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弋舟写作已有二十余年，但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特别珍视的，也是拥有最多读者的，其实是一份不到15万字的非虚构作品。
这份作品，有关我国的空巢老人。2013年，弋舟带上了只有十三岁的儿子，寻访了数十位生活在乡间和城市的空巢老人。之后，他将采访文稿《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发于豆瓣，引起25万多人次的阅读，评价高达9.4分。去年5月，文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取名《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6月5日，由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上海文艺出版社协办、陕西文学院承办的“虚构与非虚构之下的写作伦理——弋舟《空巢》研讨会”在西安举办。当天下午，由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主办的“基于文学现场的文学对话——弋舟《商兑未宁》研讨会”也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商兑未宁》收录了十三篇弋舟与当代文学从业者的对话，时间范围从2013年到2020年，同样是一份非虚构文本。
很巧的是，《空巢》是弋舟采访数十位空巢老人留下的文本，《商兑未宁》则是弋舟接受他人采访的实录，在提问与回答之间，在呈现他者与流露自我之间，两份文本带领我们走近文字更深处的弋舟。
在上午的会议中，“打开”与“走出”成为批评家们理解《空巢》，理解弋舟的两大高频关键词。这两个词在下午那场有关对话的对话中得以延续。有一个共识是，在所有对话中，倾听都是一种重要的能力，也是打开自我，走出自我的关键。无论是作家、批评家、编辑、媒体人，所有文学从业者都应在对话中努力去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以此重回一个充满真正对话的文学现场。
《商兑未宁：文学对话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他们的“此刻”，我们的“未来”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看来，《空巢》直面社会关切问题，题材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感，能引发人们对相关话题的进一步思考。
他说，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在观念上却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多种价值观的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有时就发生在一个家庭内部甚至一个人身上。“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已处于高度现代化，但我们的很多观念还是传统的，而现实中的很多苦恼就源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理念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如何界定‘空巢’？如何定义‘孤独’？这些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甄别父母的权利和子女的义务等问题。”
阎晶明还提及鲁迅于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感慨这篇一百多年前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今天的问题，或者说，现代性和传统理念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鲁迅当年就强调，中国要想现代化，做父母的一定要去解放自己的子女，不能束缚他们。他有一个著名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生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一个兼顾现代性并尊重传统的解决方法。”阎晶明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关注现实、善于思考的作家，弋舟可以在相关现实题材、主题进一步挖掘、表现，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同样认为“空巢”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他还想到了另一份中国非虚构文本——梁鸿的《梁庄》，它写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但弋舟不光写了乡村，也写了城市，结果发现城里的空巢老人同样孤独得厉害，换言之，即便乡村城市化完成了，孤独的问题也无从解决。”
“虚构与非虚构之下的写作伦理——弋舟《空巢》研讨会”在西安举办。主办方供图
“在写《空巢》时，弋舟显然是站在传统的伦理尺度去面对这一现代性难题。以传统要求现代，这是不能解决的悖论。”孟繁华也感慨，作为父母的“我们”可能正在走这条路，总希望孩子越来越有出息，然后不少孩子去留学，去外地，不回来了，于是“自挖坟墓”变成了空巢老人。“所以空巢这个问题，不是把它呈现出来就完了，还有很多值得阐发的问题。如果弋舟还会愿意触及这个题材，可以在理论方面产生更多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空巢现象，但很少有人把它放进文学文本里，甚至为此去做田野调查，和儿子一起进行口述实录，非常有行动力。我们都知道空巢老人孤独，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孤独，怎样孤独，但我们在《空巢》里看到了这些人真切的生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表示，弋舟有一颗文学之心，特别能捕捉生活中有独特气质的人，并在文字中为他们重塑肉身。“很多读者在豆瓣上说自己很喜欢，但也不敢重看，不是因为《空巢》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它写得太真切。《空巢》写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此刻’，还是我们的‘未来’。”
张莉特别提及，在完成了《空巢》之后，弋舟还写了一篇有关空巢老人的短篇小说《平行》。在这篇作品里，小说家弋舟更找到了属于他的透视方法，写下了一代人的生活内面与精神困惑。“好小说最重要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有穿透表象的能力，在于写作者的思考能力。汪曾祺就认为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作家和常人的不同，无非是对生活想得更多一点，看得更深一点。弋舟是一位比常人想得多、想得深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事实真相与弋舟思考的结晶体。”
《美文》执行主编穆涛以两个词形容他对《空巢》的感受，一个是“念旧”，一个是“维新”。从个人、社会、宗法观念、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说，敬老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新的现实是社会进程的车轮滚滚而来，碾压而去，“弋舟就像医生做切片那样看到了中国有关老人的巨大社会问题。他还有一点特别好，当年做这个采访，他是带着自己儿子一起做的。”
“衰老、痛苦、疾病……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可避免的。”《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抵抗的方式，就像鲁迅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拯救。”
找到非虚构写作的“声音”
在《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看来，采访完成于2013年的《空巢》至今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已说明它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非虚构文学写作至少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纪实性，包括人物真实、事件真实；二是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三是作家本人个性化的理性思考能力。”王春林说，弋舟将老龄化问题提炼为“孤独”，把这一非虚构文学作品最终提升到了精神叙事的高度，这一点特别值得肯定。
阎晶明评价，《空巢》在非虚构的写法上有其独特性，包括采访方式、呈现方式，弋舟在保证采访真实性、保留作家独立思考、保护当事人隐私等方面也做到了比较好的兼顾与平衡。
对于空巢老人的文本书写，《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提到了“从共情到忘情”。他说，从人类学角度来讲，欧亚非各个大陆都曾有过弃老传统，老人的牺牲被理解成“为后代腾出发展空间和资源”。但进入社会文明时期，尤其是中国出现了孝文化之后，这种野蛮的传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今天，我们进入了个人主义时代，既无法接受原始社会的弃老传统，又不能完全接受封建时代的忠孝传统，我们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另一个真正的转型。”刘大先表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空巢书写或许可以再往前一步，“写作者是共情的，弋舟在《空巢》里投入了很多情感。如果我们再超越一点，就是忘情，即我们既不对它产生同情，也不产生判断，因为任何人在特定时代的主观判断都有其局限性。写作者需要的或许是把它客观地呈现出来，以此见证我们时代伦理的重大转型。”
“从采访技术来说，纯粹的客观其实是不存在的。”《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嵩回想起自己曾在三四年里每年都采访几位老作家，他发现受访者在口述过程中会受到采访环境、子女提醒以及各种突发情况的影响，而且老作家们的某些口头语、明显带有个人情绪的言论，尽管生动、鲜活，能够传达出大量信息，但往往会以“技术处理”的名义加以修改甚至直接删除。“所有采访的最终呈现，都是经过剪辑和重组的。也就是说，非虚构追求非虚构的真实，但它是不是真正符合真实的情况，这一点还是存疑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认为，弋舟在《空巢》里找到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让受访者们一个个真切了起来，同时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这些口述史一样的文字出现在一个小说家的笔下，他如何把这些文字变成有节奏、有结构，同时又有关照的作品？其中哪些东西被处理了，被隐藏了，或者被舍弃了？
李伟长还由此想到“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其著作《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很漫长地影响了后来的非虚构写作，包括新闻如何进入文学，小说和非虚构如何构成一种联系，“未来的非虚构写作一旦和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它会诞生很多具有泛文学和泛学术意义的作品，我们因此对弋舟未来如何‘打开’这个题材充满期待。”
当天下午，“基于文学现场的文学对话——弋舟《商兑未宁》研讨会”也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主办方供图
走向更加广泛而真切的他者的世界
尽管《空巢》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但它和弋舟的小说存在着某种呼应，对他之后的小说创作亦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要更好地理解弋舟的小说，《空巢》或许是一把特别的钥匙。
“在文学书写上，弋舟具有开放性。”《小说评论》原主编、《大西北文学与文化》主编李国平以《随园》为界，将弋舟目前的作品分为“刘晓东时期”和“后刘晓东时期”，“‘刘晓东时期’的弋舟有他独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现在的弋舟希望在不丢弃自己的情况下拥有别人也有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变化，它不能简单用进步或退步来评判，但我有一点朦胧的疑惑——两个时期里的弋舟都是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但这两个时期的优秀有没有区别？”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相对于弋舟的小说，《空巢》打开了一个无限的世界，因为小说相对是一个封闭的时空，而《空巢》带来了敞开的可能。不过，他认为《空巢》还是带有太多“弋舟的色彩”：“尤其是这句话——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也是弋舟经常讲的一句话。在这个书里，你会看到大部分老人确实是孤独的，这也是弋舟自身孤独感的某种投射，但老人们在孤独之外仍然还有一些复杂的情感。”
“我们可以感觉到，写作者在以一份悲悯之心面对他的采访对象。”《光明日报》“光明文化周末”副主编饶翔说，《空巢》这部非虚构作品带有鲜明小说家风格，它对叙事的“我”是有明显自觉的。书里的采访大多完成于2013年，和“刘晓东系列”的创作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而《空巢》的副标题——“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与“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亦有风格上的延续性。
在一次对谈中，弋舟向饶翔坦言他这一代作家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但《空巢》面对的是人类更广大且真实的生存和境遇。当时弋舟说，所有关于空巢老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加以想象，但这个“想象”的结果与他走访后获得的感受依旧有着巨大的不同，当他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老人，那种感受是通过想象无从达成的。也因此，饶翔认为《空巢》对弋舟的写作也是一次契机，它对弋舟之后的作品风格，乃至于弋舟如何面对更广阔的人的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弋舟早期的作品往往是理念大于内容的，但他后来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助这样一次采写空巢老人的机会，他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为了更好地梳理弋舟的创作轨迹，宋嵩做了一份弋舟的作品年表。他同样认为，《空巢》在弋舟整个创作生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文艺报》评论部编辑行超说，弋舟的作品里一直有一种孤独感，他的小说魅力来自于其中的拧巴、纠结、自我折磨。曾经他笔下的孤独是刘晓东式的知识分子的孤独，是《我们的踟蹰》里中产阶级的孤独，而《空巢》的孤独则回归到肉身，指向了生存。
“小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面对自己的，但非虚构写作需要面对的是他人和世界。所以《空巢》对弋舟来说不仅是开辟了一种全新的题材和体裁，更重要的是，它让小说家弋舟从曾经那个自我想象的、虚构的世界中走了出去，走向更加广泛而真切的他者的世界。这个过程也一定会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新的影响。”
研讨会上的弋舟。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毕胜还透露，《空巢》的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出版反响，入选十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等多家重要文学书榜、书单，选载阅读量达100万+，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齐雅丽表示，陕西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弋舟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传承了为时代写作、为人民写作的基因，也展现了陕西作家的良知、道义和担当。
陕西文学和上海出版一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空巢》不仅是近年来陕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上海出版界关注现实题材的重要出版成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说，从全国范围来讲，《空巢》也是当代中青年作家重拾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