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家形成中，受到欧洲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影响，淡化了游牧力量对于中国史重要性的书写，将中国历史书写的边界局限在现代国家的疆域版图内，历史上中原农业区、绿洲与游牧区地缘关联性的角色缺失，导致历史中心被“西北化”、“边疆化”。只有恢复游牧社会历史与中原历史互动的空间性中，对其历史延续性加以重视，才有可能如实反映“西北”在中国史与欧亚整体史中的中心意义，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国并不缺乏与游牧社会互动的历史经验，不仅要考虑西方的空间观，而且要考虑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空间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区位观。
本文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作者黄达远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本文有所删改，注释从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当代主流的历史叙述，总是不自觉把中国历史等同于中原史或者汉族史。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现代性进入历史时空叙述的一个后果，现代民族国家往往形成以单一中心为时空坐标来叙述历史的话语体系与认知结构，这就导致了地理与区域观念出现了某种断裂。1947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勒石注意到：“近代中国史上一种最重要的地理事实，就是对于海洋的新关系。以前面向西北，而太平洋是后门。离长城不远的玉门就是中国的正门。对于亚洲内陆和西北诸省的接触，它在国家历史上克尽了重要的任务。但今日的情形都已改变了。中国的大门是朝着太平洋。上海广州天津取代了西安和北平的地位，玉门关只不过是供诗意的凭吊与回忆。”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从内陆为中心转向到以海洋为中心的历史时空视野转换，这种转换长期影响到中国的区域感。
2003年，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在给《西北通史》写序时，针对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西北边疆”提出质疑，人们对于西北的涵义存在着不同理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能把西北地区统称为西北边疆,在西北地区虽有边疆地区,但西北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不属于边疆。他以西北文化的三个特征思考提出不能把西北“边疆化”：第一，西北地区的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第二，西北地区一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第三，西北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道所经过的地区。西北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如兰州一带是国家几何地理中心，陇东一带是华夏文化诞生地，“嘉峪关外”还有举世闻名的敦煌——丝绸之路的文化中心。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视野下，国家提出以“新疆为核心区”的战略区位观，“西北”战略区域定位也在同步发生变化，围绕着“化边疆为中心”的理论命题，学界已经展开了一些讨论，“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一、“欧洲中心观”与世界史的时空断裂：被遮蔽的“游牧史”
近代中国的时空转向与全球史（世界史）的产生密切相关，在全球史当中产生一种社会科学化的视野，就是将欧亚大陆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以便于现代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需要下识别出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正如华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按照社会科学家的假定，人类生活必须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这些政治疆界确定了其他关键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里的国家，史学家眼里的民族—空间参数。源于西方的现代世界秩序与国家体系，以西方的经验来重组世界秩序，这就确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认知视角。
基于对于殖民主义地理与文化传播论的反思，布特劳分析指出，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认识的迅速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殖民主义的发展，它特别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获得了关于欧洲以外地区人们的大量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被高度歪曲的。第二个原因是，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的世界和人民的情况，证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具有了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这两个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西方殖民世界的需要，重新绘制世界地理，以海洋为中心的构图成为一个大趋势，这就势必要“去大陆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全球殖民体系中，“现代全球历史是作为在时间上彼此为历时性关系的陆续的单独时刻被描述的，在空间上它们只与西方有关，它们与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性关系未被考虑。”著名社会学家戴维·哈维则认为，“世界的空间……都被去地域化了，剥去了它们原先的意义，然后依照殖民和帝国主义政权的需要重新地域化。”这一后果就是造成时间与地域（空间）的分离。
中国学界对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的局限性表达了不满。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先生提出纠正性的“整体史观”，将被“海洋史观”屏蔽的欧亚大陆的历史“空间性”释放出来。整体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主张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不断交往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最终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吴于廑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并非存在于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之间。无独有偶，在吴于廑先生这篇著名文章发表的次年（1984年），在天山南北深入田野实践数十年的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在另一个学科领域中指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广大的农业区和游牧区一直是同时并存的。农业区诸民族与游牧区诸民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持久的民族关系问题。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一南一北两位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无意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共识：农耕和游牧的关系是世界史上最普遍、最“日常”的一种关系，既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地缘关系，更是一种交往关系。既要在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整体史、文明史基础上，也要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理解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这也是古代欧亚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基础。中国史、“民族史”也毫不例外，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同样是理解其历史的基本线索，由此恢复出被海洋时间压抑的、遮蔽的游牧社会“空间”性意义。
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则在“整体史”的基础上阐发了“文明交往论”，在畜牧农耕的自然经济时期，交往的地缘关系上升为主导地位地域空间的交往范围愈来愈扩大。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着地域的扩展而表现为种族、民族乃至社会、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文明文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中枢。文明交往论强调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突破了对于游牧社会“野蛮”的想象。以往的“中亚史地研究”同样受到“欧洲中心观”的强大影响，具有“时空断裂性”。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将中亚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海路的兴起取代了陆上贸易以及乌兹别克游牧人瓦解了中亚帝国的完整性，造成了中亚游牧力量终于被欧洲人取代。这一传统经典论断近期遭到了中国学者质疑，褚宁和马建春认为，16—17 世纪“布哈拉人”依旧奔走在欧亚大陆，以“布哈拉人”作为一个泛化的商业群体，这一时期通过教缘与地缘关系，将中亚诸城镇、草原以及印度、波斯、俄国、中国连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欧亚内陆贸易网络。前苏联时期的东方学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M·库特鲁科夫认为海路的开辟并没有破坏旧的商道。它继续使中亚、印度、俄国与中国保持联系，而中亚和叶尔羌的商人仍是这些国家之间贸易的中间人。他援引16世纪4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土耳其旅行家赛菲的著作指出，“（叶尔羌汗国）开采玉石绝大部分运往中国。吐鲁番是各国商人云集之地，这里集结了数干名来自亚洲各国而准备去中国的商人，他们选出自己商队的首领，经叶尔羌汗批准后前往中国；因担心居住在此地的卡尔梅克人的抢劫，许多商队不能前往中国。”不止一份穆斯林文献证实着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与商贸交流一直没有中断，从上述文献中也可以窥见，草原、绿洲与农耕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这种商贸和文化交流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亚史地学者潘志平认为，所谓15世纪后丝绸之路断绝的说法，很可能受到西方基督传教士的说法影响。基督徒视之为畏途，并不能证明此路不通。如果将丝绸之路理解成东西文明的交流之路，东西文明的交流不存在中断问题。质疑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背后有一种基督教的文明观念在起作用，使得“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种对东方的“想象”。由于19世纪是西欧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普及过程，因此对于西方中心观书写下的世界体系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央欧亚”——这一区域的游牧社会历史几乎被遗忘，如弗兰克指出的，中亚仍然是一个天文学观念上的“黑洞”。中亚对那些外围民众所在文明而言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这些民众的生活空间被吸入中心的黑洞当中。中亚也是所有那些外围民众及其文明彼此交汇互动的地方。中亚真正成为欧亚和世界历史的“缺失一环”。华勒斯坦尖锐批判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是以“区域研究”为基础，而划分这一区域的方法确实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学者反思，“我们对于世界历史与各大区域文明的认识与定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在对欧亚大陆的认识上也有鲜明体现，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都给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而忽视了这一大陆的中间地带。”
然而，要填补游牧社会历史的“黑洞”和历史的缺位，必须放宽知识的视野，包括突破建立在西方知识范式下的“区域研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是纳入到西方的“区域研究”当中，“区域地理”就是最典型之一——这就出现了“西北”被如何定义的问题：“西北”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与农业民彼此交汇的力量中心，也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流的中心，是以大陆史观中的“前门”为中心书写，还是以海洋史观的“后门”——“边疆”来书写？
二、两种世界文明交往体系的碰撞：作为区域的“西北”
两种不同的世界文明交往体系——一种是以游牧区与农业区互动的欧亚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交往体系；另一种是自海路大发现时代以来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而第一种欧亚大陆的文明交往体系中——“游牧区”有了特指的“中央欧亚”定义。中原农业区是欧亚大陆最大的农业区，在游牧与中原农耕力量的互动中讨论“西北”的区域中心性，日本都市史学者妹尾达彦做出了重大的知识贡献，他高度重视生态与人文环境的互动性，特别是以农业与游牧力量互动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视野来讨论“西北”的中心性——聚焦点是唐代长安城，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不乏启发性：
首先，妹尾达彦界定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就是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农牧区的物质交换就刺激并促进了城市的诞生。城市主要诞生在农牧交错带接壤的农业地域的一方，功能主要是交易和军事场所，由此发育出了不少城市，“到了纪元前1000年时，联合起来形成了国家，遍布中国内地的城市网络由此诞生。由此而诞生的城市网络的至今3000年间的变迁，汇集在中国五个历代都城变迁的形式之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古都，也分别是城市网络的中心。
其次，妹尾达彦注意到自4世纪至7世纪北半球进入一个寒冷期。从而导致北方人口向游牧、农业的低纬度地带南迁，游牧民大规模越过农牧交错地带而进入到农业为中心的地域，人类与文化的移动导致历史时期的又一次显著性的变化，就是在建立了游牧人的“征服王朝”。长安恰恰处于这一次人口大迁徙之路的东端，正是这样跨越亚欧大陆的人口流动，加大了长安都市文化的国际意味。在南北方向上，长安地处农业区与游牧畜牧业区的交叉地带，有利于统和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东西方向上，长安处于亚欧大陆人口迁徙之路的东端，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连接点。这两方面共同造就了长安的国际大都市地位。长安城作为欧亚大陆十字路口，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推动了长安国际化都市地位的形成。向达也说，“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
第三，妹尾达彦还进一步指出中国都市网络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步转移，即到了9世纪以后，东亚的主干交通路渐渐地开始由陆路向海路转移，主要游牧民的政治据点由中国内地西北部移向东北部，粮仓地带由中国北部移至中南部。因此，使中国的城市网络由内陆部的以长安为中心的城市网络向沿海部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网络转变。这种城市中心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长安在联系游牧与农耕社会的区域联系意义的降低。
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就意识到西北民族格局形成中的“吐蕃北上、蒙古南下”因素的重要性，周伟洲教授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观点，西北疆域特征受到四大文化区的相互影响：周秦文化区（及中原文化区，今陕西、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黄河中游一带）、甘青文化区（即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以游牧为主，农业为辅）、新疆北部天山文化区（也包括今天甘肃西部一直延伸到蒙古北方的游牧区）、新疆南部天山文化区（绿洲的农业定居生活为主，射猎生活为辅）。由此，这些区域在地缘上彼此互动，“西北”出现了不止一个“游牧—定居”的区域形态。不过以吐蕃与蒙古两股游牧势力影响巨大，特别是蒙古，是奠定今日西北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民族互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互动，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沁润着、影响着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促使其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异，而最终定型。说明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是由游牧与农耕、绿洲大小不一的空间统合而成的，这就突破了单一性的“游牧—定居”形态分布在中原黄河流域的视角——体现了中国西北疆域形成的空间性、多样性，将多中心互动的历史揭示了出来。
地缘关联性不是断裂的，而是持续的。长安曾经长期保持着东亚都城体系的中心，具有高度国际化的地位，其意义溢出了“中国”；另一方面，即使在农牧交错的中心城市转到更大的北方中心城市——北京以应对东北方向“游牧——森林”力量的崛起，西安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国际中心意义的都市，其意义并没断裂。从政治上看，西安始终保持着作为游牧与农耕交汇地带的中心城市作用。“大中国”虽然是由不同层次的空间统合而成，必须保持对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的影响力，为了更为有效地同时控制这两个地区，王朝的都城必须设立在农业区与游牧区的交叉地带，所以从唐王朝建都长安就可以断定它是“大中国”，而只控制农业区，就可以称之为“小中国”。如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等所对应的王朝，无一例外都是统治空间局限于农业区的。无论是在“大中国”还是在“小中国”，西安在联系周边游牧与农业区的地缘位置不会变化，即使明清时期，西安依然是北方的统治中心之一。明季的西安是秦王的驻藩之地，而秦王的地位仅次于燕王，称之为“塞王”；而清代则在西安驻扎八旗，修筑满城，由西安将军驻节，显示其军政地位的重要性。
从文化上看，西安仍然承担着部分中央政府维护大一统——“扶绥蒙藏”的功能。妹尾达彦指出大中国的统治者多来自游牧民族，或者具有非汉族血统，而这样的“大中国”，为了使政权正统化，需要能够包容汉族和非汉族两者的某种意识形态。所以，“大中国”的王朝，都特别重视不问民族、出身的世界宗教——佛教。长安就是整个欧亚大陆最大的“佛都”，起到了整合游牧民与农业定居民精神世界的作用。即使在明清时期，王朝的行政中心转移至北京，西安作为佛教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依然受到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来陕西巡视时，拨专款敕建广仁寺，使之成为象灵鹫山一样的灵山圣境、香城净土，借以吸引“五陵六郡之众”和“外藩属国”，从而达到“助王化”、“锡民庥”、使边疆乃至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同时也是为长安“满城”内的蒙藏上层人士王爷贝勒等提供信仰服务，康熙皇帝赐名为广仁寺，同时又为之亲书“慈云西荫”横匾和撰写《御制广仁寺碑》铭。广仁寺位于西安明城墙内西北角，有中国唯一的精品千佛殿，同时也是文成公主在长安的奉地。这一寺院同时也是包括达赖和班禅、西北康藏一带大喇嘛、高僧在西安的行宫和驻锡、朝觐之地。至今寺中还保留有达赖和班禅的住房。广仁寺为内地唯一绿度母主道场，也是陕西地区唯一的一座藏传格鲁派寺院，香火旺盛，体现了蒙藏汉满“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文化。
从经济上看，以西安为中心的商业市场辐射范围仍遍及藏、蒙并通过河西走廊远至天山南北、七河流域。明代陕甘大道、清代陕甘—甘新大道仍然是以西安为中心形成辐射整个西北的市场网络。以西安、泾阳、三原为全国性东西货品的加工与转运中心,以兰州为二级货物分销点，以西宁、哈密、宁夏、古城等地为三级批发市场，形成西北地区大宗货品茶叶、布匹、海鲜杂货以及西北地区毛皮、药材的东输西运中心。明清时期，虽然以“嘉峪关”为界，有“关内”和“关外”的区分，出关还要有官府出具的“过所”，实际上官方视野之外，民间贸易一直存在，前往天山南北的“走私”玉石、大黄的陕甘商贩始终不绝于途。无论“大、小中国”时期，西安始终是维系中国北方草原、西南藏区和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相互联系的一个中心节点城市。
西安鼓楼
随着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以来的海路大发现，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坚船利炮也冲击到欧亚大陆，原来游牧民与定居民的流动-定居的共生体关系进入一种更大的尺度与更复杂的结构。俄国不仅成为新的“草原帝国”，而且还具有新的工业技术因素支持下的武力和机动性，通过南下和东征使得欧亚大陆基本连为一体。同时，西欧国家的海上力量向东方世界的扩展，其流动性是以流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海洋权力实现的，这更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绝不限于一隅。英国越过了印度一直扩张到阿富汗、帕米尔地区和西藏。清朝也通过对于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再次统一天山南北。拉铁摩尔指出，这三重进程标志着近代世界历史的汇合。中国、俄国与英国势力交汇的轴心就是在中国西域、俄属中亚与阿富汗。
英、俄殖民力量进入中亚，首当其冲就是中国西部朝贡体系瓦解，魏源记述说：“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清朝西部疆域与朝贡体系具有多重的“内外之别”，新疆内是以天山为南北界限，山南为回部；山北为准部；“东新疆与西属国”，则以帕米尔高原（葱岭）为界限，天山、帕米尔代表了不同层次的内外关系，可见帝国时代多层次的疆域体系——行省、内藩（新疆）、属国（外藩），在俄国和英国的殖民入侵下，“外藩”以及伊犁将军管辖的西域部分疆域被强行纳入了英、俄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
殖民入侵过程打断了欧亚世界史中的“游牧——定居”原有的转换关系，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和塑造下，“游牧——定居”关系被“民族主义化”。正如弗兰克评价说，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它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另一方面，在英、俄、日等国家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进入以新的世界体系当中，仿照西方体制实现民族国家的建设，现代地理边界被条约体系限定以后，“也正是在这种无奈的权力关系格局下，我们不得不学着用西方的概念来转述和表达我们自古沿袭的领土诉求，重整清帝国之后破碎的河山。而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也就是重塑民族、创制人民的过程。”国民政府定都在东南沿海—南京，西北自然成为边缘、边疆。以东南的时空经纬为准绳，不自觉降低了游牧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整个中国历史重要性的关照，“西北”文化被破碎化，区位被边缘化。
吴于廑先生指出，原来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 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国家的疆界，去中心越远越模糊, 不能用近代的有精密地图为据的国界线的概念去看古代国家的疆界。总有一个两方都可出入的、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所谓边界。边界对于古代国家,是一个沿其领域而延伸的狭长的面的概念, 而非线的概念。现代民族国家强调的是主权边界，“由边界定中心”取代了“由中心定边疆”。边疆与“华夷界限”的意义开始分离，转而成为“中外之防”的意义。现代民族国家书写的历史视角紧缩于被边界条约束缚的版图内，游牧社会的一维被碎片化了，从而游牧力量与农耕力量之间互动历史也被“去空间化”。在这两种不同的世界文明体系中，“边疆”与“边界”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西北”区域——是地理坐标、均质化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而在大陆史的“国家”与“民族”传统中，“疆域”依然存在着“面”的概念。
吴于廑
三、接续中国处理“游牧社会”的历史经验
“日常”的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地域和空间是历史经验的基本概念。中国近代的转折就是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即纳入全球史的范畴，由此，中国从“天下观”转入“民族国家观”，按照民族主义的要求书写历史，显然这很容易落入到西方的“时间优于空间”的历史书写“陷阱”。这种时空断裂性体现在中国史叙述中心——从内陆的西安、北平和玉门关转向了上海、广州和天津。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下，中国近代史基本上以“冲击——回应”理论框架下写成了回应海洋危机的历史，大陆史从而成为海洋史的附属。即使在“大陆史”的写作中，也是以居民（农民）为中心，而不是游牧——定居互动的历史。
“国族缔造”的核心就是“国史”建构，历史与区域差异造成的“中心—边缘”、“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二分的方式，无形中是以历史叙述的话语权重中表达。费正清提出的朝贡体系分为三圈，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形成文化等级和亲疏关系，构成中华帝国的世界秩序。这种以儒家汉文化为中心，形成的“环形圈”层无疑是西方“文化传播论”的翻版，同时也预设了文化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资本、新技术、新知识与市场网络主要在沿海地区的传播，并刺激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导致地理区域上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铁路路网基本上都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广大的西北内陆地区到新中国建立前夕，除了正在修建的兰州——天水铁路外，兰州以西“无一寸铁路”。不仅造成西北经济严重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加深了沿海与西北的认知断裂，“沿海地区空间剧烈的缩减，在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里已反映出来。……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人事现象，并未反映出同程度的空间收缩。在地理上的距离，沿海地区之离新疆比离欧美近得多，然而沿海人民对新省边事，还不如对欧美事情了解的真切。”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大多接收了从西方引进的知识观念，如时人的见解：“盖所谓西北，第一论其方位，当在中国全境之西北隅；第二目的在于开发；必须中国势力所能达到之地；第三非荒凉不需开发，所开发者必比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之地，则西北之地域，当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及绥远之地。”国民政府高参蒋君章等人认为，“我国领土的几何中心是在甘肃省之凉州（武威），其地之纬度为北纬38度，经度为东经103度，以此方位将中国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部分，蒙古西部和帕米尔的北部属于西北部，西北边疆则包括蒙古和新疆的全部。游牧——定居在西北土地上的少数族群也同样被“一视同仁”视为落后和想象的“民族”。“西北”被固化为一个地理——行政区域。不过，由于文化与行政边界的不一致，对于陕西、包括兰州是否划分到“西北”区域一直存在争议。
抗战前就来到中国考察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现象，他形象的用“前门”与“后门”来比喻大陆观与海洋观下的新疆地缘角色，“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非汉族的其他民族。它地处古老印度帝国的后门，现在在该地起作用的是印度自治领和巴基斯坦自治领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新疆又地处苏联的前门之一——对于在美国外交政策支配下的种种类型的势力、威望和影响来说，是最难以接近的前门。最后，新疆还处于连续几个世纪被认为是中国后门的内地边疆的一角。但两千年前它就是中国通往亚洲心脏地带的前大门，而且今天又一次成为中国陆地最重要的前大门之一。”拉铁摩尔强调“亚洲心脏地带”的重要性，需要再次识别“中央欧亚”的历史空间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通过的地区并不是西方所指单向意义的“中央欧亚”历史区域，不能忽视其与中原农业力量相互交汇的历史面向与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特征。以往单中心的“西北区域史”导致了这一疆域当中的空间多样性被淹没，导致了本文开篇中谷苞先生的对“谁是西北边疆”的提问。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语重心长地提示我们，“在历史上的两个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提就是汉族的东西，其实西部不仅仅是汉族；一提就提西方的力量，不重视本土的力量。在这两个中心主义之下把西部的这一广大地区的人文资源给掩盖起来了。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要承袭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汉族一样长、一样重要和一样珍贵。”在游牧社会与中原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理解费先生这段话再合适不过了。
历史上的地缘关联性——游牧、农业区和绿洲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形成了“大中国”，其历史一直有其延续的一面，“西北”历史是农耕、绿洲与游牧的区域的关系史, 它几乎等同于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在中原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力量交汇处，才能看到西安（长安）的真正意义——中国大历史型塑的中心之一，而非与“东南”对应的“西北”——指向“落后”与“边疆”的意义。历史中国根本不缺乏与“中央欧亚”互动的经验，历史上的“大中国”在包容和处理不同异质性空间方面具有娴熟的经验，无论是游牧政权还是农业政权，都重视和使用佛教的象征性资源来弥合游牧民与农耕民不同的意识形态，便利了政权正统化，唐代长安城作为佛都来统合四方之民，清朝康熙在西安修建广仁寺扶绥满汉蒙藏就是生动的一例。“游牧社会”作为历史的一维早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中，只不过在当代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中被“淡忘”了。因此，正如弗兰克所提示的，“只有反思‘欧洲中心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
西北长期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互动最为频繁的区域，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尽管中亚历史上的游牧民一波波南下，人群与文化的变动性很大，相当多的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混合了。但是不变的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在物资上的相互补充与互相支援的关系，从地缘关系和文明交往看，这种空间延续性体现在农牧交错带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并在与欧亚大陆整体史观的互动中重新恢复“大中国”接续和处理游牧社会的历史经验，这就需要在欧亚时空中重新定义“西北”作为欧亚大陆的重心所在；一方面，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另一方面，农牧交错带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交流的部分共性特征从西北延伸到了中亚，借助历史经验讨论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黄达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