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为夏鼐先生于1951年长沙发掘之后所作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
湖南长沙市的近郊是古代的墓葬区域，新中国成立前古墓被盗掘的很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抢救文物，1951年遣派包括夏鼐先生在内的发掘团到长沙工作。从1951年10月至次年2月，历时3月，却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
夏鼐
湖南长沙市的近郊，南北东三面，都是古代的墓葬区域。近二十年来，这些古墓被盗掘的很多，总计当已达千数以上。许多出土品都经过了古董商人，流入美帝及日帝的手中去。战前美帝还派人驻在长沙购买盗运出国。这实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长沙近郊进行建筑工程，在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的过程中，又时常发现古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抢救文物，1951年遣派发掘团到长沙工作。10月18日开工，至次年2月7日发掘工作才全部结束，一共做了三个多月。工作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七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二人。又湖南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加了一个时期。工作中，蒙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文管会和省立博物馆筹备处等多方协助，是我们所要深加感谢的。
一、工作的范围
这次长沙发掘的地点，一共四处：（一）城北的伍家岭；（二）小吴门外的陈家大山，包括袁家岭；（三）城东五里牌的杨家山，包括徐家湾；（四）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图一）。这四个墓地都是在小丘陵上。这些丘陵的表面是厚约一公尺的松软的红壤，下面便是坚硬的带有斑块的红土。在地史上，这红土层相当于华北的泥河湾或周口店的堆积层。古代的填墓，都打破了表面的红壤，掘入红土层中。现在平土造屋或取土烧砖的过程中，表面的红壤被移去后，墓口便显露出来了。因为墓中的填土和四围的红土层，色泽和质地都不相同，很容易识别；所以一露出来后便多遭盗掘了。
图一 长沙近郊古墓群的简图
这四个墓地，不仅地形和土壤相类似；便是墓葬的主要时代，也是大致相近的。在我们所掘开的162墓中（伍家岭73，陈家大山25，杨家山7，识字岭57），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共136墓，占全数84%。现在将四处发掘的收获，合并起来做报道。
二、战国时代的楚墓
早期的墓葬是属于战国时代的。墓室作长方形，深度有达8-9公尺者。常有斜坡式的墓道。地面上有时覆以土冢。墓室的大小，普通是2.3-3.0公尺长，1-2公尺宽。我们所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公尺，宽4.2公尺。楚墓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枕木的槽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后才能进去。保存良好的原因，是由于木椁的上下及四周，都有几公寸厚的不渗水的白膏泥。（有人以为是蜃灰，但经化学分析，知道即地质学上的粘土，并非是蜃灰。）木棺放置于木椁的中间，棺椁之间，留有空隙，以便放置殉葬品（图二）。因为长沙的土壤带酸性的关系，古墓中的尸骨几乎都己销蚀无留；但在棺木保存完整的楚墓中，不但尸骨尚存，连头发也保存完好。棺中的殉葬品有玉璧等。尸身的底下，有时裱以镂花的木板。木棺作长方形，内涂朱漆，外涂灰黑色油漆。外面在未上漆以前，还缠绕几道布帛（图三）。
图二 战国楚墓的木椁及木棺（在五里牌）
图三 完整的战国漆棺
楚墓的殉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木器等。陶器和铜制容器，以鼎、壶、敦为最普通。小墓中至少也有这三种陶器各一件（图四）。鼎是高足的，和寿县楚墓出土的鐈鼎相似。敦作圆球形，有三脚，盖上也有可作足用的三钮，可以倒置。鼎盛肉食，壶盛酒浆，敦盛黍稷，都是日常所需要的陶器。我们1950年在平原省辉县所发掘的战国墓中，最普通的殉葬陶器是鼎、壶及细把豆（见科学通报2卷2期147页）。豆是盛“菹醢”用的，在长沙发现不多。两处所出的互相比较，都有鼎和壶，仅形状稍有差别。又长沙的敦相当于辉县的豆，或由于两处老百姓的日常食品不同，所以采用不同的容器。
图四 长沙战国时小墓所出的普通陶器
楚墓规模较大的，常有铜兵器如戈、矛、剑、箭和涂漆的弓，使人想起楚辞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中的《国殇》）可见楚人的好武。戈矛的涂漆的柄，有时也仍保存。柄的下端有铜鐏，漆器有耳杯、剑鞘等。木器除了前面所说的雕花木板之外，有木梳、木俑等。其中以木俑为最可珍贵，多以墨画眉目，男俑朱唇有髭，衣缘皆绘有花纹，胸前有墨书文字（图五）。有些木俑的身上穿着用绢做成的衣服。这些木偶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楚人的形貌和衣饰。又有铜镜，质薄，三弦文鼻钮，有很工细的蟠龙纹或羽状纹（图六）。丝带及有花纹的残绢也有发现。并且发现了37根有字的残竹筒，文字多不可识。但其中亦有可识的如“金戈八”及“鼎八”之类，大概是记录殉葬物的品名和件数。这些是现存的最古的竹简（图七）。
图五 战国楚墓的木俑
图六 长沙出土的战国式铜镜
图七 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及西汉木简
有几座墓大概是秦墓。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攻破，取洞庭、五都（渚）、江南，楚国君臣逃到陈城去。长沙大概是这时候入秦。我们发现了好几座墓，有印以“呈爰（郢锾）”或“两”字的泥板，当为楚的货币；但同墓中又出有泥半两钱，可知已采用嬴秦的钱币。在战国楚墓中，我们仅发现过铜的蚁鼻钱。就陶器而论，这些秦墓中出土方壶（钫）之类，也表示是荆楚到西汉的过渡期间。
三、西汉长沙王国的墓葬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时，无子国除。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累代继承，直至王莽时始绝。长沙成了王国的都城后，更为繁盛起来了。近郊的西汉墓葬，一般而论，较之战国楚墓，规模更为伟大，殉葬品更为丰富。西汉墓穴上的土冢颇大。墓道常作阶级式的，近墓室处常稍放宽。普通墓穴，长约3-5公尺，宽约2.5-3.5公尺，较一般楚墓为大。但以有高冢的关系，墓穴深度反是较浅，通常仅三公尺左右。除了大墓仍用一薄层的白膏泥包围木椁之外，通常汉墓都没有白膏泥，因之它们的木椁都已朽腐，只在墓底中间遗留两道放置枕木用的槽沟，和墓穴边沿遗留着用以插立巨型木柱的方穴。这次我们所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椁盖早已腐朽无迹，四壁竖立着的木材也仅剩留近底处一端的残块而已。
这两座木椁墓中较大的一座（第401号），是在杨家山北的徐家湾，大概是长沙王室的墓葬。土冢高出地面五公尺余，直径二十多公尺，墓道向北，墓穴深度离地面8.8公尺，底部是长达21公尺，宽度前半13.7公尺，后半11.1公尺。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公尺宽6.8公尺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做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可是仍剩余有一块重约250公分的金饼（等于汉代一斤），和二百余块铅锭子；此外有带灰褐色薄釉方格纹陶器、铜舖首、铜钟、陶灶、漆耳杯、漆盒、五铢钱等。漆器残片中有写上铭文“杨主家般”(盘)四字的，和毗邻的被盗掘过的长沙王后冢中所出的漆盘上“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家般”铭文的字体，完全相同，知道是属于同一家族。（长沙王后冢已被盗一空，出土物有些在湖南文管会。）这墓中又出一根木简，上有隶书“被绛函”三字（图七）。这是江南第一次发现的汉简。
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第203号墓）。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掘过。墓穴长11公尺，宽4.4公尺，离现存地面约5公尺（图八）。原有土冢，已被削平。墓穴后半是主室，棺木已被毁坏。主室出土物有铜镜、铜博山炉、铜鼎及铜豆残片、漆案、漆耳杯、漆奁、陶罐、陶鼎、滑石壶、泥饼金等。有几个漆耳杯的底部刻划有一“贾”字，大概是墓主的姓氏。前室较主室为低，是作贮藏室使用的，幸而未经盗过。这前室里用木板分隔作南北两半。北半出了大批完整的陶器（图九）。这些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灰褐色薄釉、印有方格纹的硬胎陶罐；一类是质地较软、外表面包以银箔（？）、上绘黑色花纹的陶壶、陶钫、陶鼎和陶灶。有几个陶罐口上加以木盖，罐旁又发现有木制封泥匣，匣上墨书“鱼鲊一斛”等字。这些是标识罐中所盛的东西，原来当缚在罐口，因为缚绳朽腐掉了下来。又有木车模型一件，木俑三十余件和马俑残件。南半有木车模型三件、木船模型一件、木俑三十余件、马俑残片数件等。这木船长达1.3公尺，上有船舱，舱房之前有十六把小木桨，分置两侧，船尾有一长桨。木车的模型，双辕长1.06公尺，车高连伞盖达0.7公尺。车轮有十六辐条，车厢两侧及前面围以栏杆，现在经过整理研究后，已依原来尺寸加以复原。这车可以和我们1950年在辉县所掘的战国木车做比较（见科学通报2卷3期250页）。这些古代交通工具的发现，对于我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史，供给了最珍贵的材料。
图八 长沙伍家岭西汉木椁墓（第203号）
图九 伍家岭第203墓地下贮藏室中的陶器
其他的西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的殉葬品。铜的五铢钱以外，还有泥五铢、泥半两钱及泥饼金，一发现便是一大堆。这时已是铁器全盛时代，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短剑及铜戈矛。铁剑有时附有玉璏（剑柄上的卫手）、玉璲（昭文带），便是汉书匈奴传所谓“玉具剑”。玉器有玉璧、玉瑱及蝉形的玉琀。环壁以滑石制的居多，一个墓中时常发现几个石壁，花纹多作圈饰，是由穀文变化过来的。相邻各圈连以直线，形成了菱形空格的网纹。这时候的铜镜较战国式的镜子为厚；鼻钮多作半球形；镜背面除花纹外，常有铭文一道。最普通的铭辞是“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铜制容器如壶、鼎、洗、镫、鍑（鍪）之类，也都有发现。其中一器有隶书铭文“时文仲铜鍪容二升重六斤二两黄能元年十月丙辰治”，知道这是公元前49年的制品。陶罐发现最多，其次为陶鼎、陶钫、陶壶、博山炉、瓦灶等。此外我们也曾发现铜印、滑石制容器、玛瑙珠子等。
到了东汉时代，砖墓盛行，用有几何花纹的墓砖，砌成墓室，长沙东汉的砖墓也很多。但是在我们所做的四处中，仅清理了八座汉代砖墓，都已被盗掘过；其中有几座已是空无一物，其余几座也仅剩不多的几件殉葬品。陶器除容器之外，还有陶屋、陶豕圈及陶仓之类，有些是红色陶胎，外加绿色的釉彩。墓中出有蓝色半透明的玻璃佩管等。这些砖墓时常堆砌在战国或西汉的土冢中，墓底便在冢内原来地面上，有时压住了战国或西汉的墓穴。
四、长沙的史前遗存
我们在杨家山北的五里牌发掘战国的楚墓时，注意到墓穴中填土是夹杂石器和陶片的灰土，大概是附近的史前遗址中移来填塞的。我们便将这些陶片和石器检出来，并且在附近找寻史前遗址；结果虽是未曾找到，但是我们确信这墓的附近必定有一个史前遗址，可能是已被破坏无余了。
关于湖南的史前文化，我们所知道的几等于零。我们初到长沙时，曾在湖南文管会看到几件由澧县送来的新石器（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听说是当地离城十里的铁坑出土的。又看到一件小石锛，听说是长沙近郊的汉墓中出土的，可能也出于填土中，似乎不会是汉时殉葬品。
这次五里牌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图十）数量虽不多，但陶片颇具特征。最可注意的是一种硬陶，作青灰色，表面压印有回字格纹、编织纹等。也有夹砂的粗陶，有鬲腿和鼎腿。石器是小石斧和菱形的箭镞。这些遗物，和江西樟树镇的新石器遗址所出的，最为相近（见科学通报1卷7期477-484页）。江浙一带的史前晚期几何纹陶（所谓“吴越文化”）、福建武平及福州横屿、广东的海丰陆丰及香港附近等的史前文化中几何纹陶片，也是属于这一系统的。由于这次的发现，使我们对于长沙古文化的了解，由战国时代更上推到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了。
图十 长沙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及石器
我们这次长沙的发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虽仅工作了三个多月，但对于长沙的古代物质文化，增加了不少的新材料，使我们对之有更深的了解。发掘团的工作人数虽不少，但是配合长沙的建设工作，有时仍感觉到力量单薄，不够应付。这使我们深感到考古事业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关怀下，是有无限发展的光明前途。同时也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责任的重大，要用十二分的努力，才能负得起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