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忌日:怀念这个令人同情的失败者

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病逝。

在他死之前,政权交接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任何政权交接背后,都有一部确凿无疑的法统。之于袁政权而言,这个“法”,就是被后人称为“袁记约法”的1914年《约法》;这个“统”,就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这一统治序列。

当时的袁世凯,已然是内外交困,威信扫地,但北洋高层至少对其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因此,他的遗嘱也是处理政权交接的重要依据。

然而,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的接班文告中,就用了“继任”而非“代理”的字眼,显然所依据的基本法文本,是民元《临时约法》,而非袁记约法。

此时的国务院国务卿段祺瑞,倒也没有反对。

这还仅是对袁氏的第一击。

其后,全国各派各处政治力量,甚至包括北洋最具威望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都要求恢复以民元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

而西南系的护国军方面,更要求惩办那些袁世凯的亲信,并冠之以“帝制祸首”的罪名。

一方面是政坛此起彼伏的呼吁,一方面是黎元洪段祺瑞在往还商榷。至六月底,也就是距袁氏去世不足一月,黎元洪、段祺瑞便陆续下达政府令,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要旨就是恢复民元法统。

并撤销了袁世凯亲自动手的“甲寅改制”所设立的几个中央机关,包括统率办事处和政事堂。

还下令通缉那些所谓的“帝制祸首”。

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仅仅一个月,他一生缔造的所有政治遗产,都烟消云散了。

就国体、政体、法律、机构、人事,从各方面的建制来看,袁世凯都没给后人留下一丁点建设性积累。除了后来那个隆重的葬礼,和国民还在使用的银元上威武霸气的侧面头像,似乎他从未出现在现实和历史中。

袁世凯忌日:怀念这个令人同情的失败者

其实,北洋系其他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虽然也曾贵为总统、代总统、总理、最高执政,但其政治结局和历史结局,不也同他们的老大袁世凯一模一样吗?

袁世凯之败,并非败在他自身。就政治伦理、政治品格、政治能力、政治见识而言,袁氏是超一流人物,一点都不输给同时代的张之洞和岑春煊,似乎也不输给同光中兴时期的曾国藩和李鸿章。

袁世凯生性豁达自如,心胸开阔,对人诚恳,礼贤下士,有着传统士大夫所仰慕的优秀品行。而且其办事勤敏,精细干练,雷厉风行,世事洞明,办洋务,练新军,无不做得头头是道,功成名就。

据说,清末常有同僚称袁世凯为“曹操”,袁氏甚至也会“漫应之”。这当然很可能只是“黑”袁世凯的一个段子,无非是想讥讽其不过是一个乱世奸雄。

然而,真实的袁世凯开阔大气,看不出他“奸”在哪里。

革命党固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然而公正地评价,袁世凯无论行事作风还是心理状态,都有光明磊落的古大臣之风。

比如说暗杀。按照一般解释,辛亥革命时期的吴禄贞被杀,民二选举时的宋教仁被杀,指使者都是袁世凯。然而,如果抛弃意识形态偏见,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袁世凯就是幕后黑手。而且,这二人之死,对袁氏也未必有利。

比如说用人。一直说,袁世凯是北洋系的领袖,然而他用人却五湖四海,极少有畛域局限。论到陆军,有陈宧,论到海军,有刘冠雄,论到幕僚,有张国淦,论到能吏,有汤芗铭,论到疆臣,有龙济光。

——这些人同袁世凯没有任何历史关系和地缘关系,但袁氏对他们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丝毫不以他们并非出身北洋就加以排斥或两面三刀。

从传统眼光看,袁世凯一生有两大错,也就是两次背信——第一次于1912年初背叛清室,第二次于四年后背叛民国。

袁世凯忌日:怀念这个令人同情的失败者

然而,简单来讲,这些错误,与其说是袁世凯故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他误信幕僚。比如清廷同民国谈判时,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竟然极为倾向革命党,严重影响了袁氏的判断了时局的发展。

其后的称帝也是如此,清末的立宪派的基本精神尚在,意识形态传承尚在,其“立宪”者,既不是现代的民主共和,也不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而是一战前德国日本式的君上集权、议会制衡、责任内阁这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

这似乎也符合袁世凯的知识范围和认知范围。

当然,误信幕僚,并非是指袁世凯愚蠢,而是,当时,处于新旧之间的重要人物,完全无法明白,未来的道路究竟要怎么走。

辛亥革命,中国无论在实然部分还是应然部分,都让传统士大夫手足无措。

现在看武昌首义后的一系列暴动,固然可以标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事实上当时种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而起事者中,不乏民间社团、秘密会党,甚至刀客流民。

这是实然部分。

而应然部分,即革命党的意识形态中,既然已经“废灭鞑虏清朝”,而民国制度即共和体制究竟应该如何实施,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具体应该如何推行,相信即使革命党内那些理论家都没有可靠的线路图。

何况,革命党内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家。

所以,即使眼光高远、西学渊博如孙文者,到民国成立,也不知道前路如何,所以只能去一边建设铁路,一边思考未来和出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建立,未必是万象更新,反而一切都走上了死路。如此局面,让在君主时代做了一辈子大官的袁世凯怎么办?

他只能从传统中找出路。

而此时,传统实际上已经死了,袁世凯见不及此,乃迎头撞上,于是头破血流,命殒身殉。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徘徊和国家的无奈。

一百零一年前,袁世凯死了。而中华民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文/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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