝鲜的有识之士在目睹了清朝的鼎盛后，认可了满清作为中国的身份，东亚世界秩序重新出现了“中国向心”，朝鲜依然是中华宗藩大家庭中的稳定成员。
清-朝关系的前半段既有朝鲜对中国的“蛮夷化”，也有清朝对朝鲜的“蛮夷化“。在宗藩体系下，清朝用恰当的礼仪彰显朝鲜属国的地位，一方面以朝鲜作为“小中华”肯定清朝自身中华正统的身份，另一方面，清朝在《皇清职贡图》和其他关于海外诸国的知识话语中将朝鲜“蛮夷化”，来确立自己的文明中心身份。面对作为东夷的朝鲜，清朝实施“怀柔远人”的政策，对朝鲜国王和使者大加恩宠，对边境纠纷往往轻轻放过，显示出其作为中国的仁慈。清-朝父慈子孝的模范宗藩关系，也成了清朝统治蒙古、西藏、新疆、台湾、琉球、越南、缅甸诸番的模板。在宗藩原则主导下的清-朝关系中，清、朝双方都试图以对方来定义自身在东亚世界秩序所处的位置、进而定义自我，双方皆用宗藩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宗藩是一个双向的体系。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国际法和民族国家概念影响下的清-朝关系演变。西方人在鸦片战争后打开了中国市场，但不满足于此，他们想更进一步打开朝鲜这个“隐士国家”。然而朝鲜国王屡屡以“属国无外交”的原则推辞，高举清朝的宗主国身份，拒绝与西方使节谈判，使只理解主权民族国家与殖民地国际体系的西方人对中-朝关系一头雾水。总体上，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宗藩模式仍在清-朝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西方和日本势力在半岛的深入，清朝也不得不调整了与属国的关系，在宗藩体系下宗主与属国的礼仪互动之外，还建立了国家与国家、政府对政府的外交渠道，清-朝关系正式进入宗藩-外交双轨时代。由于宗藩是一种等级制度，它强调宗主国对于属国的优越与掌控，这一体系与名义上平等的国与国外交关系具有本质上的冲突。因此，我扪既能看到清朝在双轨制度下帮助“友邦”朝鲜进行近代化改革，建立海关，训练朝鲜学生，同时又能看到驻扎朝鲜的清朝大臣努力在礼仪中显示中国之于朝鲜的上国属性，凸显自己与其他驻朝大使身份的不同。朝鲜也一方面既保持向清朝派遣朝天使的礼仪，一方面又在节庆丧死等仪式中悄然改变了接待中国官员和使节的态度，逐步朝着双方更平等的方向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日本显示出了更多侵略朝鲜的野心，清朝也不得不打破属国内政自主的传统，向半岛出兵，索要租界，增强自身在半岛的存在感，以制衡半岛的帝国主义力量。面对西洋和东洋对朝鲜的竞争，中国改革派士大夫提出“救我朝鲜”的口号，要求清庭保护朝鲜这个最重要的藩屏，少数清朝官员甚至提出过将朝鲜郡县化的理论，虽然最终并没有实施，但朝鲜体例为清朝将新疆、西藏郡县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 中日开战，日本获胜后朝鲜断绝和中国的宗藩关系，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则完全转变为平等外交。失去了各个属国的清朝逐渐从无远弗届的中华帝国转变为边界清晰、领土与政治文化边疆重合的民族国家，清朝在定义自己与朝鲜的关系中完成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由朝贡向外交的现代化转型。
1637年-1644年的清明宗藩关系示意图
第二部分对一些学人提出的清帝国主义殖民朝鲜叙事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往往被近代西方人视为只具有仪式上的意义，所以清朝后期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则自然而然成了一项帝国主义行为。然而，本书拒绝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分析前现代的东亚世界秩序，相反地，在详细考察了中国在朝鲜的租界、获取治外法权等行为后，作者认为租界和治外法权不一定是殖民主义的标志，中朝的租界权和治外法权都是双向的。作者在观念上区分了疆域意义上的清帝国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清帝国：疆域意义上，清帝国即包含了满汉蒙回藏五地的政体，而政治文化意义上，清帝国则包括了宗藩关系主导的下的清与周围的属国，两者共同构成了大中华帝国（第10-12页）。清朝后期对朝鲜的控制，或多或少都是宗藩关系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延伸。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无解的、令人迷惑的清-朝关系和帝国主义行为，其实放在双向的宗藩体系下很好解释。
本书的理论贡献之一是以“宗藩主义”替代了“朝贡体系”，借用中国自身的天下秩序理念分析前现代历史。费正清当年提出的“朝贡体系”这一名词中的“贡”，主要指朝贡使团的官方礼物交换，因而这一理论体系重视国与国关系的经济职能而忽视其他层面的互动。宗藩体系则以礼仪和仪式为中心，展现了国家之间交往的政治内涵：宗主国绝不仅仅只对属国施加经济或名义上的影响，其真实运作机制是双方借助宗藩话语背后丰富的思想资源来划定的彼此的名分，通过定义他者来定义自我。用“宗藩主义”取代“朝贡体系”的方法遥遥应和了柯文教授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倡的“中国中心史观”，即用中国自身——而非西方的经验和概念——理解中国史。
本书同样也是对“新清史”所提的清朝内亚性理论的一个回应。新清史学派时常强调内亚对清朝统治方法的影响。米华健认为，管理蒙古事务而设立的理藩院后来演变成了管理西北诸疆的机构，这代表了“蒙古模式”对清朝统帅诸番的表率作用。而许多藏学家则宣称，清朝支持藏传佛教、乾隆皇帝把自己塑造成“菩萨皇帝”、转轮圣王，这些举动都意味着清朝将藏传佛教征用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此稳定和西藏的关系、巩固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的统治。无论是蒙古还是西藏，内亚模式始终是清朝赖以为继的重要统治方法。本书则认为，蒙古并非清朝最早使用的统治模板，朝鲜作为清朝征服的第一个属国，对于确立清朝“中国”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清朝处理朝廷和东南藩属国关系提供了经验，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朝鲜的前例甚至还为内亚的郡县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朝鲜所代表的中华世界秩序和统治方法，历史早于蒙古模式，也比西藏模式影响深远。在承认清帝国的内亚面向的同时，清帝国的中华面向也绝不可被低估。
本书采用了跨国、多语言材料，王元崇教授游曳于汉文、满文、日文、韩文、英文等文献之间，旁征博引，令人钦佩。多语言的材料还带来了多元的视角，第一部分精彩的清-朝国书分析（1627-1637）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在第一次清-朝战争后，大清和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邦，互送国书，互遣使节。朝鲜国君不得不以平级称呼满洲君王，但仍不愿意在国书中称兄道弟；而清朝的满文档案则和汉文记载相冲突，满文档案中清朝以兄自居，这尚且还算平等而有差别，汉文档案却是直接把朝鲜来的使节当作来朝的贡使，通过征用宗藩话语词汇来突出新生的清朝的中心地位（第34-37页）。满、汉、朝三个视角的文献揭示了东亚舞台上的不同参与者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这一文献对比阅读的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跨文化、跨边界的交流史研究中，例如中古史学家将唐代的突厥阙特勤碑、回纥磨延啜碑的突厥语碑文与汉文碑文、新旧《唐书》对读，发现突厥、回纥对夷夏关系和统治秩序的理解与汉文材料记载截然不同，呈现以自身族裔为中心的观点。这些对比阅读使得我们意识到语言、译介和视角本身作用，进而把天下世界秩序视为一种辞令，一种可以供双方挖掘的思想资源——尽管这一辞令在实践中更为复杂、更有弹性。
在沉浸于佳作的同时，我也不免产生了一二疑惑。首先，本作有新意地将朝鲜划为政治-文化意义上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即宗藩体系下清朝的边疆前线。为了显示朝鲜与清朝的亲密，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清朝人认为朝鲜等同于汉地诸省，而朝鲜国王上表时也往往认为自己如周之诸侯，三韩之地本属中国，只是皇帝命他们统治而已。在第二部分，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为西方列强鲸吞蚕食所警的士大夫们往往指出，一旦中国失去了朝鲜，新疆、西藏、蒙古也就面临着被瓜分的风险。换而言之，在本书中，朝鲜作为政治文化上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与疆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尤其是蒙古、回疆、西藏诸内藩——无比接近，甚至时常被诸人混淆。既如此，除了内亚地区属理藩院管理、而朝鲜属礼部这一区别外，为何朝鲜不能被视作帝国疆域的一部分？又或者，为何内亚地区不是与朝鲜一样归为政治文化意义上帝国的一部分？大致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边界为划分两个帝国的依据，是否属于一种我们的后见之明？总之，在强调朝鲜的中国认同后，疆域中华与政治文化中华之间的分界被模糊了，这样的分类看起来不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事实，不知王教授能否多为自己的划分提供一些解释。
其次，本书的副标题是“满洲与朝鲜的关系”，但似乎在文中的体现并不完全。满洲与朝鲜的交往这一内容在第一部分表现最多，而第二部分中，满洲与清帝国、中国三个称呼则相互混用，满洲的、满族等词汇甚至逐渐让位于中国等指代，模糊了这三者的区别。作者似乎是想借此表示，满清通过不断汉化，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然而，在清朝后期与朝鲜的交流中，满洲与满族是否全然无影无踪、交流不带任何民族、地方色彩呢？另外，标题里，满清与朝鲜的关系是相互的，既然满清利用朝鲜完成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那么朝鲜是否也利用了反清情绪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朝鲜的视角是什么样呢？和第一部分相比，民族色彩和他者视角在第二部分相对缺失，这成了看完副标题后意犹未尽的来源。
最后，不知道王教授在思考清-朝关系对清朝塑造自身的作用的过程中，是怎样看待清-朝关系与前代宗藩关系的继承与断裂的？虽然清朝是第一个利用朝鲜由夷入夏的征服王朝，但它对于朝鲜的许多处理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将朝鲜“蛮夷化”那一章（第83页）的《皇清职贡图》，显示身着明式官服的朝鲜士人为“朝鲜国夷官”，这一绘画主题和将朝鲜作为诸夷之首的排序，其实反复出现于明代关于海外知识的民间商业印刷品中，成了明代人想象世界的天下观的一部分，这一点何予明老师在她的书籍史专著《家与世界：在16至17世纪的雕版印刷物中编辑“皇明”》已有论述。此外，辽金元这些前代征服王朝也将高丽纳为属国，这些宗藩关系与清-朝关系有何异同、有无借鉴传承关系、以此为基础的比较史学能否成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清朝利用朝鲜再造了中华，清朝在定义了自身的同时，是否也或多或少定义/改变了自身与前代的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