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大地美食千千万万，但其中以政治军事风云变化而出名者为数恐怕不多。而毛泽东诗词里曾提及的“武昌鱼”，就是其中之一。
不一样的“武昌”
顾名思义，“武昌鱼”与“武昌”这个地名有关。在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武汉三镇”里，就有一个“武昌”。“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此打响，武昌也因此“武昌起义”闻名四海。
只不过，此“武昌”非彼“武昌”。大约也是“以武而昌”的内涵吸引了历代的王侯将相，在中国的地图上，曾经出现过三个“武昌”。一个今武昌（现武汉市武昌区），还有一个是距离此地不远，民国年间的“武昌县”，现在变成了武汉市江夏区。但这两个地方都谈不上是历史上最初的“武昌”。这一“殊荣”属于距离武汉百里之遥的湖北省鄂州市——尽管今天此地的知名度甚至远不及一江之隔的黄冈（因为有大名鼎鼎的黄冈中学）。
图1 三个“武昌”的位置
鄂州算是“因国得名”。上古年间，这里就有一个“鄂国”。《封神演义》里也有个“鄂崇禹”，总镇南方二百路诸侯，权力很大。后来，“鄂国”变成了楚国的“鄂邑”，秦朝统一六国以后又变成了“鄂县”。假设没有汉末三国的群雄纷争，这个“鄂县”大约也会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如今的“鄂州”。之所以中途有了摇身一变为“武昌”的插曲，与吴国的开国皇帝孙权有着莫大的关系。
汉末的孙氏势力起自东南的长江下游，要实现“小霸王”孙策在遗言里所说的“保江东”的战略目的，对长江中游的湖北一带可说是志在必得。这是因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反过来，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孙权破弃与刘备的同盟，进而出兵袭杀关羽夺取了整个荆州，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图2 关公败走麦城
公元221年，也就是关云长败走麦城的第二年，孙权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统治中心迁到了鄂县，并改名“武昌”，自此以后，武昌这个地名就在鄂州沿用了近1800年。
为什么是鄂州呢？所谓“左控淝卢，右连襄汉，扦御上流，西藩建康”，以鄂州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当地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谈论湖北形势时就说，“湖广之形胜……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指鄂州）”。孙权坐镇于此，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人心尚未完全归附的荆州。也正是因为孙权将“鄂县”改成了“武昌”，接下来的三国年间才有了一段关于“武昌鱼”的逸事。
孙氏“坐断江东”，在经济上主要倚靠太湖、宁绍平原一带。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东晋南朝时期，《晋书·王羲之传》就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因此，孙吴建都武昌，各种物质转运需要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在财政上是一种沉重负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荆州局势稳定之后，孙权就在公元229年正式称“大吴皇帝”后把国都从武昌迁回到了更加靠近太湖平原的建业（今江苏南京）。
不过，终三国之世，武昌都是吴国江防重镇。孙权在世时，曾经指派名将陆逊辅佐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到了他的孙子，也就是吴国的末主孙晧上台后，因为听信江湖术士所谓“荆州有王气”的说法，在265年再次迁都武昌，只留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与孙权时期一样，孙吴朝廷的国用所需仍旧需要下游扬州地区提供。庞大的军事上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物资由下游溯流供给，给吴地百姓造成了沉重的徭役负担，引发普遍不满。当时的左丞相陆凯就上疏引用了一首童谣称作：“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也是“武昌鱼”首次见诸史册。迫于东吴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第二年，孙晧又将都城迁回建业。只不过“武昌鱼”的名称从此却流传开来了。
诗词里的“武昌鱼”
从这首被载入《三国志》的“著名”童谣的内容看，既然它是以“武昌鱼”与“建业水”在文字上做对仗和比衬，实质上就是说明“武昌鱼”比“建业水”好吃。换言之，“武昌鱼”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已经成为了“美食”的代名词了。明代就有人因此写诗调侃孙权，“武昌城外汉江头，万古乾坤万古。可笑孙郎鱼不食，年年血战取荆州。”这里的意思就是，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连武昌鱼的美味都顾不上享受。
这大概也是“冤枉”了这位“吴大帝”。《永乐大典·寿昌乘》里有记载，孙权来到武昌以后，派人将鱼捞起来做成生鱼片（脍）。其评价就是“味美于他处”。宋代诗人苏同因此来了个反向思维，将孙权迁都的原因也归结为“武昌鱼”：“紫髯何事忽迁都，只应翻忆武昌鱼。”
图3 生鱼片古称脍
无论孙权到底喜欢不喜欢吃“武昌鱼”，武昌鱼从此在诗词界大放异彩也是不争的事实。南北朝年间的大诗人庾信出生在江陵 (今湖北荆州)，后来又在武昌担任过郢州别驾。他在梁末的“侯景之乱”中投奔北朝（西魏、北周）后，一面在《哀江南赋》里哀叹“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一面又在《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一诗中借鱼言志，表达思乡的情感：“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
至于过往湖北的文人墨客，往往也忍不住要吟咏一下武昌鱼。比如1177年秋天，南宋的田园诗人范成大从成都东归途经鄂州应邀赴宴，在《鄂州南楼》诗中咏诵“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极尽对“武昌鱼”的赞誉之词。
当然，最让“武昌鱼”闻名遐迩的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不朽之作《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毛泽东视察华中地区时，从湖南长沙来到湖北武汉。在畅游长江后，毛泽东即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其中就化用了《三国志》里的童谣典故，开篇便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图4 《水调歌头·游泳》
究竟何方神圣
“武昌鱼”究竟是什么鱼呢？《战国策·宋卫》记载，“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楚辞·渔父》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此可见，湖北一带自古以来就以水产丰盛闻名。司马迁和班固因此不约而同地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 …民食鱼稻。”据当代出版的《鄂州市志》水产篇记载，其本地鱼类有21科、106种。有的鱼此地有，别地也有。若以此看来，古代诸多“武昌鱼”的记载，未必不是对当地淡水鱼的泛称。毕竟到处都有的“武昌鱼”，也无所谓“武昌鱼”了。
话说回来，中国的淡水鱼里有著名的四大家鱼说法，即青、草、鲢、鳙(胖头鱼)。除此之外，《诗经》里还有一句话，叫做“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诗中竟将黄河里的鲂鱼与齐国（姜姓）贵族的美女相提并论，足见鲂鱼早已是种席上珍品。根据两晋时期著名训诂学家郭璞注《尔雅·释鱼》时的说法，“江东呼鲂为鳊”，说明古人眼中的“鳊鱼”和“鲂鱼”是一回事。
图5 鲂鱼
恰好湖北的长江（及其支流汉江）水域，正出产鳊鱼。《襄阳府志》记载，“汉水中鳊鱼甚美”。南北朝早期，南朝（刘宋）内乱，身为刘宋襄阳守官的张敬儿为了讨好即将在内争中胜利的萧道成（齐高帝），特地雇用了一种装有六橹的快船，把1800头鳊鱼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奉献给新朝皇帝。而唐代诗人孟浩然也是湖北襄阳人，他同样曾把“武昌鱼”作为家乡土产和礼物送给杜甫。清代光绪15年(1885)重修的《武昌县志》更特地指出，在各处的鳊鱼之中，“产樊口者甲天下”。湖北东部也有民谣称颂各地美食名产，其中也提到了“樊口鳊鱼”——“黄州豆腐鄂城酒，樊口鳊鱼巴东藕”。
樊口在武昌（鄂州）县西北五里之处，为通港达江之口。相传关羽曾经率军屯扎于此。实际上，在樊口捕捞的鳊鱼并不生长于此，而是来自梁子湖。梁子湖在鄂州市城区西边45公里处，湖域面积有300多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约280平方公里，为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鳊鱼在梁子湖生长成熟后，随秋后外泄的湖水，沿蜿蜒九十余里的长港，游弋到樊口进入长江，在河槽深处越冬。由于这个地理条件，樊口才成为了鳊鱼的主要捕捞地。
图6 梁子湖
到了距今100年前（1921），民国十年刊行的《湖北通志》更是第一次明确将 “武昌鱼”认定为“武昌樊口鳊鱼”的“旧名”。毛泽东主席日后在为《水调歌头·游泳》里的“武昌鱼”做解释时也说，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武昌鱼不是说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被毛泽东“忘了”的“武昌到大冶之间”的“县”就是鄂州，所出产的鳊鱼自是指“樊口鳊鱼”无疑了。
“樊口鳊鱼”即“武昌鱼”的看法，在20世纪渐成主流。事情到这里似乎就该结束了。然而，梁子湖里出产的鳊鱼，又存在着“三姐妹”——三角鲂、团头鲂、长春鳊。其中的哪一种，才是正宗的“武昌鱼”呢？1955年元月至1956年7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工作队，对梁子湖进行综合考察。鱼类学家易伯鲁教授在此次考察中发现，“通常称作‘平胸鳊’的鲂鱼中，实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种，一种俗名‘三角鳊（鲂）’，一种俗名‘团头鳊’”。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后，易伯鲁先生正式将“两侧肋骨比其他鳊鱼多一根刺的”“团头鳊”命名为“团头鲂”。由于三角鲂和长春鳊在全国其他地方（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也有分布，“如从具有地方性的名称来命名，就失去了意义”，唯独团头鲂是梁子湖独有品种。故而易先生正式将“武昌鱼”的“桂冠”戴到了“团头鲂”的身上——“如果要‘正名定分’，那么武昌鱼就应归团头鲂所专有”。
图7 团头鲂
就这样，从三国时代开始闻名达1800年的“武昌鱼”，直到20世纪中期，才算被考证出了明确对象。好在“团头鲂”的滋味，倒也对得起历代称颂“武昌鱼”的食客。它肉质肥嫩，味鲜腴美。用当代作家的话说，“武昌鱼（即团头鲂）的吃法是以蒸为主，鱼必鲜活次放料，一气蒸成，原汁原味，滑嫩爽口，清香扑鼻，的确是一道极诱人的好菜”。
图8 清蒸武昌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