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病逝。
在他死之前，政权交接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任何政权交接背后，都有一部确凿无疑的法统。之于袁政权而言，这个“法”，就是被后人称为“袁记约法”的1914年《约法》；这个“统”，就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这一统治序列。
当时的袁世凯，已然是内外交困，威信扫地，但北洋高层至少对其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因此，他的遗嘱也是处理政权交接的重要依据。
然而，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的接班文告中，就用了“继任”而非“代理”的字眼，显然所依据的基本法文本，是民元《临时约法》，而非袁记约法。
此时的国务院国务卿段祺瑞，倒也没有反对。
这还仅是对袁氏的第一击。
其后，全国各派各处政治力量，甚至包括北洋最具威望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都要求恢复以民元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
而西南系的护国军方面，更要求惩办那些袁世凯的亲信，并冠之以“帝制祸首”的罪名。
一方面是政坛此起彼伏的呼吁，一方面是黎元洪段祺瑞在往还商榷。至六月底，也就是距袁氏去世不足一月，黎元洪、段祺瑞便陆续下达政府令，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要旨就是恢复民元法统。
并撤销了袁世凯亲自动手的“甲寅改制”所设立的几个中央机关，包括统率办事处和政事堂。
还下令通缉那些所谓的“帝制祸首”。
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仅仅一个月，他一生缔造的所有政治遗产，都烟消云散了。
就国体、政体、法律、机构、人事，从各方面的建制来看，袁世凯都没给后人留下一丁点建设性积累。除了后来那个隆重的葬礼，和国民还在使用的银元上威武霸气的侧面头像，似乎他从未出现在现实和历史中。
其实，北洋系其他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虽然也曾贵为总统、代总统、总理、最高执政，但其政治结局和历史结局，不也同他们的老大袁世凯一模一样吗？
袁世凯之败，并非败在他自身。就政治伦理、政治品格、政治能力、政治见识而言，袁氏是超一流人物，一点都不输给同时代的张之洞和岑春煊，似乎也不输给同光中兴时期的曾国藩和李鸿章。
袁世凯生性豁达自如，心胸开阔，对人诚恳，礼贤下士，有着传统士大夫所仰慕的优秀品行。而且其办事勤敏，精细干练，雷厉风行，世事洞明，办洋务，练新军，无不做得头头是道，功成名就。
据说，清末常有同僚称袁世凯为“曹操”，袁氏甚至也会“漫应之”。这当然很可能只是“黑”袁世凯的一个段子，无非是想讥讽其不过是一个乱世奸雄。
然而，真实的袁世凯开阔大气，看不出他“奸”在哪里。
革命党固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然而公正地评价，袁世凯无论行事作风还是心理状态，都有光明磊落的古大臣之风。
比如说暗杀。按照一般解释，辛亥革命时期的吴禄贞被杀，民二选举时的宋教仁被杀，指使者都是袁世凯。然而，如果抛弃意识形态偏见，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袁世凯就是幕后黑手。而且，这二人之死，对袁氏也未必有利。
比如说用人。一直说，袁世凯是北洋系的领袖，然而他用人却五湖四海，极少有畛域局限。论到陆军，有陈宧，论到海军，有刘冠雄，论到幕僚，有张国淦，论到能吏，有汤芗铭，论到疆臣，有龙济光。
——这些人同袁世凯没有任何历史关系和地缘关系，但袁氏对他们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丝毫不以他们并非出身北洋就加以排斥或两面三刀。
从传统眼光看，袁世凯一生有两大错，也就是两次背信——第一次于1912年初背叛清室，第二次于四年后背叛民国。
然而，简单来讲，这些错误，与其说是袁世凯故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他误信幕僚。比如清廷同民国谈判时，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竟然极为倾向革命党，严重影响了袁氏的判断了时局的发展。
其后的称帝也是如此，清末的立宪派的基本精神尚在，意识形态传承尚在，其“立宪”者，既不是现代的民主共和，也不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而是一战前德国日本式的君上集权、议会制衡、责任内阁这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
这似乎也符合袁世凯的知识范围和认知范围。
当然，误信幕僚，并非是指袁世凯愚蠢，而是，当时，处于新旧之间的重要人物，完全无法明白，未来的道路究竟要怎么走。
辛亥革命，中国无论在实然部分还是应然部分，都让传统士大夫手足无措。
现在看武昌首义后的一系列暴动，固然可以标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事实上当时种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而起事者中，不乏民间社团、秘密会党，甚至刀客流民。
这是实然部分。
而应然部分，即革命党的意识形态中，既然已经“废灭鞑虏清朝”，而民国制度即共和体制究竟应该如何实施，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具体应该如何推行，相信即使革命党内那些理论家都没有可靠的线路图。
何况，革命党内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家。
所以，即使眼光高远、西学渊博如孙文者，到民国成立，也不知道前路如何，所以只能去一边建设铁路，一边思考未来和出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建立，未必是万象更新，反而一切都走上了死路。如此局面，让在君主时代做了一辈子大官的袁世凯怎么办？
他只能从传统中找出路。
而此时，传统实际上已经死了，袁世凯见不及此，乃迎头撞上，于是头破血流，命殒身殉。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徘徊和国家的无奈。
一百零一年前，袁世凯死了。而中华民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文/许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