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如果能把我路上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美丽的回忆呵！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写的日记。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从军学生题名碑
我为什么留恋故乡南昌呢？在20世纪30年代，赣江之滨的滕王阁早已名存实亡，再也看不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了。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并不是南昌独有的风光。所以我在江西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乡土之恋。但一等到离乡背井之后，我才发现故乡也像健康一样，在失去后才觉得可贵。司空见惯的小桥流水人家，仿佛也旧貌换新颜了。和二中同学刘匡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南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
1937年12月13日，与许君不期而遇于车，沿途休息于八都最久。遂相与散步村之附近，复坐于鲜见大树下闲谈，觉既别于二中，相见甚难，不料犹遇于兹，然自今以后，必难有此乐矣！因执笔记之以为念。
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是我这个初离家门的游子读来，却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仿佛字里行间凝聚了一片乡情似的。后来二中迁到永泰，每逢月夜，我喜欢同匡南、燮昌，在赣江之滨散步，望着滚滚北流的江水，仿佛它能把我们滔滔不绝的乡思，带回遥远的南昌。这时我们最爱读的诗句，是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江边谈得最多的人物，是教我们国文的汪国镇老师。汪老师的身材矮小，丰富的文史知识浓缩在他胸中；他说话急，恨不得在一小时内讲两小时的课；他走路快，似乎舍不得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内容丰富，像亩产千斤的稻田，简直不比大学教授逊色。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汪老师写下了下面的词句：“问五湖，哪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频洒向故园流。”听说他的学生惨遭杀害，他写了两首哀悼的诗，一首的最后两句是：“一纸难将两行泪，年年心事付征帆。”
当日军进攻，南昌动摇时，二中准备迁往清江县永泰镇，汪老师坚决不随校南迁。1937年12月10日，我去向他告别，他用毛笔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十四个大字：
旧学新知多致用，得师取友愿齐贤。
这两句话体现了他对我们的一片深情厚谊。“学以致用”就是他教过我们的《论语》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今天看来，知识如能用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美，那真是世上最大的乐趣了。“得友齐贤”是化用《论语》中的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幸福如有朋友分享，可以倍增；如不分享，就会消失。《论语》中的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没有写下来，却付诸实践了。他有大学教授之才，却甘心在知名度不高的中学任教；人也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这不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吗！
1938年7月2日，汪老师惨遭日寇杀害。他的学生周礼写了一阕《水调歌头》，现在节录于后：
日寇侵赣，入彭泽，执夫子，骂贼不屈，壮烈牺牲。忆教诲之深恩，痛忠良之死节，为词以哭，聊当悲歌。
正气今犹在，彭泽一书生。
窥江胡马十万，攒戟拥孤城。
不见当年张许，只见纷纷弃甲，烽火使人惊。
金瓯嗟已缺，生死一朝轻。
骂寇贼，申大义，是人英。
男儿所学何事？肯做楚囚鸣？
不负平生宿抱，拼却头颅一掷，浩气振丹青。
华表归来处，一笑大江横。
在汪老师遇难时，我们正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毕业之后，就要确定人生的道路了，我打算报考联大外文系。但是江西教育水平不高，那时全省甚至没有一所大学，南昌二中虽是全省最好的中学，每年考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屈指可数，例如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就是二中首屈一指的首届毕业生，而我并不在屈指可数之列，能考上联大吗？
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西南联大1940年学生名册（节选），其中包含许渊冲先生的名字
升入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却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那时我有一个表姊在美国学教育，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自由神像图，德国的萨尔风景票，我玩得爱不释手，仿佛旅游一般。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
熊式一表叔写了一个英文剧本《王宝川》，得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赞赏，在英美舞台上演，引起轰动，回南昌来把全家三个“孙子”和三个“刀豆子”，都带到英国去定居，这更加强了我学英文的念头。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恺撒大将》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感觉不到的，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泰和，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似的。
抗日战争之前，名牌大学只在当地招生，要考清华、北大就要北上，不但需要屈指可数的人才，还要屈指难数的钱财，二者缺一不可。平津京沪失陷之后，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举行统一招生考试，并且不收学费，反而发给贷金，这对没有钱财的人才，才是大开了方便之门。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
我考取了联大，同时考取的同学有吴琼（曾为清华大学英文教授）和万兆凤（曾任江西师范大学英文教授）。还有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同学胡品清，也考取了浙大外文系；她后来成了法国外交官的夫人，离婚后在台湾任法文教授，是个有名的女作家。说来也巧，她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早几年把唐诗宋词译成英文、法文，在欧美出版。所不同的是，她把诗词译成散体，我却译成韵文。我们四个人都是汪国镇老师的学生，而汪老师本人也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总算是后继有人了。
我们四个人中，胡品清和万兆凤是全省屈指可数的高才生。万兆凤是全省小学毕业会考第二名，中学毕业会考第四名，后来参加了《唐诗三百首》的英译工作。前面提到的王树椒同学是全省小学毕业会考第三名，考入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名。他在二中依照庄子的文体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得到汪老师的赞赏，批语是“可以乱真”；后来他又写了一篇《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读后，说他是“文史奇才”。
西南联大校友在巴黎欢迎梅贻琦校长 1949年摄
同班同学考取“中央政治大学”的有贺其治，曾任驻英国利物浦副领事，现在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考取交通大学的有徐采栋，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后任九三学社中央第一副主席。考取中央大学的有廖延雄，曾任江西省科学院院长。考取厦门大学的有符达，后来是江西电厂总工程师。回想我们这一班人，当年风华正茂，后来各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在不是幽明隔绝，就是天各一方了。
考取联大之后，我辞别了江西，经过湖南，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看见奇峰林立，漫江流翠，如入仙境。但日本飞机一轰炸，高楼大厦立刻成了断壁残垣，青山绿水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天堂一转眼间化为地狱，我又恨不得立刻回永泰去。正是：
寄居永泰经风霜，客心日夜忆南昌。
无端更渡漓江水，却望永泰是故乡。
我正在动摇中，恰巧王树椒、胡品清等也到了桂林，要去宜山上浙江大学。听见胡品清唱《圣露西之歌》，看见这个多情善感的才女都没有流露出离愁别恨，我也就打消了回乡的念头。
在桂林我还认识了联大数学系的同学廖山涛，他穿一件土布大褂，说一口湖南土话，谁也看不出他是数学考第一的新生，后来会得到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数学奖。我们同到汽车站买去柳州的票，走这条路的人太多，拥挤不堪，花了十二个小时才挤到票，所以我再也不喜欢走大家走的路了。
到柳州后，我托人买到了经贵阳去昆明的汽车票，开始了崇山峻岭间的万里长征。远看是白云笼罩的重峦叠嶂，身入其境，却成了灰雾朦胧的绿树青山；回顾所来径，又是“苍苍横翠微”了。人生的道路不也是一样吗？在想象的望远镜之前，在回忆的显微镜之下，生活就会发生肉眼看不见的奇光异彩。
到昆明后，我填了一阕《西江月》词：
山下白云缭绕，山头马达轰鸣。
飞越关山万千重，青天开颜相迎。
早有凌霄雄心，今日壮志竟成。
魁星楼外树连天，报道已是昆明。
想当年笳吹弦诵在山城;
愿今后桃李花开满园春！
《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平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