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由周庄、同里、甪直、乌镇与上海浦东新场古镇等11个最具代表性的江南古镇，目前正在联合申报“江南水乡古镇”世界文化遗产。江南水乡古镇申遗采取的是“系列申报”的模式，即“打捆申遗”。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研究馆员赵云看来，如果把系列遗产比作是一捆树枝，它其中的每根树枝自身也应当是舒展的、自在的，具有自己的姿态；同时，它们之间还需要能够互相地勾连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形成一个更美好的状态。通过这种方式达成“1+1>2”的效果，这就是系列申报的意义所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团队开始江南水乡古镇申遗的工作是在2015年，是受江南水乡古镇申遗联合办公室和各个相关遗产地的委托而开展的，至今已经有六年了。说到这里，我首先还是要向阮仪三先生致敬，他是我们江南水乡古镇保护的先行者，也是我们的领路人。我希望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申遗的工作能够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做出一些贡献，能够真正地实现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不仅是为《世界遗产名录》之中增加一颗明珠，而且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
江南水乡古镇的申遗采取的是“系列申报”的模式。这种申报的方式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捆申遗”。所谓的“打捆”其实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些相似的古镇绑在一起来进行申遗，而是要让他们“绑”得很好看。如何解释这个“好看”呢？如果把系列遗产比作是一捆树枝，它其中的每根树枝自身也应当是舒展的、自在的，具有自己的姿态；同时，它们之间还需要能够互相地勾连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形成一个更美好的状态。通过这种方式达成“1+1>2”的效果，这就是系列申报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现在选出来的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江南水乡古镇一共是十一处，它们共同成为了系列申报的初选对象。
11处申遗古镇一览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选出来的这十一处古镇并非是全部的江南水乡古镇，而是可以整体展现遗产价值的十一座代表性的古镇。申报古镇的遴选会影响到遗产价值的表述，所以自申遗工作启动至今的这些年来，每次遴选古镇的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到遗产价值，甚至会需要我们重新论述一些古镇符合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所以，事实上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探索更加完美的申报方案，古镇的申遗名单也仍然是动态的。
乌镇的水阁房
江南水乡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按照历史城镇的类型，历史城镇下一共有三种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子类型，江南水乡古镇属于第二种，叫做“有人居住的历史城镇”。这就意味着它的价值是来自于过去的，但如今却仍然能够在活生生的物质和人文环境中呈现出来。所以，江南水乡古镇的申遗工作中非常有必要的一点，就是追溯出它的文化基因。
一、江南水乡古镇文化基因的历史溯源
我们认为，江南水乡古镇之所以能够形成，最早应当追溯到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而这一条件概括来说就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更加具体来讲，这一区域包括了西部太湖的水源地、中部的低洼平原、东部沿历史海岸线形成的岗身高地。这种地貌使得海拔最低的中部平原地带产生了湖沼遍布、水网密集的特征。此后，对江南水乡古镇的起源具有显著贡献的因素还包括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形成的，以早期的围田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的江南地区区域农业特点，以及在隋唐时期塘浦格局的初步形成与大运河的南北贯通。
直到宋元时期，江南水乡古镇的形成过程才真正开始。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主要发展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建设塘浦系统、开发水利的活动达到了高峰；二是经济作物的种植盛行；三是与经济作物相关的商贸活动开始出现并达到繁盛。到了明清时期，经过前序各个阶段的积累，江南水乡古镇终于达到了它鼎盛的阶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江南水乡地区最突出的特征是塘浦系统的精细化发展，在原有的“塘浦”的基础上，细化形成了“泾浜”的体系。此外，由于塘浦体系的进一步细化，原本圩田格局中的大圩逐渐转化为小圩，这就导致一些村落变得与水路更加靠近，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就凭借出色的水运交通区位而形成了最初的市镇。
江南水乡地区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三大支柱性的产业，在延续至当时的米粮生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丝织和棉织两大产业。这些产业的兴盛引发了集聚的效应，所以在整个江南水乡区域内形成了三大片区。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这三个片区是从东向西分布的：最东边是棉织业，中部是米粮业，而在西南位置、太湖的南岸主要是丝织业的分布区域。除了这些主要的产业之外，各个古镇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产业，比如说周庄的编织业、新场的盐业等等。
江南地区整体的水路交通网络也是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最为发达的格局。下图是东南大学李新建老师团队制作的一张图，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明清时期的市镇已经在整个江南水乡的区域里形成了均质分布的整体格局，所有市镇之间都有水路相连，同时两个临近的市镇之间的距离基本上都在50里以内。
江南水乡地区的主要水上运输线路及市镇分布
通过以上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认为江南水乡古镇这一整体的形成，是太湖周围水网湿地环境中两千年以来人与水互动的结果。通过极其精细的、且从未间断的认识水、治理水和利用水等活动，江南人与土地融合发展为精致的社会；水的流动性和水系的可塑性也塑造了江南社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影响力。从农业到手工业和商业的蜕变，促成了江南水乡古镇由文人、商人、市民共同构建的价值观念、审美理念与精神追求。总体上来说，在这个区域内，人和水的关系不仅塑造了人地关系，也塑造了人和人的关系，还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特征。
在江南水乡古镇内的三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是文人、商人和市民，他们各自的追求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文人阶层具有重教兴文的传统，享受隐逸山林的自然审美；商人阶层有着精明务实的特点；而市民阶层则主导了雅俗共赏的艺术风尚、以及多元的精神信仰与崇拜。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看似矛盾的价值观念，却在江南水乡古镇得到了融合，反而成就了江南水乡古镇的独特性，形成了古镇当中高度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文化特征。
二、江南水乡古镇的突出普遍价值与本地价值
在上述历史脉络研究与“江南文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论述了江南水乡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满足的突出普遍价值。它一共满足世界文化遗产六条标准中的（iii）（iv）（v）（vi）四条标准。标准（iii）指遗产具有见证某个文明或某种文化传统的作用，江南水乡古镇见证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多元性的市镇文化传统；标准（iv）指遗产作为一种规划和建筑类型或体系的代表和范例，江南水乡古镇是水网地区聚落空间布局和景观的典范；标准（v）着重指遗产能够反映出的人地互动关系，江南水乡古镇体现了人类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上对太湖周边低洼湿地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还有标准（vi）指遗产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而江南水乡古镇是中国从古至今文人阶层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归宿。
申遗工作的持续开展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除了从世界遗产的角度、从全球的视野看待江南水乡古镇之外，还能够从遗产内部的角度，去发掘江南水乡古镇所具有的本地价值，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古镇为当地社区服务的价值、当地社区对古镇的认知。我们也发掘了江南水乡古镇所具有的四条本地价值：一是延续至今的丰富的传统技艺与文化活动；二是对家乡自然及人文景观的高度欣赏；三是开拓进取的精神带来的自豪感与社会凝聚力；四是对江南水乡和江南人身份的强烈认同。通过这些价值，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其他很多古建筑、古遗址类型的世界遗产不同，在江南水乡古镇，遗产的本地价值和突出普遍价值是相互贯通、相互连接的。这一现象使得江南水乡古镇的申遗和保护与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申遗与保护能够成为促进当地发展的良好途径。
江南水乡古镇的突出普遍价值与本地价值
三、江南水乡古镇当前面临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基于前面我们所研究的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江南水乡古镇和江南文化的特点等等，我们识别出了江南水乡古镇现在所面临的保护和发展层面的一些挑战。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清末以来，江南水乡古镇经历过一个的低潮和衰落期。在这一时期，水利设施的破坏、以及经济中心转移到上海等因素，成为了使江南水乡古镇逐渐衰落的原因。直到90年代，古镇才通过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逐渐走向了复兴。但是，这些早期阶段的旅游发展也给古镇带来了一些目前仍存在一定影响的问题。
一是在发展过程中对遗产的破坏问题。这些破坏一方面是古镇内部的破坏，比如镇内的建设导致的古镇肌理的破坏，尤其是部分古镇中存在历史河道被填埋、改建为道路的现象，可以说是遗产价值特征非常显著的损失。另一方面则是古镇外部的影响，特别是周边城镇发展的压力在多数古镇的周边显得非常的突出，对古镇的景观环境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二是各个古镇的治理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首先是古镇保护管理机构的权责问题，镇政府、保护管理机构和多数古镇都有设置的旅游公司都对古镇的治理有着一定的话语权，而在很多古镇中，这三方机构的权责分工不明确、协调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古镇治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我们的不同古镇在遗产保护专业能力建设、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方面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尽管有些古镇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它们没能带动其他古镇有效地吸取优秀的实践经验、促进整个江南水乡古镇的协同发展，也反映了如今各镇之间交流共享机制的缺乏。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的古镇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城镇规划体系等众多保护体系，每个体系都有它们各自的约束力；但是对于江南水乡古镇这样一个构成复杂的活态遗产来说，各个体系没能良好地协调在一起、协同发挥作用，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造成了古镇各个管理环节缺乏明确的依据，这也是现在比较急迫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在功能转变中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一些古镇为了加速由历史社区到旅游景点的转变，引入了大量的、相对低端的旅游商业，不但造成了古镇业态与遗产价值无关、各个古镇之间业态同质化严重的现象，降低了游客对江南水乡古镇的评价，同时也挤压了镇内应有的服务于居民的商业和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等，让居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甚至与保护管理机构、旅游公司之间矛盾重重。
对于上述初步发现的问题，我们近期开展了一项定量的分析和研究。这项定量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把古镇内保护、治理和利用问题的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分析，从而能够实现在各个问题优先级之间的对比、和古镇之间优劣势的对比及排序。这个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能够为制定古镇整体与个体的发展建议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支持，对应采取的各类措施的优先级加以判断。
我们的评价指标体系一共分为四个层级。每个镇总体的保护利用状况是第一个层级；第二个层级包含保护状况、管理状况与开发利用状况三个层面；再接下来的第三层级是每个层面下具体的评估方面；最后的第四层级是可以直接衡量与评价的具体的细化指标。
江南水乡古镇保护与利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选取的指标是与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和特色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的。比如说在保护层面，需要注重古镇整体格局的保存以及周边大体量的建设项目的影响，我们便增加了这两项第四层级的指标；在管理层面，需要得到强调的是各领域规划的衔接问题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问题，因此我们也设置了能够有效反映这些状况的指标；在开发利用状况层面，类似因江南水乡古镇的特殊性而设置的指标则是商业建筑占比和居民利用状况这两个方面。
我们采用了矩阵判断法，通过邀请专家进行打分的方式来对各个指标进行了权重的赋值，也对每项指标定性评估结果的量化方式进行了确定，包括客观的、定量的指标和主观的指标。在主观指标打分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问卷调查的形式，请各个古镇的原住居民根据他们对镇内生活的认知与感受来进行问卷的填写。
同里古镇的水乡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得出了一系列的数据作为评估的结果，利用这些结果进行不同层面的计算或比较，可以反映出每个古镇整体的保护利用状况、古镇整体具有的共性优势与问题、各个古镇独特的优势和劣势、还有每个古镇具体的突出性问题。比如说，在保护状况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各镇的整体保护状况处于一个尚可的水平，其中周庄、同里的遗产要素保护状况相对较好、惠山的环境保护状况相对较好，主要的共性问题为周边建设项目的影响；在管理的方面，乌镇、新场、黎里和同里的状况比较好，而多数古镇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法定保护与保障不足、利益相关者参与不足；在开发利用方面，乌镇、黎里和甪直的开发利用状况整体较好，但没有设置游客容量、商业业态较差是古镇普遍面临的问题。
新场古镇
四、江南水乡古镇未来发展的展望
以上的定量的研究针对的是古镇的现状，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古镇未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使我们形成对古镇未来发展的展望。总体上来说，我们认为江南水乡古镇是在江南文化区这个大背景下的一项文化遗产，因此它的价值要在江南文化区这个框架下去讨论，古镇的保护和发展也要在这个框架下予以定位。
首先，江南水乡古镇是江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空间，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整体的层面上对古镇发展进行引导与定位，让它们起到展现江南文化、让所有的人来体验江南文化的功能；同时，江南水乡的文化、江南的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所以寻求创新是传承这种具有进取精神的文化的必然要求。另外两个方面，在江南文化传承的大框架下，江南水乡古镇作为高品质的历史城镇社区和文旅融合的典范，它的居住功能和旅游功能都值得进一步的优化。总结起来，在整体的发展定位上，我们认为江南水乡古镇就应当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实现“文化自信”、追求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事业的优秀代表。
在这个总体的发展定位下，每个古镇个体在整体的框架下也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定位：一是依托他们的现状和需求，确立它们各自的主要功能与业态，可以是居住主导的，也可以是其他的，比如文化体验、观光游览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然后对各镇状况进行统筹，构建江南水乡古镇整体的功能网络和业态布局；二是发挥文化遗产在发展中的作用，促进江南水乡古镇从微观的古镇层面到宏观的区域层面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在规划的层面上，我们从古镇的保护、治理与利用这三个方向提出了一些主要的策略。
在遗产保护的方面，需要将确保遗产价值的延续作为一切后续发展的基础。江南水乡古镇的遗产保护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分别是遗产要素的保护、城镇肌理的保护和景观环境的保护。针对遗产要素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对各类要素的分类保护，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对于城镇肌理保护，我们认为首要的目标是不能再继续对古镇格局进行破坏，在此基础上如果有可能的话对肌理进行修复：比如说在街巷和河道的保护中，在不对现代的生活造成过多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地修复一些历史上的真实面貌。而在景观环境的保护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景观节点的识别，许多的景观节点是需要持续地去识别、定义、并加以保护的。
乌镇
在治理方面我们同样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一是法定的管理体系，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地方专项法规还有世界遗产等等不同的体系，包括未来会对接的国土空间规划，它们之间应当进行协同，共同发挥对遗产保护的监督和促进作用；二是保护管理机构和旅游公司、第三方机构、还有居民等利益相关方之间职责明确、互利共赢的协同治理；第三则是在法定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体系基础上开展的能力建设，包括针对保护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第三方科研团队的支撑性研究、以及面向古镇居民的遗产保护意识提升等。
在利用方面，我们则希望能够实现游客利用功能和居民利用功能各自的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这包括从世界遗产的层面对整个江南水乡古镇展示利用各自的特色和定位做一个通盘的考虑，更好地运用好世界遗产的招牌，也从整体上更好地发挥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特征；同时，也需要对古镇内的居住环境进行提升，不仅完善现代居住社区应满足的基本需求和功能，同时维持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宗教祭祀和文化活动空间，避免对居民传统的文化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合作是实现这两类功能协同发展的手段，一个可能的模式在于由政府搭建规范化的商业平台并执行监管的职能，在这一框架下由社区提供实际的产品和服务。
（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本文原标题为《江南水乡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