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幻象

【编者按】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毅平的文章,原题为《西洋的幻象——近世中西海外旅行小说“世界观”的差异》。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小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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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世纪世界格局的巨变

15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其开始时,郑和七下西洋,其宝船规格、船队规模及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但到其结束时,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到达了新大陆,开始了环球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也开启了持续五百年的殖民、称霸史,其影响一直波及今天。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间是从1405年至1433年,前后二十八年,最远到达红海和东北非海岸。第四次下西洋时,1414年左右,其分船队还越过了赤道,到达麻林地(肯尼亚马林迪)。为了囤积货物及后勤补给,郑和还应满剌加国王之请,在当地设立了后勤补给基地。这是在吉布提基地之前,六百年里,中国唯一的海外基地。

南京卢龙山(狮子山)下的静海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以褒奖郑和下西洋的功绩。赐额“静海”,取“四海平静,天下太平”之意,表达了控制海权、永葆和平的美好愿望。

而其时的欧洲,按照罗马教廷为葡萄牙、西班牙划分的势力范围,葡萄牙人往东、西班牙人往西扩张(此瓜分世界方案后由1494年签订的葡西《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正式确定下来),葡萄牙人刚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1415),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往南,寻找绕过非洲通往东方的航路。在整个郑和下西洋期间,在当时的印度洋上,还看不到一艘欧洲商船,不能不说比中国落后得太多。

但就在明朝停止下西洋,郑和船队退出印度洋后,葡萄牙人开始一路往东。1445年,它们抵达佛得角。1487年,迪亚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非洲大陆,穿越印度洋,1498年抵达卡利卡特,1499年原路返回葡萄牙,开辟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达·伽马在印度洋上打了个来回,竟从未遇到过一艘中国商船。1511年,在郑和到达那里的百年以后,葡萄牙人征服了满剌加王国,中国唯一的海外基地同时失去。1517年,第一支葡萄牙武装商船队来到广州外海,成为马可·波罗之后最先来到中国的欧洲人。1553年,葡萄牙人开始占据澳门,这是欧洲人在中国占据的首块土地,整整四个半世纪后始返还中国。与此同时,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519至1522年,麦哲伦及其同伴完成了环球航行。整个16世纪,伊比利亚人横行全球各大洋,葡萄牙人垄断印度洋航线六十年,并在南亚和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

其实,由于中世纪欧洲造船业几乎停滞不前,在郑和下西洋几十年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出现的几支欧洲船队,其船只大小、船队规模都远不及郑和船队。然而,在持续两百多年的禁海令下,明代的造船业全面衰落,至明朝末年,宝船建造及郑和航海的所有档案资料(如《郑和出使水程》等)更是莫名丢失。从此中国再也造不出如此大船,而欧洲船则越造越大,后来居上。

二、罗懋登的《西洋记》(1597年)

晚明小说家罗懋登的《西洋记》,以明初郑和下西洋为题材,堪称中国第一部海外旅行小说。其中所写大部分的国家或地区,都是郑和船队实际到达过的,也有一些则是小说家的虚构(第五十九回所谓“从古到今典籍所不载之国”,如女儿国、撒发国、金眼国、红罗山、银眼国、酆都国等)。

但在小说与史实之间,已有近二百年的时间差,其间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在远洋航行方面,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可昧于现实的小说家对此却一无所知,仍在那里做着海上强国的美梦。“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罗懋登《叙西洋记通俗演义》)葡萄牙人都已经占据澳门了,荷兰人都快要占据台湾了,小说家却兀自痴人说梦,还在那里说什么“西戎即序”(西洋岁月静好),以为凭此即能对付“东事倥偬”(万历朝鲜之役),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西洋记》以对世界的无知为前提,以“华夷观”扭曲地看待世界,自居于上、内、日、君、父、首、冠,视他国为下、外、星、臣、子、足、履,蔑视“西洋”不知“夷夏之别”、“华夷之分”,自认军事实力天下无敌,道德水准高人一筹,身材长相尤其标致。尤为荒唐的是“不恃兵力,而恃法术”,“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怀抱着“天朝”的优越感,小说家写得煞是快活。

小说与历史两相比较,小说与现实两相比较,不由让人生出无限感慨。《西洋记》昭示我们,昧于现实将会是何等的可笑。当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的时候,小说家却仍沉湎于前尘旧梦,不免使自己沦为后世的笑柄。这也使得小说更加远离了现实,减少了其认识海外世界的价值。对照百余年后笛福的《鲁滨孙飘流续记》,《西洋记》的种种“夜郎自大”式描写,尤其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匪夷所思。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


三、笛福的《鲁滨孙飘流续记》(1719年)

中国读者熟悉的《鲁滨孙飘流记》有一个续集,即《鲁滨孙飘流续记》,其中讲的故事远不如第一部精彩和有名,却有着一大段关于鲁滨孙中国之行的描写,以及出于鲁滨孙之口的对于中国的“毒舌”(历来都把它看作是笛福本人的“毒舌”),相信是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甚而怒气的。

“一艘配备八十门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战舰,几乎可以同中国所有的船舶较量。”就在笛福说了这番话的一百二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伊始,英国的“东方远征军”中有兵船十六艘,多则配有七十四门炮,少则配有二十门炮,还没用上配有八十门炮的,就已经在中国沿海所向披靡了。而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在历次海战中一败再败,也一再证实了笛福的预言。

“我对他们的船舶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军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名的德国或英国步兵,加上一万名的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这是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说的话,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前一百四十年说的话,是甲午战争前一百七十五年说的话(笛福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列强名单里,还得加上一个“后起之秀”日本),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前一百八十年说的话……中国军备的落后于世界,并不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早就开始了。“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挨打的命运则早就注定了,至少早在笛福说这番话的时代。而那时中国朝野上下都还在美梦里酣睡,而且还要继续酣睡一个多世纪,这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时间差啊!

此外,笛福指出的当时的中国大而积弱,富而不强,尤其是“组织得不好”,落后而又傲慢,贫富差距悬殊,底层百姓困苦,基本上也都是说中要害的。中国这种“光辉灿烂”和“强大昌盛”的表象,“使他们在我们眼中显得伟大和强大”,也许在笛福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推迟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进攻;但类似笛福这样眼光老辣的西方人,早已洞悉了当时中国外强中干的事实,其看法不久就成了西方的主旋律,终于将贪婪的列强引向了中国,也将中国推入了灾难的深渊。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早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支英国枪瞄准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在笛福之流的“毒舌”中被摧毁掉了。

笛福所批评的18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中国史上著名的“康熙盛世”,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时代、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约略同时。但危机的种子却早已埋下,中国在经贸、科技、军备和国防等方面早已落后于西方。而上自皇帝下至一般读书人,于此却全然无知,全然不晓,还是盲目自大,目中无人,一味陶醉于“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当中!

我忘不了初次读到笛福关于中国的评论时的震惊。看着笛福一针见血的“毒舌”,又看着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怎样如其所言,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真让人有梦魇般的感觉。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不能因为笛福说得一针见血,刺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就简单地称之为“污蔑之词”或“种族偏见”,而是应该多想想我们可以汲取些什么教训。

四、李汝珍的《镜花缘》(1818年)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生活的年代正好比笛福晚了约一个世纪,《镜花缘》的成书年代也正好晚于《鲁滨孙飘流续记》近百年,同时也正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夜,但即使又过了宝贵的一个世纪,即使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小说家却跟普通中国人一样,于世界大势仍然一无所知,在自己的小说里享受着太平盛世,陶醉于中华帝国声威远被的自我想象,将“华夷观”发挥到了极致,比二百年前的《西洋记》还要沉湎于幻想!

就在《西洋记》问世后不久,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与杨廷筠一起编纂了《职方外纪》(1623),详载除大洋洲外世界四大洲各主要国家的概况,继四十年前(1583)利玛窦进入中国并展示其带来的世界地图之后,再次向中国人全面地介绍了最新的世界地理知识。但问世于《职方外纪》后二百年的《镜花缘》,却仍是《山海经》的世界,而全无《职方外纪》的影子。对于海外旅行小说本来最应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处境,海外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异同,海外国度真实的风土人情等等,《镜花缘》却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仅仅是虚构了一个以中华为圆心的“天下”图景,其中的海外各国不过是中国的翻版或投影。

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环球大航海的时代,《镜花缘》里的海洋却如此平静,宛如真空世界一般。林之洋、唐敖、多九公一行,“去年……正月起身,今年六月才回,足足走了五百四十天”,也就是一年有半,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海船到东到西,顶多碰到艘把“家乡货船”,不是来自“天朝”,就是要回“天朝”,根本就没有碰到过任何“邻邦船只”,宛如他们的海洋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这也难怪,《镜花缘》(第十一至四十回)里所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些虚幻的国度,没有一个是实有的国度。它们在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传统里,仅仅存在于《山海经》等神话书中。多九公自诩“海外各国,老夫虽未全到,但这国名无有不知”(第三十八回),但他到过和知道的,却都是这样一些《山海经》里的虚幻国度,而全不知葡萄牙、西班牙在哪里,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有人竟然说《镜花缘》:“从各方面表现出作者极力扩张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国之外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的愿望。”简直是文不对题,实在是搞错了方向。

而在《镜花缘》里,与这种国度的虚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国度中的文明却与中国的大同小异。比如海外各国的语言,大都与中国的相同,而且不管是哪种情况,海外各国都通行汉语,所以不必学“番语”也能走遍天下,而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就像多九公自豪地吹嘘的那样:“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所有言谈,无人不知。”——宛如今天的英语一样!海外各国不仅通行汉语,也通行汉字或“准汉字”,其历史文献也全用汉文撰写;由于通行汉语、汉字及汉文,所以海外各国也重视读书,而不言而喻,读的当然都是中国书(汉籍);于是,中国书自然也就会畅销海外,一如历史上曾经畅销东亚各国;海外各国既如此重视读中国书,汉学自然也好得一塌糊涂;而且海外各国也有中国式学校,甚至也通行中国式科举考试制度。此外,海外各国的节日、风俗等也无不同于中国,即使有所改良,也都基于中国的基础。

也就是说,《镜花缘》里所有这些虚幻的国度,全都是中国的翻版和投影,而与现实的海外世界无涉,从而除了自满自足自恋以外,全无认识海外世界的价值。小说家止步于“天下同文”的幻觉,无意于探索海外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就在《镜花缘》问世后不久,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天朝”败绩。

五、“世界观”的差异及影响

将罗懋登、李汝珍眼中的外国(西洋)与笛福眼中的中国相比,我们看到了巨大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差异。当西方人已经开始走上征服世界之路时,我们的先人却还生活在虚幻的中华“天下”的美梦中,以“华夷观”扭曲地看待中国以外的世界。

而当尚在虚幻的中华“天下”的美梦中夜郎自大的唐敖们,在海洋上遭遇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武器先进的鲁滨孙们时,除了一败涂地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由此,不仅中国和西方在近现代的命运判若两途,致使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处处落后挨打,而且中国文学的水准也开始落后于西方,以至新文学运动的标的不得不弃中而就西。

就罗懋登、笛福、李汝珍这些小说家来说,他们的“世界观”的差异,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的高下,以及其作品在后来所遭遇命运的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宁可喜欢曾经“百般诋毁”中国的笛福,而不喜欢沉湎于白日梦的罗懋登、李汝珍的。

南京的静海寺建立四个世纪后,见证了中外历史的巨大逆转。1842年8月,英国军舰兵临南京城下,胁迫清政府在静海寺内四次议约,议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约仪式还在英舰上举行。就是在那个条约中,割去了中国的香港(一个半世纪后始返还中国)。永乐帝、郑和君臣地下有知,当不知作何感想?

从明朝结束下西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闭眼无视世界巨变的自得心态中,中国失去了整整四百年的宝贵时光,结果招致了百余年的挨打和屈辱。值此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之际,回顾数百年前中国走过的道路,重温中西小说家的经验教训,实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附记:本文为今年5月22日于上海图书馆所作同名讲座之要略,内容基于拙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文学与商人》《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七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文学与商人》《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七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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